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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2月08日 星期三

    老舍的宗教虔诚与献身精神

    吴永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2月08日   05 版)

        一、“舍予”曾为“字”,后为“名”

     

        中国现代作家多不以本名行世,而另以“字”、“别号”、“笔名”、“堂号”及“室号”为人所知。研究姓、名、字、号是中国传统的一门学问,从中可以窥见对象的个性和人格投影。

     

        现代著名作家老舍的“字”、“名”也很有讲究。

     

        “老舍”本名舒庆春,原无字。14岁左右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曾取“字”曰“醒痴”,此时如登录全名,即:舒庆春,字醒痴。19岁左右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期间,改用“舍予”为“字”,此期如登录全名,即:舒庆春,字舍予。23岁左右,领洗加入基督教,改“字”为“名”。此期如登录全名,即:舒舍予,无“字”。(后有时仍用舒庆春)

     

        老舍很喜欢“舒舍予”这个名字,从此沿用下来,本名“舒庆春”渐为人淡忘。

     

        这里有两个事实不应混淆:“舍予”曾为“字”,后为“名”,二者是有区别的。

     

        二、取字事小,改名体大

     

        俗话说得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盖因取“字”事小而改“名”体大。老舍以“舍予”取“字”及“改名”,分别在“领洗加入基督教”的前后,其中必有因由,这就是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

     

        舒乙是老舍的后人,他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提出了“拆字”与“献身”说:

     

        “从字面上看,他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拆字游戏,由‘舒’而‘舍予’,把自己的姓一分为二,取舍我的意思,恰好又很有含义……‘舍吾’这类的词,中国的古书中早已有之,在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中也都提倡这个思想,加之年轻的老舍在自己身旁又见了许多严酷的不公,便产生了‘一切为了别人,完全舍弃自己’的念头,索性写在名字上,当做自己行动的准则,表现了一位少年忧国忧民甘愿奉献自己去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取“字”与“改名”是两码事,应当分论,舒乙的分析却一步跨了过去。“拆字”说用来解释老舍将“舍予”用为“字”时尚可,用来解释“名”时则欠妥;“献身”说用来解释老舍将“舍予”用为“名”时尚可,用来解释取“字”时则嫌早。

     

        21岁时,老舍任小学校长,少年得志,颇想在教育事业上做出点名堂来,其拆姓取字,也许便寄寓了奋发有为的愿望;22岁时,被提拔为京师学务局的劝学员,同年兼任北京北郊地方自治筹备会会长,跨“学”、“政”两界,春风得意,却与其初衷相违(参看《老张的哲学》中有关描写);23岁时,他已陷入官场这个酱缸,“烟、酒、麻雀”样样皆通,“只是不嫖”,好歹守住了道德的底线,其行为与“献身”的正面寓意完全不相干(参看《小型的复活》)。24岁时,他大病一场,肉体与灵魂从毁灭的边缘挣扎过来,很快便领洗入教,同时改名“舒舍予”,这个新“名”颇有自我警策的宗教意蕴。

     

        关纪新研究老舍有年,他在专著《老舍评传》中写道:

     

        “入教前后,舒庆春很有些虔诚而又激进的表现,头一件事,是他郑重地启用了两三年前为自己所取的‘舍予’的表字,从此,舒庆春的本名,和舒舍予的字,开始被他交互使用。”

     

        他注意到老舍改名与领洗加入基督教的联系,强调“舍予”与宗教“虔诚”有关,但他没有考证其“字”与其“名”的先后替代关系。

     

        以“舍予”为“字”或为“名”是应该有所区别的两件事,事实也是如此。老舍领洗入教前,文章署名或为“舒庆春”或为“舍予”;入教后,所著译的宗教文章全部署名为“舒舍予”;不仅如此,此后,凡参加社会活动及宗教活动,需出具姓名时,他都郑重地署名为“舒舍予”。

        三、“舍己”的宗教寓意是自我救赎

     

        老舍改名为“舒舍予”究竟有什么宗教含义呢?且让我们翻开《圣经》: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Mat16:24)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可福音》Mak8:34)

     

        以上这些段落都是基督教徒的入门宝典。老舍熟谙《圣经》,可以想见,他由经文中的“舍已”而联想到曾用过的字“舍予”,“舍己”即“舍予”,产生因缘巧合之感,便改名为“舍予”,以表达自己的宗教虔诚。

     

        话又说回来,“舍予”在基督教义里是否具有“一切为了别人,完全舍弃自己”,或“忧国忧民甘愿奉献自己去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呢?也不尽然!

     

        西方神学家宾克(W.Pink)在其著作《十字架与自我》中写道:“舍己,就是舍去人有罪和败坏的本性。”就是说,“舍予”有着自我救赎的宗教意蕴。

     

        大家都知道,老舍入教是在大病初愈之后。度过“二十三,罗成关”后,他进行了痛苦的反思,“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做;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小型的复活》)他断然加入“洋教”,是否有借助神的约束来抵御外界声色诱惑的初衷呢?请看以下两个事实:

     

        1922年上半年,老舍领洗加入基督教。

     

        1922年9月,老舍辞去劝学员“清闲而酬优”的职务。

     

        谁能说这二者之间没有联系。不久,老舍去南开中学执教,除教学外还兼任了学校基督教团体的一些职务,整天忙碌,旧的“嗜好”全戒除了,生活充实,心理满足,他曾自述道:

     

        “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

     

        有研究者以为老舍上面的表白,“颇可以成为”便是“还不能成为”,流露了与基督教离心离德的情绪。这是天大的误读!“清教徒”是基督教派的一支,“他们比任何其他传统的改革派信徒更认真地过圣洁的生活(参看《灵修神学发展史》)”。老舍全心奉主,抱愧尚不能像清教徒那样生活,正表达出无限的宗教虔诚。

        四、“舍己”的宗教寓意是“奉主为圣”

     

        “舍己”在基督教义中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蕴,即“奉主为圣”,传播福音。

     

        神学家认为:“基督徒是舍弃自我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属于基督同时又为自己生活是不可能的。”

     

        老舍自入教后,认真地实践教义,传播福音,甚至到了衣食不继也不顾的地步。

     

        1923年初,老舍辞去南开中学的教职返回北京,同年2月任北京教育会文书,8月在京师一中任兼职教员。这两项职务加起来月俸不过40余元,他已无力维持他和母亲的生活,况且还要自费去燕京大学自修英文。然而就在此期,他仍积极地从事宗教活动:

     

        同年9月,任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主日学总干事。

     

        同年9月,任基督会北京灯市口地方服务团干事。

     

        同年10月,任基督会唯爱社书记。

     

        教会里的事情多,讲道、歌咏、诵诗,开办女工工厂,赈济灾民,卫生演讲,印制宣传品,每天忙得团团转,报酬什么大概是谈不上的。就在这年的冬天,老舍的经济状况陷入了绝境,为了给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他把御寒的皮袍也卖掉了。朋友罗常培去看望他,看着他的窘状,责怪他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

     

        “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老舍竟如此回答。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在支撑着,老舍能说出这番话吗?而在那时,能支撑他的,只有宗教事业和宗教信仰。

        五、“舍予”的哲学意蕴是“献身”

     

        1924年7月,在宗教上层人士宝广林和伊文思的积极推荐下,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聘请老舍为该院中文讲师,聘期五年。老舍束装就道,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英国期间,老舍受许地山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他的宗教信仰逐渐升华到哲学观念层面。他曾在《唐代的爱情小说》中这样含蓄地写道:“中国的宗教精神和基督教及回教的精神是不同的。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是从哲学或道学观念来看待宗教的,这和欧洲人的宗教观很不相同。”

     

        1931年,老舍归国后,在公众场合几乎缄口不言基督教,也几乎不去基督会堂,但他并没有改变宗教信仰,只是将其从口边移到心底,由形而下变为形而上。据有关资料,老舍与基督教会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与宗教人士的接触从未中辍,基督教真义对他的影响持续了一辈子。

     

        神学家宾克说得好,宗教信仰并非是“一种信心的目标,而是指一种心路历程”。

     

        鲁迅说得更为透彻:“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杂感》)

     

        研究老舍的早期宗教信仰,其重要性就在于此。老舍能够为之狂热,说明他秉性中具有为某种信念而“献身”的内在愿望;当新的信念在前头呼唤时,他便能自觉地把新的责任承担起来,且放大加重;老舍一生中曾有过若干次这样的爆发期——在新加坡时他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回国后便创作了《猫城记》;抗战爆发,他从济南来到武汉,投身抗战,立誓当“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建国初期,听到周恩来的召唤,便毅然返国,等等。

     

        以幽默作家知名的老舍其实更是一位甘为理想献身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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