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劝陈独秀写自传

    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可是“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但却“终不肯下笔”。有些老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写自传就去世了。这其中，有曾任中华民国参众两院秘书长、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福建大学校长的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有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的国学大师梁启超，有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的梁士诒等。缺少了这些人的自传，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学的“绝大损失”。此外，胡适还劝告过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等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结果却是，只有陈独秀一人留下了自传（蔡元培先生留下了《自写年谱》）。

 

    一、陈独秀狱中写《实庵自传》

 

    1932年10月15日，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远在北平的胡适先生发电报给上海的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爱因斯坦在电文说：“陈独秀是东方文曲星，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予释放。”

 

    在中山公园，蒋介石被记者围住问及陈独秀事件，蒋说：

 

    陈独秀虽已被共党排除，但亦是共党之鼻祖，危害民国，未戒组织社团闹事之病。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0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快邮代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24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

 

    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前后，国民党很多要人都来看望陈独秀，连蒋夫人宋美龄都来了。陈独秀在狱中有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牢房里给他准备了好几个大书柜，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还准许他把小媳妇潘蓝珍带进监狱，陈独秀在狱中公然做爱，并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蓬勃展开时，陈独秀为声援和鼓舞被捕学生就写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的哲理短文：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回陈独秀真的把研究室与监狱合二为一了，他潜心著述，完成了《孔子与儒学》等书稿。并准备撰写自传，以便完成胡适先生对他的期望，同时也可以获得丰厚的稿酬，改变生活的困境。

 

    1932年12月22日，陈独秀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写的信中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笔者按：指汪孟邹所在的亚东图书馆）印行，如老友不能及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他怕《自传》写出来一时不能出版，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他的拼音文字稿就在商务印书馆，毫无政治色彩，但却一直没能出版。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说：“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不敢出版，傅斯年（孟真）的历史研究所也没有出版。

 

    于是，陈独秀让前来探视的汪原放请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重印《独秀文存》试试水。没想到《独秀文存》重印后，反响极大，销售很好。此前，陈独秀已经在亚东图书馆预支了很多稿酬，这次扣除预支的稿酬尚馀364元。既然《独秀文存》可以出版销售，《自传》当然也可以了。

 

    这时，曹聚仁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稿酬颇丰，约相当于现在每千字6000元人民币，颇具诱惑力，只要群益图书公司的信誉可靠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1933年3月14日，陈独秀在写给高语罕和王灵均的信中却改变了主意：“《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及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他要把《自传》交给“长沙老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因为这时的亚东图书馆亏损严重，陈独秀须加扶持。

 

    《自传》动笔前，他请外面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为借鉴。可是，他与监狱外面中国“托派”的笔墨官司一直是没完没了，使他无法静下心来，甚而至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1933年10月13日，他在给汪孟邹的信中这样说：

 

    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如何？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不记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陈独秀是个一诺千金的直性人，他答应胡适写自传，就想着一定要实践诺言。如今，情势不由人，他怕胡适怪自己食言，因此在狱中写信托汪孟邹向胡适转达自己的苦衷。

 

    1937年7月，著名出版人《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哲庵）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7月8日，陈独秀致函陶亢德说：

 

    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已，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

 

    从7月16日到25日，仅仅十天，陈独秀就完成了《实庵自传》的《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两篇，共计13000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

 

     二、胡适请汪精卫释放陈独秀

 

    《实庵自传》两章寄出后的一天夜里，日寇飞机炸塌囚室的房顶，陈独秀幸亏躲在书桌下面才逃过一劫。这时，胡适先生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参政会，他非常担心陈独秀的安全，于是给汪精卫写信，要求释放陈独秀，“为国家保存种子”。8月19日，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回复便函说：“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著安弟汪兆铭顿首。”

 

    四天之后的8月23日（农历七月十八，处暑），关押了差53天就满5年的陈独秀出狱了。

 

    陶亢德收到书稿后，马上发布广告，称《实庵自传》乃“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后记中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特本刊之幸也。”陶亢德注意到了书稿上的“写此遣闷”四字，为了把陈独秀拴住，连载时特意提示读者“每期都有”。

 

    从1937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实庵自传》连载于《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期上，署名陈独秀。

 

    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也迅速印发了《实庵自传》的单行本，并在“刊者词”中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意义的。”

 

    三、未能完成的《实庵自传》

 

    这两位出版人得知陈独秀出狱的消息非常高兴，以为《实庵自传》会顺利续成。一则陈独秀有了自由，有了时间；二则他们在杂志上用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的方式“绑架”了陈独秀，以便迫使他就范完稿。

 

    可是，出狱后的陈独秀一到汉口，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的烈火中去了，写作抗战文章，发表抗战演讲，《自传》的事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正如陶亢德在《关于<实庵自传>》中所说：

 

    到得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思续写。我呢？虽然要的是自传，但也不能强人所难。……不过每次去信，总还是带一句劝他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我不知怎样，总觉得《实庵自传》有趁早完成之必要。

 

    11月3日，陈独秀在回复陶亢德的信中说道：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势不得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佛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在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陶亢德当然无法再问，《自传》一拖再拖，最后便搁浅了。陈独秀也有自己的苦衷。1942年2月20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写道：“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这“真不能不写”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答应了胡适的劝告请求。可是，五四之后，那么多的是非纷争如何绕得开？即便是写了，也肯定不能出版。“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那就干脆不写了。

 

    1942年5月27日21时40分，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只有两章的《实庵自传》终成绝响。然而，它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实庵自传>刊者词》所说：

 

    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会道出他自己的生活变迁，他的活动背景，他的经验，以及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的历史事实。尤其有意义的是，他会告诉后人，他并不是什么天纵的超人，而是从平时生活中奋斗出来，可以模仿而跂及的。因此，这种自传，实包含有无限的历史的与教育的重要性。陈独秀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与政治史上的功业，不仅照耀着近代的中国，且早已照耀到世界，这久已成为历史定评，无须在此多说。

 

    这两章未完成的“权威的自传”，倘若没有胡适先生的“劝告”，今天的读者恐怕无缘相见了。

 

    （本文收入《胡适手稿四十自述评注》，即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