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百花我诵尽

    花在《花间集》中不只是寓意之物，也不只是起兴之物，花在《花间集》中首先是自然形态下的花。

    一

    杏花在《花间集》中出现的频率不仅最高，而且是最美丽的花。由于韦庄《思帝乡》中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让杏花于《花间集》中最让人难忘。杏花有白色的，如“杏花含露团香雪”（温庭筠《菩萨蛮之五》），如“杏花飘尽龙山雪”（牛峤《应天长》）；杏花有红色的，如“萱草绿、杏花红、隔帘栊”（温庭筠《定西番之二》），如“香掩阁，杏花红，月明杨柳风”（牛峤《更漏子》）。《花间集》中杏花，是“花间”诗人们的最爱，因而有必要对这种花要有一个植物学上的认识。在一介绍植物的小册里说，杏花，“属蔷薇科，落叶乔木”；杏花，“叶阔卵形或圆卵形，边缘有钝齿。近叶柄顶端有二腺体。花单生或2－3个同生，原产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各地分布最广”。1977年版的《新华汉语词典》释，杏“落叶乔木，叶子宽卵形，花单性，白色或粉红色”。其实，杏远不只产于西北、华北和东北，尽管“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中的杏花村指的是华北一带，但是杏花在南方也一样开得明亮和艳丽。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入蜀于王建门下作掌书记的前朝宰相韦见素孙子的韦庄韦大公子，在蜀生活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而且可以说是美好的时光里，韦端己里的杏花，一定是锦江两岸的杏花吧。杏花在南方一样地烂漫，这是可以肯定。在差不多500首的“花间”词作中，杏花入诗是最多的，近20首。不仅杏花一种，有差不多近30种各色花儿入了《花间集》。

    牡丹，如“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温庭筠《菩萨蛮之三》），“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花”（温庭筠《菩萨蛮之八》）。海棠，如“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温庭筠《菩萨蛮之四》），“海棠花谢也，雨霏霏”（温庭筠《遐方怨之一》），“海棠未坼，万点深红”（毛文锡《赞成功》），“海棠零落，莺语残红”（欧阳炯《凤楼春》）。梨花，如“细雨霏霏梨花白”（韦庄《清平乐》），“此夜有情谁不及，隔壁梨雪又玲珑”（韦庄《浣溪沙之二》）。荷花/藕花，如“芙蓉凋嫩脸，杨柳随新眉”（温庭筠《玉蝴蝶》），“时逞笑窜无限态，还如菡萏争芳”（尹鄂《临江仙之一》）。如“藕花菱蔓满重湖”（薛昭蕴《浣溪沙之七》），“越王宫殿，苹叶藕花中”（牛峤《江城子之一》）。梅花，如“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韦庄《浣花溪之三》），“云锁嫩黄烟柳细，风吹红蒂雪梅残”（阎选《八拍蛮之一》）。柳花，如“柳花飞，愿得郎心”（牛峤《感受恩多》），“倚栏喁望，暗牵愁绪，柳花飞起东风”（欧阳炯《凤楼春》）。杨花，如“渡口杨花，狂雪任风吹”（牛峤《江城子之二》），“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顾敻《虞美人之五》）。桃花，如“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韦庄《菩萨蛮之五》），“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云”（毛文锡《赞浦子》）。芦花，如“芦花扑，数只鱼船何处宿”（欧阳炯《南乡子之八》），“荻花秋，潇湘夜，橘州佳景如屏画”（李询《渔歌子之二》）。菱花，如“钿匣菱花锦带垂”（薛昭蕴《浣溪沙之二》），“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顾敻《酒泉子之五》）。红蓼，如“红蓼渡头秋正雨，印沙鸥迹自成行”（薛昭蕴《浣溪沙之一》），“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欧阳炯《南乡子之六》）。豆蔻，如“蛮歌豆蔻北人愁，蒲雨杉风野艇秋”（皇甫松《浪涛沙之二》），“鸳鸯排宝帐，豆蔻乡连枝”（牛峤《女冠子之四》）。丁香，如“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牛峤《感恩多之二》），“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你飞起入丁香”（孙光宪《八拍蛮》）。芍药，如“绣带芙蓉帐，金钗芍药花”（牛峤《女冠子之二》）。红蕉（刘案即美人蕉），如“兰烬落，屏上暗红蕉”（皇甫松《梦江南之一》）。桂花，如“水晶宫里桂花开，神仙探几回”（毛文锡《月宫春》）。榆花，如“金盘珠露滴，两岸榆花白”（毛文锡《醉花阴》）。紫檀,如“春水轻波浸绿苔，枇杷洲上紫檀开”（毛文锡《浣溪沙之一》）。粉檀,如“落花深处…粉檀珠泪和”（李珣《河传之二》）。《花间集》中还写有木棉花、石榴花、木槿花等等。刺桐花，如“相见时，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李珣《南乡子之十》），“回塘风起波纹细，刺桐花里门斜闭”（李珣《菩萨蛮之二》）。没有这些自然的花，怎好意思称《花间集》呢？

    二

    在《花间集》中，有草本的花，如芍药、芦花、藕花、菱花、红蓼。有木本的花，如梅花、杏花、海棠。木本的又有乔本如杏花、梅花等，有灌木的如蔷薇、海棠等。而牡丹是既有草本也有木本的花。芍药有时像牡丹，但芍药只有草本而无木本之份了。不知诗人们咏的牡丹是草本之牡丹，还是木本之牡丹了。反正在诗人眼前，牡丹在院落在庭中不是国色天香就是艳丽之极的尤物。由于“花间”诗人大都生活在四川（当时蜀），即使出生地不在蜀，如韦庄（陕西）、温飞卿（山西）、牛峤（陇西）、毛文锡（河南）、和凝（山东）等人，但是他们在创作“花间”词时，大都供职于蜀或游冶于蜀（除温之外），也就是说，在他们生命的中后期，他们与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蜀，可以说他们偏安一地（整个北方和江南都处在政权更迭的乱像中），也可以说他们忘情“花间”以及“花间”里的醉生梦死。毕竟，“花间诗人”有过他们无论从情感还是肉体都有过的快乐。不然，他们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绮丽与艳俗的“花间”词文。“花间”诗人中所涉及的“花”就有了与唐之长安—洛阳的花不同的花。如“碧桃”。碧桃，虽说北方南方都有，不过南方长的碧桃更高大更有精神。蔷薇科的碧桃在南方可高大八米。“碧桃花谢忆刘郎”（薛昭蕴《浣溪沙之八》），而此诗的地理背景正是南方：“越妇淘金春水上，步摇云鬓佩鸣孬，渚风江草又清香//不为远处凝翠黛，只应含恨向斜阳，碧桃花谢忆刘郎。”我们知道，薛昭蕴是北方人，也在长安任职多年。但因事曾贬官在湖南一带，后又以侍郎之职仕王建之后蜀。因此，薛之碧桃，显然不是长安的碧桃，而是南方的碧桃了。至于刺桐便更是南方之木了。刺桐落叶乔木，原产亚洲热带，树身高大挺拔，枝叶茂盛，花期每年3月份。花色鲜红，花序硕长。花开时，刺桐叶还在萌芽阶段，因此，刺桐花开时，只见花开，不见绿叶。几年前，游历侨乡泉州，见泉州一条街的绿化树外侧是香樟，内侧便是刺桐，而且差不多有一人合抱那么大。尽管不在花期，也极为壮观。可以想见如朱红带大红的刺桐花绽，那是一番怎能样的景观！泉州，由于宋明（尤其是在明一季）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从此，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了汉唐的（陆路的）丝绸之路。满街的刺桐成了泉州的标识，因此泉州又叫“刺桐城”或“刺桐港”。也许这才有“刺桐花里门斜闭”的情景。而李珣正是蜀人。李珣，梓州（即今绵阳三台）人因小词很得后主赏识。而木槿、木棉更是南方特有的乔木了。分布于西南的木棉不要说在北方难见，即使是在南方，也是高大无朋的大树哩！所开之花，火一样热，火一样红。这才有了孙光宪的“木棉花映丛祠小”（《菩萨蛮之五》）之句。记住，“花映下”，不是一座祠院，而是鳞次栉比的祠院，即使如此，也在高大的木棉花下，再大的祠院或再多紧挨的祠院也变得来小了。只有像孙宪光这样的蜀人（仁寿），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笔者有年冬天到过以产木棉树而盛名的攀枝花市（刘案木棉树即攀枝花树）市，也真算是领略了什么叫硕大无朋。虽说花还没有开，但见木棉高大伟岸的树干，伸进云里，可以想象，真是到了开花时节，那是一番何等壮观的画图。

    花入诗是中国诗的传统。“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桃夭》），以其天真烂漫、色彩浓烈成为中国花之入诗的开山之作。至于“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园有桃》）的忧伤，则又是中国文化的另一支文脉。《诗经》的编纂者及重订者孔子，在其《论语》里就说诗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贷》）。所谓“草木”，想来也包括草木之花。有人为此专门考证了《诗经》里植物，说《诗经》里记载了130多种植物，但花最多的，反而是《花间集》了。花儿朵朵在《花集间》中发扬光大。《花间集》的花不仅仅只是一个只能指。《花间集》的花，还有不同的姿态和由此产生的不同心境的所指。

    三

    在《花间集》里，花开花落，让古人今人大开眼界。大凡花开时，大都与诗人舒畅的心情与愉悦的心情相关。百花如“握手河桥柳似金，蜂须轻惹百花心”（薛昭蕴《浣溪沙之四》）。繁花如“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皇甫松《摘得新之一》）。花丛如“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韦庄《菩萨蛮之三》）。山花如“山月照相馆山花，梦回灯影斜”（牛峤《菩萨蛮之四》）。花烂漫如“春晓晚，戏蝶游艺机蜂花烂漫”（韦庄《归国遥之三》）。“花间”诗人们面对百花群芳的姿态，花在人前，人在花中，欢欣舒畅，及时行乐（由此，后人对《花间集》颇多微词）。自然在“百花”的姿态下，诗人们也由此有着其它的感受。“为君憔悴尽，百花时”（温庭筠《南歌子之三》），“恨对百花时节，王孙绿草萋萋”（毛文锡《河满子》），“花正芳，楼似绮，寂寞上阳宫里”（张泌《满宫花》）“月临窗，花满树，信沉沉”（顾敻《酒泉子之二》）等等就是“花间”诗人们面对百花盛开时的离愁和惆怅。“诗，可以怨”（《论语·阳货》）是孔子诗论和诗理想的重要参数（钱锺书还有专文讲解呢）。其实，“花间”诗人除了写户外大自然的花外，其实，“花间”诗人们还写了许多“庭中”之花的。如“露浓香泛小庭花”（张泌《浣溪沙之三）。对于诗人们来说，凡花开，都是花的天下，也是“花间”诗人们的天下。

    在《花间集》里，花发花谢既是花的生命铁律，也是“花间”诗人们自己感受到的自个儿的生命铁律。在《花间集》中，对花发花谢的状写几乎无处不在。“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温庭筠《河渎神之二》）。对于温飞卿来说，梅花一开，江南的春天也许就要到了，那么诗人的归期就在了眼前。“花欲谢，深夜，月胧明。何处按歌声，轻轻。舞衣尘暗生，负春情”（韦庄《诉衷情之一》）。花儿还没有谢去时，诗人已经深感到，花谢要给人带来的惆怅与惋惜。遥想韦庄的后辈们的“奴面不如花面好”（李清照《减字林兰花》）的喟叹、“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红楼梦/葬花吟》）的自怜，韦庄的自责，不仅仅是显示了两性关系中男性的主导一面，同时显示了男性负情的愧疚。在“花间”诗人里，花发花谢有着更多不同的姿态：“春入黄塘摇浅浪，花落小园空惆怅”（牛峤《玉楼春》），“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韦庄《归国遥之一》），“满地落花无消息，月明肠断空忆”（张泌《思越人》），“曲院水流花谢，欢罢，归也，犹在九衢深夜”（孙光宪《风流子之三》），“海棠零落，莺语残红”（欧阳炯《风楼春》），“蕙风飘荡入芳丛，惹残红”（毛文锡《酒泉子》）……落花也罢，花落也罢，零落也罢，残红也罢。花谢，春去。花落无意，人却有意。花落无情，人呢？有情，还是无情。都在“花间”诗人的诗句里，让当时诗人之间、诗人与女友之间（恐怕主要是诗人与女友之间吧）会意，也让后人们传唱会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不只是曹孟德才会生发。而且到了两蜀词人怀里，花发花谢，人生几何，自然也就是及时行乐与自怜哀伤的指代了。

    在《花间集》里，花的颜色的变化，一样引发“花间”诗人的兴趣。“人不在，燕空归，负佳期，香烬落，枕函欹，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欧阳炯《三字令》），“花深柳暗，时节正是清明，雨初晴”（韦庄《河传之三》），“岸柳拖烟绿，庭花照日红”（张泌《南歌子之二》），“幽闺小槛春光晚，柳浓花淡莺稀”（顾敻《临江仙之二》）……诗人是敏感的，诗人的多胆质的。仅仅是花的颜色，有了些——哪怕是小小——的变化，也会让诗人们为了付出自己的才情。“海棠未坼，万点深红。香包缄结一重重。似含羞态，邀勒春风。蜂来蝶去，凭绕芳丛//…美人惊起，坐听晨钟。快教折取，戴玉珑璁”（毛文锡《赞成功》）。由于花的颜色突然间变得深红，于是由此起兴，通篇艳字丽词，不仅写出了海棠欲开未开之态，更写出美人羞态，写出美人向往不得的无奈。只是稍稍不解的是，既然，海棠欲开未开，怎么会突然间就来了“万点深红”呢？诗要读到结尾处，才发现，那欲开未开的海棠原来是要留给梦中惊起的美人折取的。梦中的美人为何惊起，那就让我们大家猜猜吧。

    在《花间集》里，花之明暗既是颜色区别，更是心境不同。“终是疏狂留不住，花暗柳浓何处”（孙光宪《清平乐之二》），“小槛日斜风悄悄，隔帘零落杏花阴”（张泌《浣溪沙之八》）。按理说，杏花无论是白色还是粉红，开时都很亮丽。不过，在“花间”诗人中，杏花也会因阴晴——主要是人心境之阴晴，因为诗人的多愁善感是诗人的天性所在——变幻着色彩。而且，我已经说过，杏花在《花间集》里是写得最多的一种花。也就是说，只要是一提起“花间”的杏花，没有不知韦庄的《思帝乡》中的杏花。因为韦庄的杏花，是爱情忠贞不二的象征。《思帝乡》是这样的：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正是有了吹满头的明丽杏花，才让一个多情女子对此的“一生”付出。而另一首状写“杏花明”的词，不仅写景，而且写情。这首词是和凝的《春光好》：

    苹叶软，杏花明，画船轻。双浴鸳鸯出绿汀，棹歌声//春水无风无浪，春天半雨半晴。红粉相随南浦晚，几多情。

    因杏花明丽，情在景中，景在情里，情景交融，情即是景，景便是情。《花间集》后七百年，在一部叫《牡丹亭》里的戏中，与花结缘，不仅在姹紫嫣红中绝色女子杜丽娘一梦成鬼，而且在《冥判》一出里，为求得杜丽娘的真话，判官与老功曹双簧式地竟然一口气说出了38种花名！词在唐末五代发端到两宋达到顶峰，之后便退出了文场。不过，在明一季，宋词却在明戏里的唱词里重生与发扬光大，《临川四梦》的通俗与典雅，几乎不是赖于诗的基础，而是基于词的演义。再就是，汤显祖何以对花如此熟悉，是因为汤公对《花间集》下过狠功夫的（汤显祖专为《花间集》制作过《玉茗堂评〈花间集〉》）。老功曹说出38种花名后，判官（净）还强调到：“花把青春卖，花生锦绣灾”。所以明人集大成的唐宋词选本（三千多首）即以《花草粹要》命名。编者陈耀文在自序里先给《花间集》打不平，说后人只认宋词即当时影响很广的《草堂诗余》而不识唐五代的“花间”（“然世之《草堂》盛行，而《花间》不显”），接着便自豪地称“繇以《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可见《花间集》对词的启蒙和荜路蓝缕。《花间集》及《花间集》里的各色花儿的后世遗泽，如此涓涓！也难怪离“花间”诗人们差不多一千年后的某个日子，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要用可以算得上是谥美之词来给予评论。王国维是这样说的：“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人间词话删稿》）。

    四

    《花间集》于大蜀（史称“后蜀”）广政三年（即940年），由蜀益州（今成都）人欧阳炯制序、后蜀赵崇祚编纂。欧阳炯在其“花间集叙”里，官至武德军节度判官的欧阳炯开门见山地写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色鲜。”也就是说，“花间”诗人写艳状浓是其本色。因而，我们便看到了“花间”诗人对花的无比青睐，也至达于痴迷。《花间集》中的花，不只是自然分类或植物状态的花，《花间集》中的花还担负起了“花间”诗人们的寄寓。欧阳炯在其《贺新朝》两首中，无论其一还是其二，都直接写道：其一“忆昔花间初识面，红袖半遮，妆脸轻转”；其二“忆昔花间相见后，只凭纤手，暗抛红豆”。诗中两处“花间”，也许就是《花间集》的由来，即使如此，这也许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花间”中发生的一切才是“花间”诗人们所观察到的景致；而要描摹要状写要寄寓“花间”中发生的一切离愁别恨，才是“花间”诗人们的落脚地，也就是《花间集》给我们后人要诉说心情与心境。于是，花在“花间”诗人中成了信物，花在《花间集》中则成了无处不在的精灵。只是有一点不太让人理解理的是，在《花间集》中，可以说是“花儿朵朵”、“百花繁茂”，熟悉的或不太熟悉的都走进了“花间”诗人的胸襟，走进了《花间集》的500首“花间”诗中，不过，历来为文人仕宦称道的菊花在《花间集》里，却少得可怜兮兮。除了“庭菊飘黄玉露浓”外，就只有“风送菊香沾绣袂”了。而且都出自一人之手，前出自顾敻的《浣溪沙》之五，后出自顾敻的《玉楼春》之三。顾敻籍贯无考，但顾敻在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都曾入仕，前蜀官至茂州（今汶川以北松潘以南）刺史，后蜀官至太尉。无论出任地方官还是朝中大员，可见顾敻在蜀一地的地位。除了顾敻的“花间”写到过菊花外，在《花间集》里便不见菊之影子了。为何如此呢？在我看来，菊花是秋天之物，更是归隐之物。而“花间”诗人们，在川西肥沃的田园和山野游冶，在川西繁华的酒坊、倡门和庭落中徜徉。于是，以“清绝之词”助“娇绕之态”便成了“花间”诗人的时髦与风尚。于是，家家“香径春风”，处处“红楼夜月”（欧阳炯《花间集叙》），也成就了“花间”诗人们对美艳绝妙世俗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样，谁还会有陶令“种菊东篱下”的高古与隐逸，谁还会有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杀气与独尊。惟一“菊香”便够了。而且，这一“菊香”同样与与世俗的离愁别恨息息相关。顾敻是这样写到“菊香”的：

    月皎露华窗影细，风送菊香沾绣袂。博山炉冷水沉微，惆怅金闺终日闭。

    因此，“花间”的诗人们更多地是要传唱春光中的杏花。无论是“杏花稀”也好，“杏花阴”也罢，“杏花明”也好，还是“杏花无情”也罢。杏花就在眼前，杏花就在身边，杏花呈现出来的千媚百态就在“花间”诗人的怀抱，诗人们也徜徉在“花间”诗的温柔之乡呢！——哪有菊花那般的归隐与高洁呢？在以编史方式记录两蜀的《蜀梼杌》（宋，张唐英著）里，对其两蜀几十年历史很不看好，认为两蜀“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但对花间头牌的韦庄却喜爱有加，称之为“建之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庄所定”。虽说此论是对韦庄的政治作为给予的肯定，但谁记得这些呢？记得韦庄的反而是他们游冶花间时写下的“花间词”！历史与当下、政治与文学，有时真的吊诡。现在看来，那时远离中原、远离战乱的成都（除温庭筠）诗人们，是何等的幸福！虽然，“花间”词在许多时候被一些人认为用语“粗俗”和旨义“淫亵”；虽然，前后两蜀王朝只有49年的短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