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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2015年，该课题顺利结项，学术成果将陆续整理推出，以飨公众。
与当时国统区的同类语文教材相比，红色根据地的《中等国文》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编写、出版、发行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编写者都是当时在陕甘宁边区从事革命教育事业（没有编写者个人姓名，只在封面上印有“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从研究资料得知是胡乔木在延安时期受上级委托，主持了这套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参与具体编写工作人员的情况不可得知），而且教材努力配合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贯彻实施边区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教育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须从思想上确定学生的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并须进行以边区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辅之以时事教育。文化教育亦须从边区需要及学生的现有程度出发，逐渐提高，去其暂时过高者和不急要者。”（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改革的方针》，1944年2月8日《解放日报》）
“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此三观是贯穿边区各套教材包括《中等国文》的指导思想。例如，这套教材与当时的政治风向及时地保持一致，当时延安发起整风运动，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一文，这套教材在前言中也开宗明义地提示“力求贯彻反对一切党八股、反对一切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则”；又如教材选文尽力体现平民倾向，前言中说“本书并没有选很多‘名文’，却选了很多朴素平易的文字”。这些都体现20世纪前期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边区特色”。
《中等国文》作为一套有自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的语文新教材，还针对根据地语文教学的实际状况，构建中学语文教学新目标、语文教材新体系，如教材前言所说：
本书确认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的掌握。在这个方针下，本书打破向来国文教材偏重文艺或偏重政治的缺点，一方面对于常见的各种体裁的语文兼容并包，使学者了解凡应用语文（包括一切说、写、读）的地方都是学习国文的地方；他方面将应用语文的若干重要规律的说明也列为正式课文，使学者知道国文也是一门科学，除选读成文外，也可能和需要用学习一般科学的方法来学习。
可见教材重视中学生学习语文的基本规律，克服了过去革命根据地教材单纯的政治宣传偏向，语文味变得浓厚起来，其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选材视野开阔
依据政治的眼光选取语文素材，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非常丰富繁多的。以第1册为例，6个单元的体裁和专题各有不同，课文有通讯、工作报告、谈话记录、唱本、日记、寓言等，聚合了多种不同的体裁；同时语文知识短文有关于文字、语句的，又有通讯、书信、契据、表格、日记的，聚合了多种不同的语文基础知识。确定这些选文和语文知识的初衷，一是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体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二是为学生建构于未来实际生活有所裨益的语文基本素养。
按单元组织教材
全套书每册都是30课，分6个单元，每个单元5课；每个单元内4课“读文”，1课是“说明语文规律的课文”（也就是知识短文）。这是全套教材的共同体例。也就是说，各单元的课文以群类聚合，任何一篇入选的课文都有固定的“座次”。这里的群类划分的依据，一是课文文体概念，如第1册第6单元是中外寓言单元，这就是寓言群类的聚合；二是课文主题概念，如第1册第2单元的3篇主要课文，《接近群众》写的是“王玉堂同志谈群众工作”，《说服群众》写的是“张清益的宣传方式”，《外国记者与民兵的谈话》是一对一的谈话记录。
创设知识短文新体例
每个单元都有知识短文，与其他的“读文”并列，单独占一课，成为这套教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对于学生丰富语文基础知识、建构语文基本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包括字词句的基本知识和语气、语调的语言应用知识，还有通讯、书信、日记的文体知识，以及契据、表格的应用文知识。这些语法知识和文体知识的介绍，显然是为边区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服务的。
再有，给阅读单元配备知识短文，这一体例并不是始于《中等国文》，国统区的教材早就有这一体例；《中等国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强化基础，注重实用，追求浅近，体现“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
初建语文训练系统
其主要表现，一是课文后的编写者的教学提示，二是与课文并列而存在的语文知识短文。关于编写者的教学提示，如第1册第1课“习题”：
唱本的体裁和散文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每句的字数都有限制？什么叫押韵？那（哪）些字是押韵的？你喜欢这两段里的那（哪）些句子？为什么？试把这一课改写做散文，并且仔细比较一下。
这样的课后习题虽然跟当今教材习题相比趋于简单，但基本上抓住了课文的突出特点——它是唱本，是学生新见的课文样式。按编写者的要求，老师应该在课堂上认真对待这些习题，并将这种习题进行多样化处理，如前言所说：
各种实际练习所要求的时间和精力应该不少于全部课程所占时间的一半……练习的目的也不应该限于写作，关于听话、说话、读报、读书、笔记、摘要、改作、编辑等等，无论为本书习题所已列或未列者，都应该灵活地安排在计划之内，使国文教学能够引起丰富的兴趣和收到充分的效果。
关于语文知识短文，有的是与单元课文相关的，如第2册有“记录”，是因为此单元有记录类的课文，又如第3单元有“书信”，是因为此单元有书信类的课文；有的则与单元课文不甚相关，但是从全套教材体系看又确实有必要提示并进行训练的内容，如第1册第1单元有两篇知识短文“识字”和“书法和字体”。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中小学教材大建设、大繁荣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国文》是一个特有品种，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这一套教材面貌独异，理念全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树立了一个榜样。
《中等国文》的政治方向如前所述是“革命观点、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这种政治方向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历来对解放区、边区中小学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源于此前边区语文教材的传统。此前边区语文教材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中等国文》既继往，又开来，成为其后同类教材的一个范例，甚至影响到解放后若干年的语文教材编写工作。
与当时国统区各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出版社自行编写、自行印发中小学教材的惯例不同的是，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出版和发行也是由政府出面的。当时经济落后，教育资源匮乏，民众文化程度很低，非举政府之力编写教材难能为之；而有了统编教材之后，又非举政府之力推广教材也难能为之。《中等国文》推广之后，旧教材便宣告停止使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边区全面使用新教材。这种政府策划和推广教材的做法，也开创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举政府之力编写、出版和发行教材的先例。
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成为全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其教材也散发到各边区，供翻印和改编，资源共享，不计版权。目前所见《中等国文》就是山东省教育厅翻印的，翻印版的前言说：
本书是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出发编辑的，选择了部分的反映陕甘宁边区情况的地方性的课文。我们在山东地区采用，老师同仁可以根据他的编辑精神，选择一些反映山东情况的文章，以便适合山东需要，使其发挥更大的教学效果！（山东省政府教育厅）
如果考查解放战争时期的其他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会发现它们对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国文》的编写模式多有继承，其教材格局、体例大同小异，实现了教材资源全民共享。
教材前言说“本书打破向来国文教材偏重文艺或偏重政治的缺点”，这实际上是在探讨语文是什么、语文课怎么上的问题，也就是给语文“定位”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前的革命边区语文教材更多的是发挥政治教育功能，忽视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作用，语文教材变得像政治读本。因此可以说《中等国文》在编写理念上是一大进步。不过从其后几十年的语文教学改革和语文教材编写的实践看，这一问题并没有探讨清楚，或没有处理得很好。1956年中国第一次颁布中小学“教学大纲”，学习苏联的教学模式，编写出文学、汉语分科的教材，凸显汉语学习目标，强化文学色彩，但是出版后受到干扰，教材无疾而终。作为拨乱反正，1963年5月《全是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其论断与《中等国文》如出一辙，仿佛返回《中等国文》的老路。再到后来“文革”的语文教材，又跳到早年的“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的老路上去了。“文革”后拨乱反正，逐步强化语文本位和文学色彩。因此回顾中国现当代语文教育、语文教材的根本理念的争讼历史，我们不得不钦佩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国文》对语文学科特点的正确把握。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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