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亚洲革命的肇端

    1848年2月末，以小册子形式印刷的《共产党宣言》被秘密散发到巴黎、阿姆斯特丹、瑞士、比利时和瑞典，数量有数千册之多。仅在“巴黎公社”前后的1871-1873年间，《宣言》就至少有9个版本、6种语言译本问世。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日益活跃，《宣言》在欧州和美国的翻译和传播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自从诞生以来，《宣言》的翻译和影响还局限在欧美国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前几年才告结束。1904年11月13日，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以1888年英译本为底本，将《宣言》第一次翻译成日文，发表在东京出版的周刊《平民新闻》上。1908年3月，在刘师培与何震创办的《天义》第16至19卷合刊（春季增刊）上出现了《宣言》的序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译文，译者为“民鸣”。

    亚洲联合的主张与《宣言》的翻译

    在日本，明治维新树立的以“富国强兵”为取向的国策首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得不承担政府为了增加各项财政收入而不断加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士族阶层因无法分享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在各地频频发动叛乱。不过，这些反对力量都被明治国家的军队各个击破。对于政治寡头们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于正在各大城市兴起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早期的劳工运动催生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从1898年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到1900-1904年间的“社会主义协会”，基督教社会主义、美国工会主义社会主义和法国自由思想、俄国民粹主义三种社会主义思潮合流，一度在1901年5月18日建立了社会民主党。

    拉萨尔主义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主张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策略。1901年以安部矶雄、片山潜和幸德秋水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党所制订的党纲，就模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埃尔福特纲领》。它反对武装斗争，把实行普遍选举制度作为最初的政治手段。在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退出了陡然转向支持开战的《万朝报》，创办了周刊《平民新闻》，开始打出了“平民主义”的旗帜。除了继续其批评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立场之外，幸德秋水还进一步提出了废除军备、灭绝战争的主张。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实现理想的手段应在国法允许的范围内，征得多数人的协同。1904年3月13日，幸德秋水发表《致俄国社会党》一文，公开寻求对方在制止帝国主义战争方面给予支持：“社会主义者的眼中没有人种、地域和国籍的差别……诸位的敌人并非是日本人，而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文章最后说道，“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拉起手来尽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同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火星报》上积极回应了幸德秋水的主张。然而，此举依然无法阻止日俄战争的进行。因为第二国际领导下的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支持日本与俄国开战。他们希望日本最终能够战胜沙俄，从而引发俄国国内的革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的发表立刻引起了东京警部的注意，平民社遭到起诉，幸德秋水也在1905年2月被判入狱。1906年6月自美回国之后，他宣称自己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了。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世界产业联盟”奉行的直接行动论成了他瞩目的方向。1906年4月，幸德秋水表示，与“财产公有”和“选票箱”相比，他更愿意选择“理想的、革命的和激进的”社会主义。1907年2月，在日本社会党第二次会议上，幸德秋水坚持要删去党纲中主张发动普选运动的内容，增加“议会政策是无能的”的条款，此举直接导致了该党最终走向了分裂。1907年7月，第二次桂内阁上台开始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者的弹压，誓言要根除社会主义。山县有朋先后借暗杀天皇事件、“赤旗事件”以及指控幸德秋水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将战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彻底打压了下去。

    面对政府打压和社会党的分裂，深感前途无望的幸德秋水开始寻求另外的革命道路。1907年4月，经由北一辉介绍，住留在东京的革命者张继、章太炎，还有刘师培、何震夫妇一同拜访了幸德秋水。此时正值清政府与日本当局交涉刚刚驱逐了孙中山，而章太炎与孙氏产生矛盾之时。混乱之中，刘师培提议改组同盟会，并推荐日人北一辉与和田三郎入会，由于受到该会代理庶务长刘揆一的坚决反对才未能如愿。这一事件揭开了同盟会内部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一派和以章太炎、张继为首的另一派走向分裂的序幕。同年秋天，由张继和刘师培发起、在东京青山的印度屋成立了“亚洲和亲会”，这是一个联合日本、中国、印度、安南（越南）、缅甸、朝鲜、菲律宾革命者的国际组织。参加该会的中国人除了张、刘两位之外，还有章太炎、景梅九、何震、苏曼殊、陈独秀、罗黑子等数十人之多。日本方面则有堺利彦、大杉荣、山川均、森近运平、宫崎滔天和竹内善朔等十余人，印度人有带某、朝鲜人赵素昂、菲律宾人怛某、越南人潘佩珠、邓子敬、阮琼林等十余人。1908年1月，幸德秋水呼吁菲律宾、越南、朝鲜的革命家不分国家、不分人种，直接形成在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大联合”。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印度、越南、朝鲜、菲律宾等亚洲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各个弱小国家青年革命者纷纷踏上日本国土，希望从日本这个刚刚战胜“白人”强权的国家得到支援。在日俄开战前后，日本政府允许俄国战俘和移民在本土从事颠覆沙皇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东京和横滨一时间成为了整个亚洲的革命中心。然而，就在1907年，已经跻身于列强的日本政府却全面调整了其亚洲政策。它开始配合清政府、英国、法国和俄国打击本国境内的革命力量。在此局势之下，住留东京的中印革命者一方面对日本政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愈发感到单个民族和国家力量的不济，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产生了与同样遭到政府残酷弹压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进行联合的愿望。

    在中日革命者初次会谈之后，1906年6月10日，何震和刘师培创办了《天义》，该报虽然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但其宗旨来显然与“亚洲和亲会”约章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即所谓“破除国界、种界，实行社会主义、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今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亚洲和亲会”成立的同时，张继和刘师培开始筹划“社会主义讲习会”，明确指出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偏颇，主张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1907年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举行了第一次讲演会，幸德秋水应邀作了讲演，他认为无论“满洲立宪，无论排满之后另立新世界，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使中国人民“尤为困苦”。9月6日，张继、刘师培等人应邀参加了幸德秋水派开办的“金曜讲演会”。本次会议讨论的两个议题之一便是“论ジュラ同盟”。所谓“茹拉联盟”是第一国际时期由巴枯宁主义者在瑞士茹拉山区建立的一个实施联邦主义或同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制度的实验区。克鲁泡特金在他的《革命回忆录》中曾经热烈地赞颂过“茹拉同盟”平等、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环境，由此转变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

    寻求革命的主体

    在中译文的简短序言中，刘师培将《宣言》与对当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奉行的议会斗争策略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了劳动者进行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同时将《宣言》的主张与无政府主义学说拉开了距离，他和中译者民鸣是本着劳民“去中心的联合”的理论诉求来阅读《宣言》的。

    在民鸣的《宣言》中译文发表前，刘师培显然已经接受了朱执信将“Proletarians”译为“细民”的做法，但是对朱执信颇费斟酌而选取的“豪右”一词他却并不以为然，而坚持日译文中的“绅士”译法，尽管他也指出所谓“绅士”是指“中级市民进为资本家者言”。那么，中译者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呢？答案是他试图与日译者保持同一种思想立场。作为日译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内心非常清楚“绅士/平民”这对译词其实并不贴切，我们没有理由把采用上述“不贴切”译法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日本的工业化水平不高，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现象尚不为一般民众所熟悉”。果真如此，那么日译者完全可以用日文片假名来表记它们，这已经是明治时期日本翻译西书的惯例。实际上，堺利彦后来在1921年根据1872年、1890年德文版全面修订《宣言》日译文时就是将“Bourgeois/Proletarians”的译词修改为“ブルジョア/プロタリア”，而且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堺利彦在1930年回忆道，当初之所以选择“平民”这个译词是考虑到了“平民社”和《平民新闻》揭櫫的“平民主义”思想。幸德秋水在翻译《宣言》同一时期发表的《平民与社会主义》一文中，频频以“智慧“、“正直”和“素朴”的“平民”或“劳动者”与“文明”、“优雅”和“不德的”的“绅士贵女”对举。将包括日本传统社会中非武士阶层，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以及新近出现的工人和职员在内的大多数民众动员起来，并把他们塑造成为一支对抗少数富人阶层的力量，这是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放置在《宣言》语境中的“平民”含义，这一以自由民权理念和人口数量为出发点的平民思想，在其倡导者转向采用“直接行动”策略之后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所谓“中等阶级”思想。1907年1月，日刊《平民新闻》刊发了一篇题为《中等階級の話》的文章，其大意是：引领时代的中等阶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旧式的中等阶级在渐渐减少，新生的中等阶级数量在不断上升。中等阶级包括官吏、职员、教师和店员，他们在智识学问上并不属于旧式中等阶级，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中的一些人顺应了资本家，另一些人则因对社会不满走向了拥有社会思想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多数平民或中等阶级形成对立之势，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宣言》中的“Bourgeois”视为当时在日本社会已经出现的富人阶层，并把表示“Bourgeois”状态和群体的“Bourgeoisie”视为造成富人阶层产生的某一社会集团——“绅士阀”：按照幸德秋水的看法，统治当时日本社会的是由少数人组成的“藩阀集团”，他们控制着国家并从自己发动的战争中获利。

    日文“中産階級”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Mittelstande”（中间阶级），因为他们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或许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其次，如前文所揭，幸德秋水眼中的平民严格来说就是中等阶级或者中间阶级，如果说前者降落为后者，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语义重复。须知，马克思的原意应当是本来属于社会中层的人因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失去了财产，从而沦落为无产阶级，反过来说，中间阶级只有在失去财产而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时，才具备革命的可能性。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两位日译者以及刘师培和民鸣均无视《宣言》相应段落的讽刺意味，反而把中间阶级加入平民队伍看做是前者成为革命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可能条件。日译文和中译文显然在以这种翻译策略在进行中等阶级或者平民革命的动员，而他们视之为革命主体的平民的范围被无限夸大，以至于它甚至涵盖了“Bourgeois”，幸德秋水在1904年初次翻译《宣言》时的确认为“Bourgeois”或可译为“市民”，果真如此，“市民”与“平民”二者的区分又在哪里呢？假如二者是指同一社会阶层，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便可相安无事。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需要和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生活体系。在全部的劳动生活体系中，“处于相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和团体，也就是说，他们因属于同一经济活动的范畴而构成了一个阶级”，1920年代，接替考茨基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海因里希·库诺在研究了马克思有关阶级的论述基础之上，指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是财产的多寡、收入的多少和职业的种类，而是“经济活动的方式和由之决定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为三个，即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除了依据纯粹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之外，马克思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6）中提出了一个社会阶级，即“小农阶级”。在《宣言》里我们看到，城市工人阶级正在由经济阶级过渡到社会阶级，而且有待上升为政治阶级。幸德秋水心目中的“平民”既非经济阶级，也非社会阶级，只能是一个国家之内的社会等级，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一样。幸德秋水声称的平民等级革命完全就是拉萨尔主义，马克思就曾经对后者将工人阶级视为含混的“工人等级”非常不满。日中译文《宣言》对“平民”定位的模糊性全面消解了德英版《宣言》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共产党宣言》的清末革命的世界主义转向

    究竟是以理性的态度逐步将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在国家法律内走合法的议会道路，还是采取直接行动来破坏国家的秩序？自1905年开始，这个问题就成了第二国际及其领导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激烈争论的核心议题。俄国革命者在1905年普遍发动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军人哗变迫使沙皇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这激发了世界各地革命者对直接行动策略的热情。在这种情势下，西欧各国的社会党纷纷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出质疑。然而，考虑到总罢工的效果非常有限，一贯以理性和秩序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愿轻易改变自己的政策。然而，就连1907年7月在日本受到片山派欢迎的英国工党领袖哈叠也于1910年抛弃了议会政策。1905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因美国劳动联合会反对工人直接的政治行动而与后者成为了政治上的死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如此，日本社会党的分裂也在所难免。

    巴枯宁虽然十分赞赏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但不认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历史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是源于无产阶级本身具有的无穷创造力。其次，巴枯宁虽然认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仇视，但是同时也认为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宣言》主张国家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指出“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应当指出，在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Nation”（民族）一词是和“Sta⁃at”（国家）、以及“Staatsvolk”（国族）是混用的，它并非指建立于生物学意义的种族理念之上的民族。按照19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习惯，“Nation”是指居住在某一国土之内的民众，或者是“国民”(Staatsmit⁃glieder)，而“Nationalitat”则指国民的一般特征。在《宣言》里，马克思无意于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定义，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策略。虽然巴枯宁承认国家是历史的产物，主张彻底摧毁国家，恢复基于人与人的自然联合而形成的社会，但他完全是从彻底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角度来理解“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一思想的。这导致了1871年9月第一国际伦敦会议对其领导下的瑞士茹拉山区的组织——茹拉同盟——做出了一系列不利的决议。两个月之后，为了对抗伦敦会议的决议，位于茹拉山区的6个国际分部在松维依召开会议，制定了以反权威和反国家为宗旨的同盟章程，章程规定未来的社会应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之上。于是，巴枯宁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海牙会议上被第一国际开除。几天之后，支持巴枯宁和纪尧姆的5个国际分部在圣-依梅集会，通过了公开宣称破坏所有的政治权利并公布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相互协作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坚定地组织劳动以抵抗资本等五项决议和废除国家、戒绝选举、“绝对解放”无产阶级等措施，这些决议和措施成为“茹拉同盟”乃至世界各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行为准则。“茹拉同盟”以钟表匠等手工业者为主体，先后接纳了许多政治流亡者、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前巴黎公社革命者，以及俄国革命者。从1869年直至去世以后，巴枯宁一直都是“茹拉同盟”的“启示者”和精神领袖。克鲁泡特金曾经先后于1872年春天和1877年1月来到茹拉。当他第二次，也就是在摆脱了沙皇政府的控制之后再次来到茹拉时，他加入了同盟。自1877年直至1881年被驱逐出境，克鲁泡特金代替1876年去世的巴枯宁成为了“茹拉同盟”的新领袖。“茹拉同盟”的政治经验和劳动组织方式为他后来在旅居伦敦时撰写的两本著作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源泉，这两本书分别是1892年出版的《面包的征服》和1902年面世的《乡村、工厂和作坊》。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1907年的东京。这一年的秋天，“亚洲和亲会”在东京青山成立，会议公布了由章太炎起草的约章；11月30日，刘师培在《天义》第11、12卷合册上发表《亚洲现势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同期成立的“亚洲和亲会”就是仿照“茹拉同盟”的模式建立的亚洲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团体。刘师培的《亚洲现势论》甚至被日本学者白石昌也视为该会的“宣言”（Manifesto）。“亚洲和亲会”或者“东亚同盟会”英文译名“TheAsiaticHumanitarianBroth⁃erhood”中的“Brotherhood”即“人道兄弟情义”一词来自法文“l’hu⁃mainefraternitié”，这是巴枯宁在《同盟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1867）中作为“同盟主义”的原则和理念提出来的，这个理念后来成了“茹拉同盟”的基本原则，克鲁泡特金第一次来到茹拉时就曾经对当地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兄弟情义”深有感触，读过克氏回忆录的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讲习会”讲演中曾经这样说：“无政府主义在于视万国为一体，无所谓国界，亦无所谓种界，主义相同则视之为兄弟”，“中日两国地域相近，诸君如抱此旨，则此后两国国民均可互相扶助、互相运动，及联合既固，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现，此予之所深望者也。”此外，“亚洲和亲会”约章中言明的“独立主义”、“无会长、干事”和“平均权利”的内容也与圣-依梅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即“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完全独立”的条款基本吻合。与“茹拉同盟”一样，“亚洲和亲会”接受任何拥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各色人等，如“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此会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性质。

    由章太炎执笔的“亚洲和亲会”约章突出强调了亚洲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独立，而亚洲人为何联合以及如何联合这项理论工作则是由刘师培来完成的。面对1907年亚洲和国际格局，刘师培提出了如下主张：“一曰非亚洲弱种实行独立，不能颠覆强族之政府；二曰亚洲弱种非与强国诸民党相联，不能实行独立。”他还为“亚洲和亲会”制定了具体的战略：1）在各国未宣布独立之前，鼓吹非军备主义，以便解散日本军队，向所在国表明自己独立的决心；2）宣布独立之后，敦促日本社会党反对增加军费，鼓动士兵罢战。假如该党势力尚充足，可联合亚洲各国民党同时发难，使英、法、德、美、日本政府迫于内乱无暇远征，于是亚洲便可获得自由；3）取得独立之后，为了防止使人民再度陷入权利的压迫，应当不再设立政府，实行巴枯宁的联邦主义即“同盟主义”或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结合，“庶人民之幸福得以永远维持”。

    克鲁泡特金认为近代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剥夺市民和农民生存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革命的任务首先在于恢复平民阶层曾经失去的权利。在《中国现势论》中，刘师培将欧美和日本的现行政治制度，连同清政府正在实施的新政一起斥之为“伪文明”。在巴枯宁看来，“联合”才是人类的社会本能，他相信与生俱来的巨大团结力量终究会超越肤色和种族差异把人们联合在一起。具体到中国，刘师培认为实行无政府主义制度的障碍首先来自于传统社会的特权。循此可知，所谓满汉问题的实质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因此以排满为目标的种族革命应为追求民族平等的无政府革命所替代。1908年5月，刘师培借鉴了马克思在《宣言》中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依据清代的历史文献，厘定了汉族和满族所处的不同阶级地位，他认为针对满人的革命措施应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在经济革命方面，应当像抵抗地主和资本家一样抵抗八旗制度；在政治革命方面，应当首先废除满人的君统，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后，让他们与汉人共同劳动。旗人内部也理应区分上下，下层的蒙古和汉军旗应当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来抵抗满人上层；而多数满人应联合起来对抗上层，拒服兵役，并与汉人携起手来共同进行社会革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使巴枯宁、苦鲁巴金之美举重现东亚。”

    克鲁泡特金在10、11和12世纪的欧洲村镇中找到了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原型，那时的人们从种种宗教和世俗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发展出了一种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费的村镇模式，它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作为经学家的刘师培也在中国古史发现了类似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汉书·张鲁传》记载的按需索取的“义舍”制度。不仅如此，他还在1908年夏天席卷整个江南的洪灾过后人们不分贫富、相互扶助的景象中看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当代的遗存。1907年10月，刘师培成立了“农民疾苦调查会”。从1908年4月开始，《衡报》连续发表了对山东、贵州和四川等地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他终于从这里找到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农民。1908年6月，在《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中，刘师培断言：“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