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我北大的那些老师们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等，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等。

    2016年，洪汉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该书回忆了作者从少年时代至今的人生经历，介绍了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其中对冯友兰、贺麟、洪谦等诸位老师的深情回忆尤为动人。近日，洪汉鼎先生在京以“哲坛旧事——我北大的那些老师们”为题做了一次讲座，本文系根据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编者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本书（《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我在台湾讲学多年，2013年离开台湾时，那里的博士生对我作了一个访谈，这个访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于是以访谈内容为基础出了这本书。书中记录了很多北大往事。北大张岱年先生的博士生陈来，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洪老师，你书里边讲的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真是太好了，这本书让我能了解北大更深层的一些东西。

    “得天独厚”的北大哲学系

    今天我讲一些哲坛旧事，主要谈北大的老师们。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北大的哲学系可以说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时期，因为只有北大一所高校有哲学系。当时把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全部集中在北大，所以北大有近一百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像熊十力、贺麟、洪谦，美学方面有朱光潜、宗白华，历史哲学方面有朱谦之，梁启超有一个弟弟叫梁启雄也到了北大。还有从中山大学调来的几位哲学教授，有一位叫方书春，希腊文很好，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就是他译的。

    当时全中国的哲学教授都集中在北大。我感到很幸运，因为能有这样多的教授来熏陶自己。

    我的哲学生命跟贺麟先生联系在一起

    我首先要谈的是贺麟教授。在我看来，贺麟教授是能把西哲用中国语言表达出来的一位大哲学家。贺先生翻译了很多黑格尔的东西，是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同时又是研究阳明学、陆王心学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往往把黑格尔的理论一方面跟朱熹的理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王阳明心学的角度进行批判，等于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结合起来了，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个时候我去拜访贺先生，他首先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想到学哲学？我告诉他：我是从文学进入到哲学的。贺先生说太好了，哲学本来是抽象概念，你如果完全从抽象概念出发，肯定做不好，只有从文学中感受到这种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对哲学的理解才会更深刻。我以前只知道看文学书，没有想到贺先生把从文学到哲学这条路的有益之处给我指出来了，所以当时我感到有了信心。

    接下来贺先生问我：你知道哲学要怎么学吗？就我们今天来说，学哲学有很多的东西要学，首先要学的就是哲学史，这与学其他学科不一样。比如物理学，物理学史都没人注意了，要学的是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但是哲学不一样，哲学的渊源就在古代经典里，所以学习哲学史对学哲学来说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贺先生告诉我：要想在这个领域站住脚，除了要有一般的哲学史概念，更重要的是要从一个点上做起。这对我一生的启发太大了。从今天来看，在哲学界比较有名的学者，绝不是什么都研究的，而是在一个点上做到了“深”。我举一个例子，已故著名哲学家方立天教授是我的同学，他的研究领域是佛学，他只研究佛学。很多的学者都是这样，比如贺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洪谦先生是研究分析哲学的，冯友兰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都是在一个点上。贺先生说千万不要变成万金油。

    我在大学跟博士研究生谈话的时候说，我对博士研究生有四点要求：第一，做哲学研究一定要客观。第二，要从一个点做起，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要向大师学习，大师很重要，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胡塞尔的学生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是伽达默尔，都是非常优秀的。第四，博士研究生一定要有霸气，没有霸气不行的。还有，学习哲学，必须要做翻译，不做翻译，你不能够完全理解，不能完全进入。

    我的哲学生命是跟贺先生联系在一起的。我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别的老师都对我避而远之，但是贺先生没有。在那个时候他要我读斯宾诺莎，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斯宾诺莎的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人生。我们读书要跟我们的人生结合起来，人生有时候非常不幸，想要从苦难的意识中摆脱出来，可以读一读斯宾诺莎。斯宾诺莎24岁时就被犹太教放逐，他不仅没有工作，而且人们都要与他保持距离，不能跟他说话。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哲学研究，后来成为一位很重要的哲学家。

    在我的人生当中，既有不幸的一面，也有幸运的一面。在人生幸运的时候，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就是费希特。费希特的人生也很奇特，他家境贫寒，连学都上不起。但是他很聪明，记忆力很强，别人说过的话他马上就能背出来，后来一个大地主资助他，一直到大学毕业。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一定要去见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结果他就徒步去见康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整个欧洲都反对法国大革命，但费希特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花朵，连续写了几篇论文，在欧洲影响很大。他后来获得了耶拿大学的教席，当时听他课的学生非常多，教室里装不下，于是他把学生带到教堂里去上课，结果遭到教会人士的反对。歌德建议费希特换个教室，但费希特不愿意，他说他认为正确的事就要做。这就是他的性格。

    由此我悟到了人生有阴阳两面，有动和静的两面。人生有不幸的时候，也有幸运的时候，在不幸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多地想到斯宾诺莎，在幸运的时候就会想到费希特。

    在我最不幸的时候，贺麟先生是这样来教导我的。尽管当时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但还是受到影响。考研究生考第一，结果不录取我，给我分配到陕西，然后从省里又分到咸阳专区。在困难的时候，贺麟教授经常给我写信，使我非常感动。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贺先生要我报考，当时报考研究生的年龄上限是40岁，我已经超了，41岁，但贺先生说没有关系，他向社科院为我特别申请。就这样，在贺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我考回了北京。贺先生在我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老先生们有“经世致用”的观念

    当然，从民国过来的这些老师，也有很多我们今天的人不太了解的一些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冯先生表现并不好，但是你要了解这背后的原因。老教授们有一个情结，叫经世致用。

    贺先生也同样，我有一次陪他去看徐梵澄先生，我陪贺先生到中央党校讲课回来，徐梵澄刚从印度回国，见面时问了贺先生一句话，说贺先生你从哪来？贺先生说，我是从中央党校讲课来。徐梵澄老先生马上说：“贺先生，你始终抓住党校不放啊！”这句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我是深有体会的。为什么呢？在1949年前贺先生就被蒋介石多次约见，并在国民党的“党校”讲课，1949年后因为讲黑格尔，毛泽东接见了他，又在中央党校讲黑格尔。对贺先生来说，关键是传播他的学术，他讲求“经世致用”，这大概是这些老先生们很重要的观点。朱熹、王阳明，可能都是这样一种观点。

    “颜子之乐”

    知识分子有一个境界，就是在学术中感觉到愉悦和美。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气象与颜乐》，促动我写这篇文章的是北大王博、李中华等谈到的一个现象，他们说，我们北大哲学系老教授都是长寿的。的确是这样，冯友兰活了95岁，周辅成98岁，贺麟90岁，宗白华89岁。他们说，北大哲学系是一个长寿系。为什么？因为这些老教授心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进入哲学境界，感觉哲学是生命当中的爱好。我现在也是如此，尽管我年纪这样大，但是一讲到哲学，心里就完全被哲学的意义所充满，感觉到愉悦。

    我再举个周辅成教授的例子。我记得我1985年从德国回来，那时周辅成教授已经74岁高龄，有一天早晨他从北大跑到我家，说听说我回来了，问我带回什么德国的古典音乐了吗？他还跟我说，他现在每天都要听德国的那些歌剧，他收了好多磁带。这就是心境，有这样的心境他能不长寿吗？

    还有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他是1986年去世的。我从德国回来后去看他，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怎么好了。他半睡着，我叫了他一声，他醒了，还认得我。我说我刚从德国回来，他一听说德国，马上坐起来，跟我说，他在30年代到过海德堡，它是那样漂亮。我说我正好拍了一个海德堡的录像，他说那你要带过来，我说好。我走的时候他还反复叮咛，说下一次一定要把那个录像带来，结果隔了两个月，我就听说他去世了。所以有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一个老教授到晚年这点心愿都没能帮他实现，让他带着遗憾走。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身体虽然已经很不好了，但他的心还寄托在当时在德国研究哲学的时候，在海德堡那个城市。

    还有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活了102岁。我在他101岁时去拜访他的时候，他身体还非常好，眼睛看得见，手写字也不打颤，思维很敏捷，心情很好。所以那天我说，这就是哲学家。

    还有我的老师张世英先生，现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最年长的可能就是张世英先生了。张世英先生精神好得不得了，身体也很好，我们一去就谈哲学。进入哲学境界以后，人就能够精神起来。这叫什么，就是颜子之乐，不在于这个衣衫穿得怎么样，而在于你进入那种精神境界。

    再举一个例子，人大的苗力田先生，因为让我最难受的就是苗公的事情。那年韩东晖博士研究生毕业，他的题目是斯宾诺莎，苗公请我去做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说研究斯宾诺莎没有洪汉鼎的批准不能算及格。他当时非常高兴，因为韩东晖的论文通过了。吃饭的时候，苗公跟我讲两样事让我帮他：一个他要继续带研究生，而且是研究斯宾诺莎，让我帮他；第二个是他搞康德全集，一定要我把关。苗公爱喝酒，饭桌上喝了茅台酒。苗公当时毕竟八十多岁，我就说，苗公已经喝了一杯，我们是不是不能让苗公再喝了。但大家看苗公很高兴，就让苗公喝了两杯。第二天我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说苗公不行了，当天晚上住了院，结果第二天就去世了。我当时非常难受，马上写了一篇悼念苗公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坚决阻止他多喝的。

    门风：能够成就你也会限制你

    还有一位老师是洪谦先生，现在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八十年代以前研究分析哲学的人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洪谦先生。在西方哲学家看来，能跟他们对话的中国哲学家没有几个人，陈康是一位，然后就是洪谦。洪谦是维也纳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适应不了1949年后的学术生活。他认为他那一套分析哲学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时我们国家又不认为分析哲学重要，甚至于大部分人都喜欢思辨哲学，他感觉到很孤独，所以他能够做的工作就是翻译。1978年回到北京，我就投入了洪先生翻译分析哲学的工作中。对我来说，洪谦先生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

    我们那一代的老师，很讲究门风。贺先生这一门的门风，一方面是老师本身好，另一方面就是学生非常推崇贺先生的学问，愿意去继承他的学问。贺先生经常讲一句话，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经常跟我们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你们将来有好多地方会超过我的。学生都愿意跟随他。

    门风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弱点。对于我来说，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既是贺先生的学生，又是洪先生的学生。尽管贺先生跟洪先生的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不同。有时候我到洪先生那里，洪先生问我：“贺先生那个语言经得起分析吗？”因为作为分析哲学来说，语言一定要有明确性，要有论证和清晰性，逻辑的范围外延都要合。我到贺先生那里，贺先生有可能会问，洪先生那个语言是很清楚的，但是哲学难道都研究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吗？我觉得这个话也蛮对的，洪先生研究语词是否有意义，对我们人生有用吗？

    所以后来贺先生对我也有过意见。在1979年，我是文革后最早毕业的研究生，那个时候国家很重视，《光明日报》整版做了介绍。当天晚上，中国社科院在西单的四川饭店吃饭，所有的知名教授都参加了，在那个会场贺先生实际上讲了门风，他说，洪谦，洪汉鼎现在已经毕业了。他在举酒杯的时候，跟大家作了一个揖，他实际上就是说，这是我的学生。所以问题就是门风有时候会把你限制住。

    我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叫《西学东渐记》，可能里面把洪先生写得很好，贺先生当时很生气，他说他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没有进入哲学。

    “再没有人像他们那样”

    我再说一位老师，温锡增先生。他长期在英国留学，在英国大学做教授，五十年代周总理发出邀请，希望海外的专家都能够回到大陆来，他响应这一邀请回到了北京，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做研究。他回来的那一年大概是1962年。1963年正好赶上当时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当时我先找贺先生，说想考贺先生的研究生，结果贺先生说，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颇密切，离政治很近，而我又是摘帽右派，我考他的研究生可能不行，我最好选一个离政治远的研究方向，就是古希腊哲学。而温先生正好是搞古希腊哲学的。温先生刚从国外回来，全部用英文出题，而我的英文很好，所以当时我考得是最好的。到了快放榜的时候，我听到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会录取我，因为我毕竟是摘帽右派。

    于是我就到温先生家去跟他告别，也告诉他我不可能被录取。我到了温先生家，看到他有那种英国的绅士派头，他坐在椅子上，他夫人站在他旁边。他跟我说，只有我的考卷他满意，其他的都不行。我和他说，我打听到消息了，这次可能我录取不上，我有政治问题。你们知道温先生当时怎么说？他说：我招的是优秀的研究生，政治问题我不管，如果他们不让我录取你，我这一次就不收研究生了。这是1963年8月的事情，我记得从温先生家出来以后，那微风吹得我都流眼泪了。

    后来我在陕西待了15年，然后1978年回到北京，再去拜访温先生，你们知道温先生跟我说了句什么话吗？“汉鼎，我告诉你，你那份考卷我还保存着。”当时他这句话一说，我眼泪就下来了。

    这些师生情我永远忘不了。当这些老师去世以后，我感觉到自己非常孤独，再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