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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1月18日 星期三

    “国宝守护神”徐森玉

    齐浣心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1月18日   07 版)
    徐森玉

        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1881-1971)是中国文物博物馆界的泰斗,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他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积极抢救居延汉简、《赵城藏》(金刻大茂藏经)、《碛砂藏》(碛砂大藏经),发现大同辽代古寺、北京元代阿拉伯式浴池、三门峡摩崖石刻等重要文化瑰宝。抗日战争期间,他参与主持了故宫文物南运的工作,与张元济、郑振铎等文化界人士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共同抢救、保护我国珍本古籍。徐森玉还是我国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行使规划小组成员职责

     

        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批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齐燕铭担任古籍小组组长,主持小组工作,小组成员有叶圣陶、何其芳、吴晗、陈垣、陈寅恪等19人,全部为我国一线知名专家学者,徐森玉即为其中一员。

     

        1958年1月28日,一封由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亲笔签名的信函发出了,这是寄给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徐森玉的,徐森玉之子徐文堪在《齐燕铭关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一通手札》(《东方早报》2014年2月16日)中公布了这封信函的原件:

     

        森玉先生:别久念深,近想兴居娱适?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小组一事,前承慨允参加,至深感荷。现在规划小组拟于二月十日开成立会,特将去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报告及工作计划要点初步草案各一份奉请詧阅。惟兹事体大,端赖国中专家耆宿群策群力,俾可早观厥成。会期务请届时莅京参加,藉挹卓见,毋任翘企。

        此致

        敬礼

    齐燕铭

    一月廿八日

         此时,距离春节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家家户户在忙着迎接戊戌年的到来,徐森玉从这封正式的信函中,读出了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对小组成员的尊重,同时也读出齐燕铭对古籍整理专家的期望,以及齐燕铭想尽快发展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决心。徐森玉收拾了简单的洗漱用品和几件厚衣服,从上海专程赶到北京。2月9—11日,会议召开,徐森玉作为小组成员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对加强整理古籍出版工作表示拥护的同时,他对《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中的古籍图书分类、书目编选、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培养以及组织专家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去等具体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徐森玉在大会发言中关于人才培养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会后,古籍规划小组就“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人才”问题作了专门部署,使古籍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了《王文公集》,这项古籍整理项目的面世徐森玉功不可没。正是由于徐森玉动议和督促,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才得以以这部玻璃版底片——食旧德斋原藏本影印卷为底本,所缺卷以北京图书馆藏日本东京宫内省图书寮藏本照片(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本照片)补足,整理出版了《王文公集》。《王文公集》影印本前的题记由同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从23岁起为北京图书馆服务终生的赵万里撰写:“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宋以后未见翻版,传本几绝。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根据徐森玉先生倡议,先将傅沅叔先生生前从国内藏本拍摄的玻璃片制版影印,尚缺二十四卷,恰巧北京图书馆从日本东洋文库得到前七十卷影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因向北京图书馆转借补印,延津剑合,全书告成(现在仅总目卷上缺第一至四叶,卷九十三缺第八叶、第九叶,卷九十四缺首叶)。”

     

        鉴定国宝回归与抢救

     

        代表我国书法艺术最高水平的《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和《中秋帖》,因藏于故宫乾隆皇帝的三希堂而被后人统称为“三希帖”,是我国书法艺术最高水平的代表,其中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询的《伯远帖》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二希帖的回归,也是颇经历了些曲折,这其中徐森玉功不可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工作时,得知“二希帖”(《中秋帖》和《伯远帖》)在香港被抵押给汇丰银行,如不赎回,抵押期一到银行就可能将其拍卖,最终结果很难预料,一旦流失海外,将是我国书法界的重大损失。徐伯郊把这一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但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特地指示政务院(国务院)拨专款,用于购回“二希帖”,同时收购流落在香港的其他珍贵文物。鉴定“二希帖”的工作落到了“识者”徐森玉身上,1951年,徐森玉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专门赶到澳门(二希帖由徐伯郊从银行赎出与其主人一起带到澳门),徐森玉见到“二希帖”时,先概观法帖的总体情况,然后结合题识、印鉴、纸张等情况,相互参证,最终确定为真迹,最终以35万元港币购回,成就了一段国宝回归祖国的佳话,这也是徐森玉、徐伯郊父子合作完成的一件古籍回购大事。

     

        除了“二希帖”,徐森玉还征集了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司马光《手迹》、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稀世珍品,发现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玺”两方,后调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61年,徐森玉专门撰文《<郁孤台帖>和<凤墅帖>》刊发在当年《文物》第8期,他在文中写到:“由于法帖不仅在保存我国悠久的书法艺术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也保存了大量值得重视的历史材料,它不仅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主要依据,而就我们文物工作者说来,它对于文物鉴定中有关历代名人墨迹的鉴定,更有其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文中,徐森玉还提到,“上海市的文物机构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近年来已收集了很多珍本、孤本法帖。”

     

        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得一知己足矣

     

        徐森玉与古籍小组成员郑振铎的交往,可追溯到解放前,徐森玉年长郑振铎17岁,二人可谓忘年交,因此郑振铎尊称徐森玉“森老”、“徐森老”。1940年,为抢救江南著名书楼之古籍,郑振铎、张元济等人在上海秘密发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据《文献保存同志会第6号工作报告书》记载,郑振铎当时与徐森玉商议后确定了购置目标,主要以孤本、未刊稿本、极见罕本、禁毁书、四库存目及未收书为主,其他普通宋元刊本、习见易得明刊本“均当弃之不愿”。购置、保护古籍的原则“以精为贵,不以多为贵;以质为重,不以量为重”。当时徐森玉在重庆,秘密潜回上海,作了大量文物鉴定工作,并负责将部分珍贵善本运送到香港、重庆等地加以保护。在郑振铎、徐森玉及其他文献保护同志会成员多方寻访、购置散落于沦陷区的珍籍善本,为国家抢救、保存了大量的古籍珍本,避免其流失海外。郑振铎当时对徐森玉的评价为:“森玉先生为版本专家,有许多事可乘便向他请教,诚幸事也。”

     

        解放后,徐森玉与郑振铎的交往依然比较密切,郑振铎日记中常有“陪森老”、“写信给森玉”、“写给森老一信”等内容的描述。1957年2月17日,郑振铎日记中提到参加政协委员常务会时,“通过特邀代表五十一人,后又提出徐森玉先生等十人”,次日,郑振铎即“发致森玉一信”,应该就是告之此事。到了1958年,郑振铎的日记则有了“四时许,到车站接徐森老。火车误点,直到六时许才到站”的记载。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保存下来的也很多,建国初期,郑振铎担任文物局局长期间,一度在信中正式邀请徐森玉“携眷北上”担任文物处处长一职,虽然最终并未成行,但也足见郑振铎对徐森玉的信任与敬重。收购“二希帖”期间,郑振铎与徐森玉及其哲嗣徐伯郊之间,通信一直未间断,直到1961年12月“二希帖”彻底回归。

     

        1958年郑振铎遭遇空难去世前,在10月16日最后一篇日记中还专门提及徐森玉:

     

        六时半起。八时许,到部办公。《古本戏曲丛刊序》(四集)一篇。十时,到美术展览馆,参加一个画展的开幕式。十一时半,到百货公司购物后,回。理发。下午三时许到新宅。四时半,到东车站,接徐森老。遇斐云、仲超、全新诸同志。他住在故宫宿舍。说了好一会,即偕他和斐云到寓便餐。八时许,他们别去。整理东西。十时许,沐浴,即睡。

     

        当天徐森玉因公由上海抵达北京,郑振铎一如既往亲自到车站迎接,并且陪同徐森玉前往故宫宿舍,二人又一起到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斐云)寓所,共进晚餐。而郑振铎“整理东西”即为出访做准备,而这次出访,郑振铎遭遇空难,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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