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新生

    遗志

 

    1958年10月16日，郑振铎花了大半天时间，写了一篇《古本戏曲丛刊序》（第四集序）。第二天是星期五。郑振铎在凌晨就起床了。他几十年如一日，习惯在清晨工作。按计划，这一天，他将以团长身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因为是启程出访的日子，所以，在儿子郑尔康的记忆中，父亲这天起得好像比平日更早些，天色还是乌黑。郑振铎记完当天的日记，又给在上海的老朋友靳以写了一封信。吃过早饭后，郑振铎向母亲和妻子辞了行，由郑尔康送到机场。因天气原因，飞机暂时不能起飞。郑振铎又回到家里。下午三点，代表团秘书来电话，说机场通知可以起飞。临出发时，郑振铎笑着对家人说：“这次，我是真的走了！”这是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

 

    这架载有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图104客机飞临莫斯科正东面，到达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纳什地区时失事，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噩耗传来，举国震惊，周恩来则通宵未眠。1958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下角，用黑框发布了这条消息。

 

    郑振铎生于1898年12月19日，牺牲时离他60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因为这次要远行，恐怕赶不回来过60岁生日，家人在他临行前几天为他预先庆祝了。

 

    《古本戏曲丛刊》和《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是郑振铎晚年最用心力的两部大书。他在逝世前一天为《古本戏曲丛刊序》第四集写的序，就成为这位大文豪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担任的职务除了文化部副部长兼首任文物局局长，还有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创所所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学组召集人。作为“五四”一代文学巨匠，郑振铎不但是作家、学者、编辑家、藏书家，也是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山者。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发表了包括《中国俗文学史》在内的许多成果。在抗战时期，郑振铎在上海孤岛，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拼着身家性命，搜救古书，其中就包括常熟脉望馆藏的元明杂剧三百余种。当时，郑振铎就发愿，要有系统地汇集影印古代剧本，把数千种古剧本编成一个丛书，以供后人研究。所以，五十年代初，郑振铎就与商务印书馆谈起，希望他们能把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的事业继承下来。1953年春，商务印书馆才派专人来征求他的意见，首先印什么？郑振铎说：还是先印戏曲吧。

 

    郑振铎对中国戏曲认识之深刻，对传统戏曲感情之深沉，完全表达于他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写的序中：

 

    中国戏曲在人民群众之间有广大深厚的基础，它们产生于人民群众里，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肥沃的土壤上，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我们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学形式比戏曲更接近人民，使其感到亲切、感到欣慰，而且得到满足与享用的了。它们在农村的临时搭盖起来的戏台上演唱，在城市的庙宇里或游艺场上演唱，它们传达出人民的情感与愿望、人民的欢愉与忧戚，人民的愤怒与痛苦。在戏曲里，最能够看出人民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凡是人民所憎恨的昏君权相、贪官污吏、奸雄恶霸，我们的剧作家也必予以贬斥，使之丑化，使之为人民所唾弃；凡是人民所崇敬所喜爱的正直忠贞的英雄烈士，所同情的负屈含冤的男女，我们的剧作家也必加以褒扬，予以伸雪，使之正义大张，使之感动人民以至于哭泣难禁。

 

    这篇序，发表于1954年《光明日报》新创刊的《文学遗产》副刊第一期上。这些文字，深沉真挚，饱含对人民大众、对中华古典民族文化的热爱，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郑振铎提出“丛刊”编纂设想，成立了《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他的整个计划是，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所藏，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集资影印，每集印六百部。按时代顺序和戏曲文献类别，从初集始，依次收录《西厢记》及元明戏文传奇、明清传奇、元明清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并组织文学所的专家选目落实，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编号发行。编委会中有赵万里、傅惜华、吴晓铃等加入。——但在实际编辑工作上，几乎是郑振铎一人承担，其他编委则是提供藏书，或参与商量所选剧目等。

 

    1954年至1958年，郑振铎主持出版了“丛刊”的前四集，前三集收录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南戏和传奇，每集各计剧目100种。《初集》1954年出版，收录元杂剧《西厢记》和元、明时期戏文传奇100种。其中第一种书《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海内外孤本。《二集》1955年出版，收录明代传奇100种。其中文林阁刻本《张子房赤松记》《高文举珍珠记》《刘秀云台记》等较为稀见。《三集》1957年出版，收录明末清初剧作100种，绝大部分为梨园钞本，不少为梅兰芳、程砚秋等名家收藏。与前三集不同，《古本戏曲丛刊四集》1958年出版，专门收录元明两代的杂剧，收录杂剧总集8种，共有370多个剧本，以元人杂剧为最多，凡传世的元杂剧，几乎搜罗殆尽。其中明万历顾曲斋刊本《古杂剧》聚集各家所藏，配成全帙，弥足珍贵。

 

    这七百余种珍贵戏曲文本的影印出版，堪称学界盛事，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极为有力地推进了戏曲研究及相关学科的深入发展。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史研究成为重要的学科，尤其是元明及清初戏曲研究能够取得突出成就，这套大型文献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但是，郑振铎的突然离世，使得《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陷入最大的困难，而以后更多的波折更是郑振铎生前不会想到的。

 

    波折

 

    1958年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大而言之，可以说有两续两停。当年在文学所举行的郑振铎追悼会上，何其芳就代表文学所表示，要继承郑振铎遗志，把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工作继续下去，出齐这套书。同时，文学所决定，以后各卷不设主编，不设编委会，以保持郑振铎主编的地位。

 

    此后，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的积极支持和指导下，这项工作由吴晓铃接续主持，与赵万里、傅惜华、阿英、周贻白、周妙中等学者合作，于1964年先出版了第九集，收录宫廷大戏剧目十种。正在继续编纂第五集的时候，十年浩劫来临。——这是一续一停。

 

    1983年，第二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又抓紧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工作，多次召集研究人员和出版社、图书馆的负责人商谈。这年的5月11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古本戏曲和古本小说的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为了纪念郑振铎先生，要继续完成《古本戏曲丛刊》，实现郑先生的愿望。先解决五、六、七、八集，1985年再议十集。这样才对得起郑先生，也对得起后代人。希望能看到全书。我承担了古籍规划，就负有责任。”

 

    《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明清传奇剧目八十五种附二种。这一集主要是吴晓铃与邓绍基、刘世德、吕薇芬、么书仪等学者合作，已故汪蔚林先生也参与了部分工作，中华书局的周妙中先生查访资料，致力尤多。

 

    但第五集出版之后，第六集就遥遥无期，直到刚刚过去的2016年。因为搁置、停顿时间过长，很多人对《古本戏曲丛刊》的后续出版抱悲观态度，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烂尾工程”。——这是二续二停。但殊不知，这其中还有一些故事。

 

    刘世德是当年参与其事的“个中人”。当年，文学所曾成立“《古本戏曲丛刊》课题组”，刘世德担任组长，组员有吕薇芬、么书仪、王永宽、侯光复等人。他说，《古本戏曲丛刊》没有继续编下去，主要是因为资金断档。当年为《古本戏曲丛刊》事，他与邓绍基一起找到李一氓，李一氓讲，“支持第五集的出版”。刘世德听了，又高兴又失望，因为“他原来是答应五、六、七、八集都支持”。“丛刊”第六集没有继续，刘世德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设了主编，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文学所两家单位当年搞坏了关系。中间还有一件事，是有出版社来找到杨镰，想把《古本戏曲丛刊》“打散了”出，资金由文学所找。这事当然最后也没有谈成。

 

    即使在第六集已经出版的今天，学者们也都承认，在郑振铎去世后，现今谁也没有当年郑振铎的资望、地位和学术能力，能以一人之力统筹协调这么巨型的一个古籍出版工程，更不用说像他那样一人独力编纂了。——巨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不管怎么说，第五集的出版，毕竟把这项大工程推进了一步。在第五集出版后，李一氓又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他说：“我更希望他们（指编者和出版者）继续密切合作，把第六、第七、第八集陆续编印出来。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戏剧界的大事情，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情。”（1983年8月3日《解放日报》）

 

    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那摆着。这件大事情真正发生转机，则已经是二十六年之后了。

 

    转机

 

    因为丛刊第六集迟迟未出，不仅原定计划中的清代戏曲还有大量的存本未及编集和影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海内外陆续发现的元明戏曲剧本，也有待编目和收录。进入21世纪之后，重印《古本戏曲丛刊》和完成余下各集的编集影印工作，一直是学界共同的心声和期盼。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知名学者就呼吁要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出版。

 

    2012年底，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原编审程毅中上书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恳切建议完成《古本戏曲丛刊》。时任规划小组组长柳斌杰很快批复。古籍办收到程毅中建议后，即组织专家论证，将《古本戏曲丛刊》列入《2011年——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重新启动《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的编纂工作。文学研究所高度重视，所领导中，刘跃进就是研究古典文献出身，对《古本戏曲丛刊》巨大的学术文化价值当然非常清楚。所方积极与各方沟通联络，迅速组建由文学研究所牵头、有关老中青学者共同参与的“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所里参与此项工作的学者则主要是古代文学研究室研究戏曲的李玫、李芳等人。

 

    程毅中的建议，在2012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刊出，被国家图书馆出版副社长殷梦霞看到了，她敏锐地意识到此事意义非同寻常。在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郭又陵的支持下，她迅即与各方联络，同时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并上报出版计划，争取此一出版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丛刊》继续出版大力支持。她事后坦陈，其他一些大出版社也有这个条件，但她认为能由国图出版社来出此书，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国图出版社自1979年成立以来，一直关注明清小说、戏曲出版，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积累。经过几代人近四十年努力，他们拓展了一片天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长为一个以整理影印历代珍稀文献为特色的专业学术出版社。依托众多文献收藏机构和专业学者的支持，近十多年来，国图出版社在古代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丰厚资源，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自2002年起，该社先后出版《北京图书馆藏升平署戏曲人物画册》《古本西厢记汇集初集》《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韩南捐赠文学文献汇刊》《梅兰芳演出剧本汇编》《清末民国戏剧期刊汇编》《富连成戏曲文献汇刊》等戏曲专题文献。

 

    殷梦霞曾谈到，为了出版《古本戏曲丛刊》，他们有顶层考虑，包括人才建设。她还说，此事最应该感谢程毅中先生，他对中华文化倾注了感情。最让殷梦霞感动的，是程先生本来是中华书局有影响的资深编审，但却并没有因此而排斥国图出版社。殷梦霞说，程毅中先生有大的视野，大的胸怀，大的思考，却没有私心。

 

    同样，找谁来编，也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殷梦霞她们认为，因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是原发起与主持单位，此事必须有文学所点头才行，也必须由文学所牵头才会成功。抱着相同目的，有着共同学术追求，双方的合作商谈过程十分顺利。

 

    2014年1月18日，文学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编纂出版工作会议，确定了“丛刊”编纂出版工作规划及具体工作方案。会议决定“丛刊”六、七、八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将在充分吸收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拟定目录，开展搜集底本工作，并确定了出版时间。

 

    按照会议决议，六集的具体选目及版本确认工作委托吴书荫负责。吴书荫在吴晓铃先生前后几次拟目的基础上，根据五集的出版情况和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整理确定了六集和七集的目录，并对作者、版本及作品时代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并且在郑志良、戴云的协助下对选目进行修改确定。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充分尊重吴书荫的学术判断，同时又广泛征询相关专家对第六集的建议，最后确定选目及版本。

 

    但是，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项工作的巨大困难，除了人事方面复杂的原因，底本搜求的难度也是最重要的——《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之所以迟迟未有出版社愿意承担出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底本浩繁，搜集工作十分艰难，让懂古籍出版的出版社望而生畏。

 

    艰巨

 

    认领承担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的任务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将项目列入社内近年重大选题，由社长方自金亲自挂帅，负责居中联络、寻找底本事宜；同时为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组织了专门团队，抽调社里有相关学术背景及丰富出版经验的优秀编辑，组成以殷梦霞为核心，以廖生训、于浩、程鲁洁、南江涛、苗文叶、李精一等编辑为骨干的专业编辑团队。在这套书搜集底本和编纂过程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方自金付出了巨大心力。方自金是一位严格而务实的管理者，《丛刊》第六集立项后，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渐次推进，乃至顺利完成，与他的组织协调、敦促督战有极大的关系。

 

    正式开始工作前，国图出版社了解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当年出版《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后，曾经筹备过《古本戏曲丛刊六集》的出版工作，遗留下一批吴晓铃当时整理提供的资料。这个消息让殷梦霞她们深受鼓舞，希望通过与“上古社”携手合作，依托吴晓铃当年的积累，可以大大缩短《丛刊》六集的资料搜集时间与编辑制作难度。为此，殷梦霞、廖生训亲赴上海，和“上古社”一起寻找当年准备的《古本戏曲丛刊六集》的出版资料与文献。“上古社”高克勤社长“非常赞同我社提议和想法，积极派人去总编室、档案室甚至远郊的仓库四处寻找”，遗憾的是，因时日已长、人事变迁，当年吴晓铃交付的资料已荡然无存。虽然经历了一场从满怀希望到遗憾失望的心路历程，殷梦霞、程鲁洁却没有时间气馁，她们知道，既然有了承诺，既然没有捷径可寻，那就只能踏实的安下心来，认清形势、直面困难，下定决心一切从头开始——确定选目、搜集资料。

 

    选目确定后，版本的比对校勘和选择还需要专家的鉴别与意见。吴书荫一直对底本的选择严格把关，并不断提供底本收藏信息。根据记载，《西川图》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但经过查看比对，出版社方面发现在艺术研究院所藏几种《西川图》底本都不是六集所定底本。正当程鲁洁她们一筹莫展时，吴书荫提出《西川图》这一底本曾由齐如山收藏，很可能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这一线索，出版社果然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需要的《西川图》。

 

    《古本戏曲丛刊六集》从选目到最后制作完成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把关和审定。不仅由文学所李玫、李芳审定目录、版本、作者，直到全书快要付印时，吴书荫、郑志良还对部分作者进行了考订与修正，如雪龛道人、鹤苍子等人的具体姓名，由于学术界还有争论，最后为求稳妥起见，在作者项还是使用别号标注。

 

    此前出版的初至五集、九集，文献成本的收集提供主要是由编纂方完成的。出版社主要负责后期的编辑出版事宜。时移世易，到第六集目录确定后，文献底本的收集任务却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国图出版社的肩上。尽管从一开始，殷梦霞、程鲁洁她们就知道，编纂出版《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底本的搜集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但当进入实际的具体工作时，程鲁洁她们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搜集工作。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因为背靠国家图书馆，有先天的优势。六集所涉及底本中，国图拥有过半。出版社向馆领导汇报相关情况，得到馆长韩永进、副馆长张志清等人大力支持。根据六集选目，国图出版社将分散在国家图书馆、艺术研究院、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的各种戏曲目录提交给各图书馆。2014年7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上海图书馆签订关于使用“上图”底本的协议。2014年12月，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签订“馆藏文献开发和使用合同”，与此同时，古籍馆则已着手进行相关文献的拍照。

 

    在韩永进、张志清的推动下，国图古籍馆高质高效的提供了六集相关底本的扫描，在其后几种戏曲底本由于版本问题，需要替换重扫时，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不厌其烦快速提供底本。中国艺术研究院也以戏曲文献藏有量丰富著称。令国图社感激的是，她们提出文献使用申请后，及时得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众位领导及学者热情鼓励和倾力支持，不仅快速高效地提供所需底本，时任院长王文章和图书馆特藏部的俞冰还对丛刊的编纂出版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第六集出版之后，程鲁洁还记得当时去“艺研院”图书馆拍底本的辛苦。酷暑天气，她陪两位出版社的摄影师李奇明、侯沙沙钻进闷热的库房，两位摄影师一呆就是大半天，他们要一页一页，小心翼翼地拍照。

 

    众多与国图出版社有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藏书机构，如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等也都怀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胸襟，为本书提供了他们的珍贵馆藏。

 

    即使如此，程鲁洁她们在各家图书馆查找六集文献时，仍然遇到了有目无书，有书无目，收藏状况与记载不符的各种情况。面对这种复杂状况，在编纂过程中，出版社方面及时与专家沟通，调整选目。六集出版后，程鲁洁她们仍然觉得由于时间仓促，六集的编纂可能还存在疏漏之处。

 

    为了保持文献原貌，2016年3月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所选用底本中原有的题跋和批点等，全部予以保留，原书的扉页、题签也全部采用。各书曾有的收藏者和现有收藏单位的印章，也全部予以保留，力图最大限度地反映各书的原貌并体现曾经收藏和流传的情况。为适应新时代戏曲研究的需要，方便更多的学术研究者及戏曲爱好者研读、使用这套丛书，文学研究所和国图出版社决定乘《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工作重启之机，将《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至五集、九集以大三十二开精装版式重刊。此次重刊，在保持丛书原貌的同时，对所收剧作的作者、版本等内容介绍做了一些整齐划一的工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是全国古籍抢救、保护与整理的指导机构，从“丛刊”六集筹备伊始，“中心”就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与支持，中心领导不仅参加“丛刊”六集的编纂工作会议,提出具体建议，推进项目实施，在底本搜集阶段，更是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做了很多繁琐细致的协调联络工作。作为“全国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成果，“丛刊”六集的出版，也正是对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所倡导的将优秀文献、孤本秘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嘉惠学林之宗旨的切实践行。

 

    值得

 

    距郑振铎逝世已经58年，备受学界瞩目的《古本戏曲丛刊》最新成果，《古本戏曲丛刊六集》终于2016年3月问世。“丛刊”六集收录清代顺治至乾隆前期的作品，共收传奇和戏曲别集七十七种，共计一百零九种剧目。包括《昊天塔》《埋轮亭》《钟情缘》《百子图》《蟠桃会》等珍贵孤本在内的一批古代戏曲文本化身千百，嘉惠学林。《古本戏曲丛刊》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收集了留存于世的绝大部分戏曲孤本与珍本。《古本戏曲丛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也是当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积累的重要标志。“丛刊”六集的出版，使这一伟大工程向最后完成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2016年的8月22日，《古本戏曲丛刊》六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座谈会上，不少老学者一说到郑振铎当年的工作，感情仍不能自已。程毅中说，郑先生主持《古本戏曲丛刊》，对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作用，“我深得它的好处”。此书出版的难度极大，而国图出版社因为有多年影印出版古籍的经验，才能胜任，“我在‘中华’时，也不敢争取，知道困难重重”。“要感谢出底本的藏家。”已经八十多岁的程毅中一连用三个“值得”表达他高兴的心情：“丛刊”六集出版，值得祝贺，值得表扬，值得读者感谢！——“我就是一个读者。”

 

    黄仕忠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研究为什么能兴盛，就是因为有了《古本戏曲丛刊》。郭英德说，搞戏曲研究的，边边角角都要摸到，资料的全，是很重要的。卜键说，《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出版，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几代研究者都受惠于此。朱万曙说，此书嘉惠学林，他是学着《古本戏曲丛刊》长大的。廖可斌认为，“丛刊”中的语言、文字资料极为丰富，是一座宝库，有很高的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刘祯认为，“丛刊”奠定了戏曲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郑振铎当年的构想很有体系性，这套书整体完成后，在中国学术史上，其地位都会是很高的。

 

    “化身千百”，是刘跃进讲到《古本戏曲丛刊》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他说，郑先生发愿编纂《古本戏曲丛刊》，到中国传统戏曲研究蔚为大观，直接地反映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价值观念的变化，即，从郑振铎那一代五四人开始，把文学艺术视为社会的脉搏、大众的心声，开始重视这些俗文学的价值。《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能在中断三十年后出版，正是时代给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机遇。“丛刊”有着丰富深刻的文化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古本戏曲丛刊》六集一共一百七十函，深蓝色布面线装精装。摆在大厅的一个大的条案上，和“丛刊”的一二三四五集和九集一起，像一座山。至少四代学者，参与了“丛刊”的编纂，他们的研究也从这部大书中受惠。如今，面对着这座书山，所有为此书贡献了心力的人，从中受惠的人，都会觉得从郑振铎开始的这四代人的工作，是值得的。

 

    （本文写作参考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陈福康《郑振铎传》，郑尔康《我的父亲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及多种戏曲研究著作，限于体例，不再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