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与现实之间

    “台上的阳光，那巨大的光筒，里面一蓬蓬浮着淡蓝色的灰尘——是一种听头装的日光，打开了放射下来，如梦如烟。……我再也说不清楚，戏台上照着点真的太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凄哀。艺术与现实之间有一块地方叠印着，变得恍惚起来……”

    《华丽缘》这一篇写看戏的文章，是张爱玲作品中难解的作品之一，读者看完后如坠五里雾；甚至编者不知道把它放到散文里，还是小说里。散文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散文要求真实，而小说讲究虚构。而笔者认为这一作品恰恰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如果我们结合张爱玲的身世遭遇，特别是她与胡兰成之间的恋爱，解读这篇作品就不再困难。

    根据孙立川编的《张爱玲大事年表》，1947年，“张爱玲曾去温州乡下看望胡兰成，回沪后不久与胡兰成分手。1947年4月，《华丽缘》在《大家》月刊创刊号发表。”可见，这篇作品与张胡之恋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从张爱玲的创作来看，她是一个都市作家，很少写乡村作品，而这次写的是在榴溪所看的绍兴戏，显然与她到温州寻夫的经历分不开的。这个戏，因为作者听不懂，只能“看”，从她的叙述中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像“莺莺传”。我们可以把戏中小生的行为与胡兰成的真实情況作一个对比，发现二人行为极其相似。

    小生被他父亲唤出来，吩咐他去拜访他的姑母。到姑母家后，表妹上堂来拜见母亲，却被表哥的美貌所吸引，不禁调起情来。小姐回房，心事重重，命丫鬟传命，小生却趁机潜入姑娘的绣房用话语挑逗，小生见话语打动不了小姐，就动起手来，经过一番波折，两人半推半就了。等老夫人明白过来，为时已晚，就强令小生明媒正娶。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小生又看上一个上香的小姐，又开始对这个小姐展开了一番追逐……

    胡兰成1906年生于浙江省的一个农村，是一个极力向上爬的于连式的人物。1939年先后任汪伪政府伪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是一个高级文化汉奸。1944年11月，胡兰成预感到汪伪政权支撑不了多久，他在日本靠山池田的安排下，到《大楚报》任社长，日本企图在武汉建立傀儡政权“大楚国”。但九个月之后，日本投降，胡就成了丧家之犬，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胡兰成逃亡到温州，所以张爱玲千里迢迢从上海赶来寻夫。“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然而张爱玲想象的珠宝就像戏子所戴的独粒头假金刚钻坠子，在阳光下哽咽了一下。胡兰成这时正和范秀美如胶似漆。胡兰成逃亡，一开始是避在杭州乡下的斯家，斯家是大户人家。范秀美是斯家的姨太太，18岁就守寡了，年纪比胡大一岁。胡在那一带藏身不住，即是由她不避嫌疑，自告奋勇送他到温州她的娘家去隐匿。—路上胡有意撩拨，使守寡多年的范秀美把持不住，未及温州二人就结为夫妻。

    张爱玲满抱着希望而来，没想到落到一个尴尬的境地，甚至见范秀美时，张胡以兄妹相称。1944年他与张成婚（此前他已经结过三次婚了），并写有婚约，“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可是到武汉却与周鬼混在一起，让周做他的妾；而现在又勾搭上范。当我们了解了以上背景，就不难理解张爱玲在《华丽缘》中这样的感叹：“他那表妹将来知道了，作何感想呢？大概她可以用不着担忧的，有朝一日他功成名就，奉旨完婚的时候，自会一路娶过来，决不会漏掉她一个。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可见张爱玲是有感而发的。

    温州寻夫事后，张爱玲经过痛定思痛，到了1947年6月，也就是《华丽缘》发表后的两个月，她知道胡已脱险境，终于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找，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小吉”是“小劫”的隐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华丽缘》里面的确包含着张爱玲自己的身世之悲，从传记的角度了解张爱玲的身世，特别是她和胡兰成之间的婚恋，无疑能促进我们对《华丽缘》的理解——这也是对这篇难解的作品，不得已而采用的解读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可以说是处于艺术与现实之间，这就是这篇作品微妙之处。

    至此，张胡结束了那场“倾城之恋”。或许，张爱玲的确属于乱世作家，随着这场婚恋的结束，她也“萎谢”了。不仅仅是她的生命，也包括她的才华。张爱玲在毕业年刊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项，她写道：“一个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这似乎成了一句谶语。而《华丽缘》是她最后一篇带着灵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