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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1月11日 星期三

    迈向意识科学

    李恒威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1月11日   29 版)
    《对话意识:学界翘楚对脑、自由意志以及人性的思考》,[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著,李恒威、徐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48.00元

        意识被认为是科学的最后前沿之一。也许这种看法是在不理解意识本性之前做出的一个错误论断(换言之,意识并没有令人费解的神秘可言),抑或是一个夸张之辞。但不论怎样,意识被接纳为科学的一个合理主题的时间还很短——它令科学困惑,它还留在科学未解之谜的列表中。

     

        意识,就是在你进入无梦深睡或处于深度麻醉和昏迷时失去、而在你从这些状态中恢复过来时又会重新拥有的“东西”。失去与拥有——这是你每天都会经历的转换,它好似一把锋利的剃刀,将你一天的生活划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充满影像、声音、气味、味道、感触、思想、情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你有一种隐默但明确的主体性和自我感,它彰显了你作为一个确定的“我”的存在;而在另一个世界中,即使你没有死亡,这一切也都消失了。显然,意识的功能是明确的,它的失去与拥有对你我而言几乎是生死攸关的。尽管意识现象简明若此,但它之于科学似乎是一个比宇宙之谜更深一层的谜,因为宇宙之谜必须有待一个有意识的主体来提出和破解,而在一个没有意识在场的世界,所有被理智视为神秘或谜的东西根本无从言喻。

     

        科学是无畏的。不过面对意识现象,科学界也曾有过深深的畏怵。意识科学家科赫(C.Koch)在《意识与脑:一个还原论者的浪漫自白》中就谈到过这种状况。他写道,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的克里克(F.Crick)和他一起开始从事意识研究时,这被认为是一个人在其学术生涯中出现了认知衰退的迹象;在学术界,研究意识不过是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已退休的诺贝尔获得者或已取得终身教职的科学家因其兴趣而做的一项装点门面的工作而已,一个严肃的、从事实证研究的自然科学家是不会去做的,对一个年轻教授而言,如果他对意识的兴趣超出了一个业余爱好者的程度,就会被认为是不明智的,尤其对那些尚未取得终身教职的人。然而,这个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急剧转变。这个转变的导火索也许可归于1994年4月12-17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由亚利桑那大学意识研究中心举办的“迈向意识科学”(TowardaScienceofConsciousness)的第一届图森会议(TucsonI),其中又尤其要归于当时一位年轻的哲学家查默斯(D.Chalmers)提出的关于意识研究的“易问题”(EasyProblem)与“难问题”(HardProblem)的划分。所谓“易问题”,就是依靠常规的认知科学方法可给出解释的一类问题,诸如知觉、学习、记忆、情绪等的神经机制、计算建模和人工实现;而所谓“难问题”则是指,意识体验的主观品质很难从脑神经系统的客观物理过程那里得到完满解释,换言之,这两者——意识体验的主观品质与脑神经系统的客观物理过程——之间似乎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解释鸿沟”(Ex⁃planatoryGap)。

     

        甫一开始,“难问题”好像就为刚兴起的意识科学设定了一条禁令,然而也恰是这个强有力的挑战激起了科学“偏向虎山行”精神。20世纪90年代,这股生机勃勃探索热情将来自哲学、心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物理学、东方心学、神秘主义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广泛而驳杂的共同体;他们举行会议,展开讨论和激辩,不断有新观点、实验范式、假设、模型或理论被提出来。这个时期,在“迈向意识科学”的旗帜之下,涌现了一批意识研究的杰出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意识科学的图森会议是一个国际会议,自1994年举办第一届以来,至今已举办了22届,其中每偶数年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奇数年在世界各地举办。1997年意识科学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ASSC)也开始在世界各地举办其旗下的国际会议。很巧的是,2017年6月Tuscon2017和AS⁃SC21将相继在中国上海(6月6-9日)和北京(6月13-16日)举办。

     

        《对话意识》的作者布莱克摩尔(S.Blackmore)本人是一位对通灵学和意识具有广泛兴趣的学者,她还是一位禅宗的修行者。她出版过的意识专著有《意识导论》《对话意识:学界翘楚对脑、自由意志以及人性的思考》《意识简论》《禅与意识的艺术》等。其中《对话意识》一书就是她在参加最初几届Tuscon会议和ASSC会议期间和之后对20位活跃在意识研究领域的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所做的访谈。这些受访者既有科学家,也有哲学家;既有像克里克这样的科学耆宿,也有像查默斯这样的哲学新锐。在访谈中,布莱克摩尔向不同的对话者问了一些几乎完全相同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大致有:(1)意识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究竟什么使意识成为科学中一个如此备受争议的领域?(2)意识的“难问题”,或意识与脑的形而上学关系是什么?(3)造成有意识心智与无意识心智差别的神经机理是什么?(4)意识的神经相关物;(5)自我问题;(6)自由意志问题;(7)意识的第一称方法;(8)功能主义、僵尸(zombie)、计算与机器意识;(9)意识的生物功能;(10)意识的起源和演化;(11)他心问题;(12)意识的东方传统;(13)从事意识研究会改变研究者的生活吗?《意识对话》展现了意识科学建立之初的那些开拓者和奠基者极为宏阔和多样性的视野;在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这门新科学所饱含的活力、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近年来,一些主要经济体相继推出了第二轮的“脑计划”,探究脑的工作原理成为各国科学界的必争之地,也是各国科技政策的优先关注点。某种意义上,脑科学是涉及人类灵魂的科学,而意识则是脑科学要触及的最高级的现象。对于未来一个可预见的人工智能的社会而言,“迈向意识科学”应该也会有助于解除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一些忧虑,因为如果人工智能的机器原则上不可能成为有意识的行动者,那么它就不可能自主地生发出奴役或毁灭人类的意愿,它就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适应新颖状况的灵活性。也许,意识是人类尊严的一道坚固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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