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评论》十年间

    编者按：10年，出刊 61期，发表文章1000多篇，《扬子江评论》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增添光和热，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火与剑，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兴盛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繁荣贡献了汗水和智慧。

    2016年12月24日，江苏省作协举行《扬子江评论》创刊十周年研讨会，既是庆祝，也是回顾，更是展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分享《扬子江评论》创刊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地位、影响和作用。本报刊发与会专家的部分观点，希望对当下文学界及刊物发展以有益的启示。

    “十年树木。《扬子江评论》创刊十年，已从一株小苗长成了一棵大树。我们也常说，十年磨一剑。《扬子江评论》创刊十年，已把自己打磨成文学批评界的一个品牌刊物。”江苏省作协书记韩松林表示，十年来，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关心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同行节和学者的鼎力支持下，《扬子江评论》从一本普通的当代文学评论刊物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当代文学批评期刊，这是值得庆贺的。十年来，在执行主编丁帆教授的主持下，在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扬子江评论》打造了自身的品牌，办出了自身的特色，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和高水平的作者群体；二是前沿性的编辑视野和创新性的品牌栏目；三是有风骨的批评理念和有定力的办刊思路。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扬子江评论》能够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做文学评论事业发展的坚强阵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引领正确的文学批评潮流，对于庸俗吹捧、阿谀奉承的文学批评要坚决予以抵制；要加强品牌意识，加大特色栏目的设置力度，勇于创新，敢于创造，始终立于批评的前沿和潮头；要积极关注江苏文学批评的发展，大力扶持和培养青年批评家，为江苏文学批评队伍建设作出贡献。二是希望江苏的文学评论家秉持坚定的批评立场，为江苏文学的繁荣发展保驾护航。要秉持客观真实的批评态度，用事实说话，既不有意赞扬，也不刻意贬低；要坚持风清气正的批评精神，坚决抵制不良风气，张扬良好的批评风尚；要树立重担在肩的批评责任，深入文学第一现场，亲身感受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关联，同时加强江苏意识，多关注江苏文学的发展，为江苏文学的繁荣尽一己之力。三是希望江苏省作家协会保持既定的服务宗旨，推动江苏文学评论持续发展。

    感觉像是80年代又回来了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认为，刊物应该有能力提炼出当下最核心、最具前沿性的文学核心问题，然后展开讨论。对同一部作品、同一种现象能够展开交流，要有争论，不怕争论。这样的批评才有价值、有意义。现在的批评多为自说自话。当总体性的理论坍塌之后，批评究竟怎样往前走，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茫然。对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大家很热情，但对更尖锐、更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大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愿望。

    “《扬子江评论》创刊只有十年，但确实办出了特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重镇。刊物集结了一大批国内一流批评家和研究者。每期都有几篇重头文章。这一特点在创刊号上就体现出来了。”孟繁华举例说，比如“批评的批评”，对一篇提出了有价值、有意思文章的集中讨论，文章很有锋芒，很有锐气。似乎让人感到80年代又回来了一样。《扬子江评论》是典型的学者和批评家办刊，有浓厚的学院气息和书卷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认为，《扬子江评论》最醒目的特色就是教授办刊，这种形式让人想起现代文学史上的《新青年》和《语丝》等杂志。他们虽然在大学教书，有固定职业，但又是一个“文人圈子”，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办刊人思想艺术趣味大致相同，同时又葆有鲜明的个性，并不强求思想一律，例如陈独秀与胡适和周作人等编委，无论思想主张和文学趣味都不相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历史的某一时刻走到一起。

    “《扬子江评论》创刊十周年之际召开纪念会，不仅仅有一种仪式感，它还让我认识到《扬子江评论》作为一份评论刊物的特殊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办刊模式，为建立文学批评多元格局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我们一般把现在的文学批评分成学院派批评、作协派批评和媒体批评，不同类型的批评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另外，不同类型的批评也依赖不同的载体而生存，体现学院派批评特征的主要是各大学或学术机构办的刊物，如《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研究》以及各大学的学报等；体现作协派批评特征的主要是各作协系统、社会文化机构主管的刊物，如《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等，媒体批评则主要体现在各种综合类、都市类的报刊上。《扬子江评论》的主管部门是江苏省作家协会，按一般的思路，他们应该将其办成一份体现作协派批评特征的刊物，但江苏省作家协会改变了思路，他们与南京大学合作，于是一个全新的批评刊物诞生了，它打通了学院派批评与作协派批评交流融合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以学院派批评为基础，又在这种新的模式的运作下，为克服学院派批评的脱离文学实际的短处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从而使《扬子江评论》在办刊过程中有效地坚持了自主性和学术性的宗旨。这正是这份刊物的特殊意义，这与江苏省作家协会的眼光和胸怀是分不开的。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认为，《扬子江评论》的特色在于结合了高校与作协系统的评论家，一起对当代文学发声。他们没有放弃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但注重文学史的眼光。他们关注影响文学的时代因素，但不是决定论式的。在国内文学评论杂志学术含量流失的情况下，《扬子江评论》中的文章，反倒是一直往上走。这很不容易。

    厦门大学教授贺仲明注意到，《扬子江评论》一直葆有办刊理念的坚持。当前文学界重视人情，表扬批评充斥，文学批评刊物也多沾染此风气。但是《扬子江评论》敢于刊发争鸣性、富于批评性的文章，坚持自己与文学创作界保持一定距离的学院批评特色，很少从中看到人情稿，特别是纯粹的表扬稿。包括在当代文学史史料建构方面也是如此。刊物力求客观全面的展现文学历史，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保持在场性特点，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贺仲明认为，当前中国文学最匮乏的就是思想。文学创作如此，文学评论也是这样。没有深刻的思想成不了优秀的批评家。文学批评刊物当然不一定都要以批评为准绳，它可以有自己的侧重，如艺术批评，未尝不可。但是一家批评刊物最好能够有自己的特色，坚持下来，就是刊物的显著个性了。《扬子江评论》有鲜明的思想个性，关注作家思想，时代的思想状况。虽然不排斥艺术批评，但中心还是在思想领域。这一点，在当前文学批评刊物最好特点是很显著，针对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栏目的稳定或活泼，利多弊多？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主持《扬子江评论》的《文学史视野》栏目。在参与办刊的过程中，他最大的体会是，“创意”不难，难的是落实。常常有很好的组稿理念，但却难以组到理想的稿子。“那种我们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总是无法展开。能够写好这样文章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写。有些话题，是值得长期讨论的，但往往一两期这个栏目就难以为继，原因就在于找不到好文章。”

    王彬彬指出，批评和批评刊物的基本状况是平庸，中规中矩但平淡乏味。其症结并不都在批评和刊物自身，无疑还有其他难以抗拒的因素在起作用。至于批评和刊物，自身的问题恐怕在于匠气太重。批评家像工匠，办刊物的人也像工匠。文学批评和研究越来越成了力气活和技术活。批评家总想把文章写得规规矩矩，不出差错；办刊物的人只求刊物平平稳稳、不惹麻烦。翻开各种刊物，总有匠气扑面而来，而缺少那种明目醒脑的灵性。

    程光炜也发现，目前几家批评刊物各有特色，有的专属于作家作品评论，有的偏重于文学史和思潮研究，有的跟踪当下的文坛发展，经过一二十年的批评积累，都已有稳固的作者群和读者圈子。他认为没必要都办成一种风格。“眼下的问题是，翻开每期杂志，好文章确实不多，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文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我想除人情因素外，主编还应有严格文章入选标准，不应该拿来就发，当然这样也比较难，因为有见识有水平的批评家毕竟只占批评家群体中的很小一部分。”程光炜说。

    “目前中国批评家和作家被私人之间的情谊或利害关系拴得太紧，缺乏共同进入文学的公共空间进行坦诚交流的风度和雅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说。他认为，从批评家这方面说，就是尽量不触及作家的历史经历、当下处境与内心世界，总喜欢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起劲地分析大家共同置身的历史文化环境，要么同样起劲地分析封闭的文本，就是避而不谈作家本身。过去说“批评缺席”，严格讲恐怕还是回避对作家提出直接坦率的批评，导致了批评活动中“作家的缺席”。

    郜元宝稍稍感到不足的仅仅是一些研究“文学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学者把作家置身的具体历史境遇狭隘化了，似乎作家们的文学创作环境仅仅就是诸如文学领导机关、文学会议、文件、领导讲话、批评家、出版社和杂志——等等直接的文学生产“现场”，而忘记了与此同时，作家们还有更大的生活天地，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环境还有上述这一切之外的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因素。仅仅关注直接的文学生产现场，并由此描述中国文学被这样局部的历史所决定的那一面，看不到即使处在如此被决定的环境之下的作家们个体的应对，个体的命运，以及并非浪漫主义所独有的文学情感与文学想象，那么对“文学制度和生产方式”（文学的被局部历史所决定的这个过程）分析得再精妙，结论也无非是一声叹息。

    郜元宝虽然比较警惕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史学化趋向，但他对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一直是心怀敬意的，因为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实在太不够。各种文学批评模式的不同侧重点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并非毫无道理，但也不能简单重复，或者彼此隔绝。他指出，以后如果还要做作家论，恐怕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文学处境出发，吸取上述各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所长，争取给中国读者描写出更加清晰的中国作家的精神形象来。

    很多学者注意到，《扬子江评论》的栏目不大固定。孟繁华说，栏目不定，量米下锅，好处是随时发表好文章，及时、不耽误事；不好的是，就像我们经常光顾一个菜馆，想吃他们的特色拿手菜，但菜馆经常换菜谱。那些“创新菜”又不了解，于是便犹豫不决很费思量。他的建议是希望《扬子江评论》逐渐将栏目固定下来，这样与作者、读者都有好处。这也是一个成熟刊物自信的一个方面。

    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刊物

    尽管众口难调，理想的刊物几乎不存在，学者们依然心存美好的愿望。孟繁华说，作为主要刊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刊物，应该有胆有识有担当，有锐气有朝气。就像80年代的《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等刊物那样，及时、敏锐地提出我们共同关心、关注的、与时代息息相关、具有前沿性的文学和理论问题。现在的刊物大体差不多，有差别的只是刊物的级别、是否核心。这与我们学术的评价标准、考评标准有关。因此，要办好一个刊物显然不是刊物自身能决定的。它与我们学术体制的整体有关。在这样的语境下，要求一个刊物如何如何是不现实的。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而不是用理想化的方式要求他们。

    杨扬指出，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学批评杂志，缺乏后劲。而且，圈子意识太强，每期都是那么几张脸，谈来谈去就是那么几个话题，人为炒作的痕迹太浓。他希望少评一点评论奖和各种排行榜。希望评论杂志自律，对录用的评论稿件有一个约束。

    “一是谈论的是真问题；二是思想和学术交融。有真问题才有真学术，而我们现在谈论的，很多实在只能说是伪问题。没有思想的锋芒，是如今刊物的普遍状况。许多文章，涂上了厚厚的学术油彩，显得十分学术，至于真有多少学术含量，是很令人生疑的。而思想极其贫乏，则是毫无疑问的。”王彬彬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文学批评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中肯的建议：写文章的人和办刊物的人，都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

    在程光炜的心目中，《扬子江评论》已属于较为理想的刊物。他说：“丁帆教授总体把关，王彬彬教授和吴俊教授各自主持一个栏目，他们的栏目不仅材料丰富，而且角度也非常新颖，读起来常常有眼睛一亮的感觉。”程光炜进一步指出，《扬子江评论》应该坚持自己教授办刊的路子，不一定与其他杂志相同，甚至办成一个学术批评的杂志也可以。这种杂志可以称之为“学人批评”。这种“学人批评”不一定跟踪当前文学思潮和作家创作，也不一定做成文学史研究，而是用有距离感的历史性的眼光观察当下的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也可以像发表的杨扬教授的《哈佛所见文史资料四则》、陈思和教授的八十年代的几个选本之类的学术札记的文章，看似与今天文坛无关，实际关系大焉，这就是用历史穿透今天的批评。《扬子江评论》可以跟文坛的关系稍微远一些，不必要走得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