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科普出版社

    科学普及出版社迎来60华诞，要我写点回忆文字。

    真是岁月如梭，屈指算来，我跟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最初交往，已经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是在1979年。我写了《论科学文艺》一书，20万字，交由科学普及出版社，于1980年6月出版，第一次印刷印了18900册。

    《论科学文艺》一书的责任编辑是白金凤。她跟我是北京大学校友，不过，她是中文系毕业，而我则是“理工男”——出自化学系。我们相识于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会议。她总是笑盈盈的，细声细语。她的工作非常细致、认真，使《论科学文艺》得以顺利出版。后来，她被提升为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由于我“离经叛道”，没有再写科普，多年未与她联系。直至2012年秋，我作为特邀代表在北京出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9日，时任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的苏青请来已经退休多年的白金凤相聚。这时的她，已经头发灰白，我们一起话当年，无限兴奋，也无限感慨。

    《论科学文艺》一书由当时的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祝修恒三审。他的笔名祝贺。我上中学时读到的苏联伊林著《十万个为什么》，译者之一便是他。我在北京拜访他，他谈起对《论科学文艺》一书的一些意见，使我受益颇多。指出《论科学文艺》的特点是“史、论、写作体会”三者结合，便是他。

    《论科学文艺》一书最初是科学普及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来信向我约稿。我与郑公盾相识之后，相知益深。郑公盾胖胖的个子，方脸，讲带有明显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待人和善。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士”，涉猎甚广。他既对《水浒》有着深入研究，出版专著，也写过鲁迅研究专著，还写了长篇传记《茅以升》。他的90多万字《中国科学文艺史》，广征博引，融中西于一炉，由他的女儿郑维整理出版。他还兼任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而我忝为副主任委员，联系颇多。在2014年我决定把我的创作档案捐赠上海图书馆，开始整理诸多纸质书信，找到郑公盾写给我的信十几封。重读这些信件，发觉他对我的称谓从最初的“叶永烈同志”，到后来的“仁兄”“老弟”直至“Dear永烈”，可以看出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而我也从最初的“郑公盾同志”到直呼“公盾”。公盾年长我22岁，他热情提携我这样的后辈。

    公盾在中风之后，请夫人于明代笔，写信给我。信末，他还亲笔加了几行字，对我的处境非常关心。公盾在1991年4月16日因癌症病故，我一直深深怀念正直、厚道的他。迄今，我仍保存着他的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

    公盾是“38式”中共党员。科学普及出版社另一位资深的老党员，跟我有着很深交往的是严昭。我最近整理了严昭写给我的三十多封信。

    我结识严昭，是在1979年11月。我正在北京出席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忽然有一位老大姐前来找我，说是全国政协工作人员，约我为刚刚去世的傅鹰教授写报告文学。她就是严昭。傅鹰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于1979年9月7日病逝。她事先了解我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是我的老师，所以约我写傅鹰报告文学。严昭还从全国政协给我开了给北京大学的采访介绍信。我顺利完成了严昭交给的写作任务，在1980年第二期《福建文学》发表了我关于傅鹰的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傅鹰是福建人），《新华月报》全文加以转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后来严昭调往科学普及出版社，担任综合编辑室主任，负责主编《中国科技史杂志》。她约我写彭加木，写高士其，我们有了很多工作上的书信来往。不过，那时候我们只限于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来往。有一次，公盾跟我谈及严昭曾经是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是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妹妹，一下子就引起我的注意。正在致力于写作“文革”纪实长篇的我，便打算采访严昭。那时候，严昭已经离休。1988年10月30日、31日，我得以在北京陆定一家中，与严昭长谈，进行录音采访。她还交给我一批资料，内中特别是她记述严慰冰病重至去世的日记的手稿《慰冰病中仲昭手记》，极其珍贵。我写出报告文学《“基督山”案件始末》，发表于1989年第5期中国作家协会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严昭非常赞赏这篇作品。此后我们仍保持通信以及电话联系。很可惜，在她“两迁蜗居”之后，失去联系。后来，从吕鸣那里得知，2008年5月严昭在孤独中离开人世，享年86岁，我深感痛惜。

    吕鸣是科学普及出版社新一代编辑，继承了老一辈编辑的执着与认真，更多了一份新时代年轻人的朝气与灵气。在吕鸣的热情约稿与编辑下，2012年8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我的4本新著，即《叶永烈相约名人》两卷、《叶永烈行走世界》两卷。我还应聘担任科学普及出版社顾问。

    我昨夜刚从广州出席南国书香节归来，信笔写下我的回忆，算是为科学普及出版社花甲之庆献上一束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