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一种会心

    阅读自己的师友与同事的学术著作，比起不相识的学者，往往别有一种领悟和会心。因为熟识，在字里行间就能更多地领受和体会到师友人格的魅力和个性的斑斓，从而更能把“学”与“人”互证。而即将过去的2016年，大约是我阅读自己的师友与同事的专著最多的一年。

    2016年的阅读是从孙玉石老师的《新诗十讲》（中信出版社2015年）开始的。孙老师的新诗导读曾经开启了几代北大中文系学子以及新诗爱好者的诗心。我最初正是在孙老师的新诗导读课上初窥现代诗的门径。至今犹记孙老师讲授戴望舒的诗：“我思想，故我是蝴蝶……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感觉那一首首朦胧而优美的新诗，有如诗性的蝴蝶，舒展着斑斓的彩翼，是美的精灵的化身。这次阅读《新诗十讲》，仿佛重回青涩的大学时代，重启领悟诗美的历程，由此对孙老师的学术研究所追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的三位一体，似乎有了更深的领悟。而对于像孙玉石老师以及洪子诚老师这样的诗歌研究者，“审美的原则”构成的是学术生命的灵魂。

    洪子诚老师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也给了我别样的阅读经验。这本书为文学史研究展示了别开生面的视野，一读之下，会拍案感叹当代史还可以这样研究。洪老师对自己所钩沉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史料，选择了把材料与注释进行互读的研究形式，从而为讲话稿、会议记录一类重要的历史文本找到了言说与探讨的新理路。对于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年青读者来说，借助于作者在注释环节所补充的相关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在进入复杂的历史语境和鲜活的历史现场的同时，也触摸到一种理解、认知以及重现历史的独异之门。而只有体察到这种独异性，才能领悟洪老师治学之与众不同的品格。

    而钱理群老师近几年的诸多著作，大都蕴含了一种沉重的幸存者意识：所谓“幸存者意识”，在钱老师的体认中，是经历了漫长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后，“我还活着”的醒觉，因此那些已逝的生命，“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来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这种幸存者的身份意识，也贯穿在新著《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中，并与作者始终追求的历史的记录者、讲述者、反思者的形象融汇在一起，最终勾勒出一个坚守者的鲜明的自我素描。“坚守”不仅是作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概括出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世纪精神，更是历史主体得以建构的价值依托，是价值论对历史叙述的主体性渗透和介入。这种主体性既可以看成是研究对象的，也是钱老师自己的。

    对于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以及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尤其是这些年来在大学教育领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的陈平原老师来说，《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既是长期思考和累积的学术成果，也是对作者的相关研究领域具有集大成意味的一次总结。而本书探讨的那些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学术话题，则集中呈现了作者对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文学史学科的历史反思性，并将持续地在当代文学教育和学科建设进程中，启示我们思考何为理想的文学教育，从而事关中国学院教育未来的远景。本书最终提供给学界的，是一个反思现代文学史的观念、体例、制度、教育等因素的综合性视野。

    如果说阅读自己的老师辈的学者的上述著作，如沐春风；那么读自己的同事与友人的书，则如切如磋，领悟与会心中还始终伴随着一种砥砺之感。

    张旭东先生的《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对我这种多少有些悲观倾向的人来说，启示的是一种乐观主义的历史远景。这种乐观主义根源于作者对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的辩证构想。在有些人眼里，这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的年代，分裂和破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结果是我们越来越无法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感的“认同”。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确证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大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我”是民族主体，背后是中国文化和政治主体性的构建问题，也是中国道路的主体性问题。而从次一级维度上说，这个“我”则是思想者共同体，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共同体。或因如此，张旭东把当下历史始终的未来指向和关于未来的远景叙事作为自己思考中国历史和中国道路的出发点，可以使我们破除历史决定论和历史本质论的迷思。没有关于未来的视野，也最终无法生成关于过去的叙述。

    王风兄的《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是近些年现代文学同行学者中最见功力的著作之一。该书讨论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书写语言与文章体式的曲折演变。作者的卓见在于，语体转型并不是白话简单替代文言的过程，相当一部分现代书写因素恰恰是在文言内部生成的。该书表现的是王风持论精良而又谨严的学术个性。而《琴学存稿》（重庆出版集团2015年12月）则展示的是王风对古琴的精深造诣，既有梳理琴派源流及琴曲流传的严谨到苛刻的考据论文，又有关于古琴历史和乐理知识的轻松对话、问答，反映了作者风趣幽默的另一重性格。而对我这个古琴的外行来说，该书既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故作者虽为再熟识不过的同事兼友人，读罢依然令人油然升腾仰慕之感。相形之下，姜涛兄的《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则更使我感到亲和，该书以五四之后社会思潮的分化为大背景，择取大时代中若干人物、现象、群体、事件为个案，探讨青年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是这些年来真正把社会史与文化史视野落实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实绩。

    此外，刘禾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三联书店2016年）、陈晓明的《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孙郁的《民国文学十五讲》（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程光炜的《文学史二十讲》（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解志熙的《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杨联芬的《浪漫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高文君的《郁达夫在名古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谢保杰的《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张春田的《革命与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性（1903-192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李国华的《农民说理的世界——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方星霞的《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都是2016年度印象深刻的同行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