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南京不哭》

    年近八十，个人之事已看淡。但人虽老了，偶然读到关于八年抗战时期的记载，感动犹甚于年轻时。愈来愈觉得，我这年纪的老人，亲身经历到这一代的苦难，应该尽量把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为历史作一见证。

 

    一

 

    我出生在1937年6月。过了几十天，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犹在襁褓中的我便开始了八年的颠沛流离。

 

    在六岁的暑假，我和家兄郑平随父母住在农村，地僻无玩伴，十分无聊。幸亏在屋里找到两本章回小说，一本是《薛仁贵征东》，一本是《薛丁山征西》，两个小男孩各据一书认起字来。过了几天，猜出好些字的意义。因没人教，一些字不会发音。至今犹是如此。

 

    抗战胜利后，我随父母回广州，就读小学三年级。小学毕业后，母亲问我希望到何处升学？我毫不迟疑回答：培正。此校与培英和岭南同属广州最佳男校。母亲奇怪我居然如此向学，殊不知我之向往培正者，原因是它有十八个篮球场。母亲说，“凭你的功课，怎么考得进培正？”于是她把我送入培正暑期班，如果成绩还好，就可获准在该校正式上课了。

 

    培正在东山，我家在沙面。我需一早起床赶公车，大热天坐在教室里汗流满脸地听课，回家则成为母亲对弟妹“小孩必须好好做功课”的活教材。一个月后，结业试来了。又过几天，我到学校领成绩单，心头忐忑。接过成绩单看到最后，左下角评语是“来便录取”四个大字，心中大喜。回家老人家问，“考取没有？”我把成绩单递过去，“您看，来便录取！”表婆拿过成绩单念着说。“嗯，不对不对，头一个字好像不是‘来’哟，是‘未’！”

 

    于是挨了母亲一顿好骂。幸亏后来考上培英，没有失学。

 

    1949年我随家迁居澳门，课余读巴金、茅盾和还珠楼主的小说。一年半后迁居台湾，考进台北建国中学初三，开始读《红楼梦》。进了高中后，我白天打篮球，晚上读唐诗，有暇写些短篇小说，寄到《大华晚报》发表，赚一点零用钱。等到考试前一晚，把所有累积的数学习题拿出来做一遍，居然过关。那两年是我一生最轻松愉快的日子。高三时，我怕考不上大学便要去金门当兵，便用了一年的功，毕业时免试直升台湾大学电机系。那时我并不知电机为何物，只因此系热门，想来毕业后出路较好。在台大读了一年半，我申请到美国奥克拉荷马农工大学奖学金，便去美国。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我去美虽是十余年后的事，但原子物理仍领科学界风骚。我那时已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决定转到物理系去。

 

    此时爱因斯坦已逝世，其衣钵由一群年轻学者继承。这些人包括施温格 (JuilianSchwing⁃er)、费曼(RichardFeynman)、盖尔曼(MurrayGell-mann)和杨振宁、李政道。这五位天才型的物理学家有截然不同的天赋。当时物理界发生的几个大问题，如无非常之才不能解决，而每个问题所需之才又是不一样的。偏偏这五人中就有一人有此异能，其他四人则非所长。

 

    施温格自信才气不让爱因斯坦，可惜比爱氏晚生几十年，广义相对论已成爱氏最大成就。施氏只好去建立量子电动学的整体架构。他生平最重要的贡献乃是算出电子反常磁矩最低次的微扰值。

 

    施氏的计算方法非常复杂，偏偏世上出了个天马行空的费曼。此人用了几个大胆假设把计算大大简化，寻常学生用费曼的方法一小时内就能算出施氏的数值。故施温格的严谨架构几无人涉猎，令施氏气结。费曼曾对我说，“当初大家都以为我的想法荒唐，几乎人人反对。但我以七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来求取同一个振幅值，结果都是相同而正确的。因此我坚信我的假设无误。”

 

    我到达奥哈拉荷马不久，杨振宁李政道两先生荣获诺贝尔奖。消息传来，中国同学无不振奋。在这之前，物理学大师泡利(WolfgangPauli)不相信杨李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因为“上帝不可能是左撇子”。大部分物理学家持同样观点。一天，施温格在他的办公室和许多学者谈话，有谓吴健雄正在进行的实验可能支持杨李。施温格请大家保持冷静，他认为实验会证实宇称是守恒的。话刚说完，铃声响起，施温格拿起电话筒听了几句，脸色一下煞白。他挂上电话转身说：“各位先生，我们必须向自然界折腰。”

 

    这年春天，我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插班考试，获得奖学金，秋天便转学到加州理工，恰好是费曼和盖尔曼任教的学校。在开学前，加州理工的新生都被送到学校近郊一个营地受新生训练。一位香港同学遗失了行李钥匙，不能加添衣服，晚上冻得发抖。有人指着站在不远的一位男子说，“他可能有办法帮你。”那个貌似电影明星的男人折了一根小树枝在孔里戳几下，锁就开了。后来才晓得此人就是费曼教授。

 

    一年后，我选了费曼“量子场论”的课。费曼讲课非常生动，每上他一课，我都以为得闻大道矣。但回家细思，又似懂非懂。多年后才明白，费曼有些解释似是而非。量子场论的真义，费曼应是了解的。这种神龙不见首尾的讲法是存心的。他做研究，不采用严谨的引导而用猜测。凭他的天赋，常常给他猜中。他自己说，使用这种猜密码式的思维是希望由此找到崭新的物理，但没有成功。

 

    我在加州理工得了博士学位后，留校跟盖尔曼教授作博士后研究。我有一位很聪明的学长名叫SidneyColeman，他说，盖尔曼比他用功，又比他聪明一百倍，而费曼又比盖尔曼聪明一百倍。盖尔曼利用旋转群的对称性，把各种粒子排成秩序。后来又和茨威格(GeorgeZwieg)各自独立创出夸克为物质基本粒子，其电荷是1／3倍数而非整数之怪论。一位比我年轻的同事告我，他第一次听盖氏谈夸克，怀疑这位大物理学家是否疯了。但盖氏的理论后来被实验证实。这个理论，费曼就没想到，其余三位天才型物理学家也没想到。但盖氏指导我研究加州大学柏克莱学派的S方阵和雷克极点(Reggepole），三年以后，我的成绩几等于零，这才领悟盖尔曼把我引错方向。柏克莱理论偏重数学思维，缺少物理内涵。

 

    几年后我去了麻省剑桥，和哈佛大学的吴大峻教授合作。我们从67年至71年，每天从早到晚同据一桌作计算。大峻思想细密，每遇难题，妙思迭出。他在学生时代选了施温格的课，有一次施氏算一个物理量，以变分原理得一个近似值，大峻把准确值算出来，胜他一筹。温氏每次课后离开教室，一群学生在后面追，只有大峻是和他是并肩同行的。杨振宁先生早年和大峻一面，即觉其异，从此亲自教诲，视同子弟。

 

    一次我去加州理工学院作讲演，讲到一半，听众中忽然有人大叫，“对了，对了，太美了！太美了！”这人就是费曼。我再讲下去，不久他又跳起来耍了几个舞步，“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知道郑教授是什么意思吗？他是说，你们这些笨蛋都想错了！真相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我演讲完毕，他立刻上讲台两手握住我的右手说：“郑教授，你和吴教授完成了一个巨大(monumental)的工作，恭喜你！”我对他说，“费曼教授，我上过您的课，您记得吗？”他摇摇头说，“现在你已经超越我了。”他又说，“我完全明白你们研究的过程之艰巨，因为我经过相似的阶段。”停了一下他接着说，“有一天你们会感觉非常沮丧。有人会抢掉你们的功劳。”他邀我到他家讨论我的结果，向我解释他的构想，我也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但后来他在PhysicalRe⁃viewLetter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却没有引用任何一篇我们的文章，也未提及我给他的任何资料。

 

    其后大峻被邀到苏联基辅一个学术会议宣读我们的论文。费曼和杨振宁亦在该会议报告他们的高能理论。会议过后，BenLee(韩裔)在CommentsofNuclearPhysics发表文章总结这个会议说，“三个不同的高能物理理论，在这个会议取得了交集。这些理论，以郑吴理论最为完备。”不久，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举行了一个学术会议，我和费曼都被邀演讲，费曼发言在我之后，提起我们的论文不下十次。但会议过后，他不肯缴出演讲稿，会议主办人多次催促，他才寄来他的论文，其中无一字提及我和大峻的工作。

 

    1970年春天的一天，我们忽然顿悟，多年计算结果的物理意义，就是粒子的能量愈大，可能产生的粒子就愈多，可能率也愈频，因此质子的横截面并不趋近一个常数，而随能量增加而增加，在无限能量时变成无限大。这个结论与当时主流的高能物理理论相反。我们把我们的结论写成一篇文章(Phys.Rev.Lett．24，1456(1970))，其中的预测几乎无人相信。在1973年3月，消息从日内瓦传来，在质子的能量比以前高了好几倍的对撞器里，质子横截面约增大百分之十。此消息登在《纽约时报》1973年3月9日的首页。杨振宁先生在1973年5月的《今日物理》(PhysicsToday)期刊上称：“在最后，郑吴理论可能与宇称不守恒同样重要(itmayproveeventuallynolessimpor⁃tant)。”我后来见到费曼，他还是怀疑这个实验结果。今日的质子对撞加速器能量比四十年前高了数百倍。事实证明，粒子横截面随能量增加而增，正如我和大峻所预料。

 

    三

 

    我年近八十，个人之事已看淡。但人虽老了，偶然读到关于八年抗战时期的记载，感动犹甚于年轻时。愈来愈觉得，我这年纪的老人，亲身经历到这一代的苦难，应该尽量把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为历史作一见证。所以多年以前，我想过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文学创作离我的专业很远。我名为教授，其实教书是其次，研究是主业，必须全神贯注。

 

    改变想法是在1995年4月15日下午。那天我坐在办公室，忽然两位美国教授敲门进来对我说：“郑洪，你该到那个专题讨论会去一下，那些人在扭曲历史。”

 

    我走到MIT第九楼105室，里面坐了大概两三百人。讲台上站着四位主讲人，三位是美国白人，一位是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东南亚人。我坐下听了一会。台上讲话绕着一个主题：日本民族在二战为了卫护他们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受伤最重，所受的苦难最多。他们又说，假如不是某某，某某事件，也许美国不会把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

 

    我举起手发言，“我也为广岛和长崎的死伤哀悼。但中日战争，日本是侵略国，广岛长崎事件是日本自食其果。何况日本被原子弹所慑而投降，保存了至少数十万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命。我还要问四位一句话：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来了，把强盗制服。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的故事吗？”

 

    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阵，白人主讲人辩了几句，又回到以前的话题去，无一语提及我的抗议。

 

    讨论会散场后，我随着人潮走出大堂，忽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转头一望，原来就是刚才站在讲台上那位日本人。他对我说，“这位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说的话我字字同意。”他请我在一张大纸上签名，吁请日本政府为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向中国人道歉。

 

    过了一些时候，一本MIT杂志，名为TechnologyReview，登了一篇关于广岛事件的长文，由一位讨论会主讲人执笔。我写了一封信去回驳，过了好几个月登了出来，里面的警句几乎全被删掉，剩下只有半页。

 

    这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

 

    我心想，你们限制我发言，我更要发言。

 

    《南京不哭》就是我对他们的回答。

 

    四

 

    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有进一步的意义，德法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战争，前者又兼为在种族歧视下进行的屠戳。二战时，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征服者的傲慢，屠杀中国男子，强奸中国妇女，罔顾人权和生命神圣。我们叙述中日战争，光说多少人死亡是不够的，还要说明许多人是怎样受尽污辱，丧尽尊严受尽羞耻，我们须从这个高度去诠释中日战争。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冲入南京城，在城内展开约六个星期的屠杀和奸淫。七十九年已过去了，据1946年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估计，约二十余万中国人在南京被日本兵惨杀，中国历史学家的估计是三十余万人。

 

    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几十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后者很难让人们和现实连在一起。请容我作个比较，今年九月我在纽约，早上醒来打开电视，只见各频道播出的全是民众在广场聚会的情景。肃容的男女一个个上台，宣读他们不幸死亡的亲人名字。牧师祷告，市长致词，不忘这个在恐怖袭击下丧生三千人的灾难。我才记起这天是9月11日。

 

    但是在中国，从1937年12月13日起，每天都有一个911型的灾难在南京上演，连续42天。如果911的惨剧在纽约发生不是一次，而是连续不断的42次，美国人可能全部心理崩溃。

 

    张纯如称南京大屠杀为“被遗忘的种族浩劫”。但这个浩劫只是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例子之一。在中日战争中，屠杀到处发生。有些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但即使我们把南京大屠杀撇去不论，也不能抹去日本战时的罪行。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是我的休假年。我去南京住了三个月，在南京大学开了一课，授量子场论。感谢南大借我一个职员宿舍的小公寓居住，又让我在教员餐室用早餐。我喝不惯用奶粉调成的牛奶，便从街上的摊子买一杯豆浆，一笼包子。中餐和晚餐就在摊子上买一盒饭回家吃，两个菜，一点米饭。南京冬天还是很冷的，水龙头没有热水，早上刷牙漱口令我牙关打战，洗澡更是件苦事。但过了不久，一切慢慢习惯。在往后的日子里，贫和富对我变成相等的，金钱失去了意义。我在南京最骄傲的一刻，是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问路。我已成为南京人，有资格去写南京的故事了。

    在南京，我有幸和两位大屠杀的幸存者见了面。他们的名字是常志强和姜根福。这两位老人谈起62年前的往事，仍不免老泪纵横。我的妻子在旁，也陪着流泪。我的小说里好些情节，尤其是南京城陷那天的情景，就是源于他们的故事。

 

    回美以后，从2005年开始，我利用课余时间以英文写作一部小说，题为NanjingNeverCries。我无意重挑民族上一代的仇恨，但历史不容以信念剪裁。我们可以宽恕，但不可忘记。在战后七十余年的今天，西方社会对日本战时的暴行显然已经忘记了大半。我们的声音在美国的学术界渐渐被淹没了，我们该对世界发声，把历史的真相用种种方式表达出来，让世界重新认识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列强蹂躏中国的史实。

 

    英文不是我的母语，用英文写作，对我是个挑战。有一次我写了几页文稿，请一位年轻教授看一看。他批评说，我的英文造句“stilted”。由于他的阶位比我低，我以为这是赞美之词。回去查了字典，才知道他的意思是我的文句“笨拙”。

 

    另一次我告诉一位美国朋友我在写一本英文小说。他很客气地说，“等你找人把它译成英文以后，我一定买一本。”我只好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他的表情十分丰富。

 

    写成一千余页的初稿，被人批评太长，只好忍痛删去一大部分。然后又被批评不合现代西方小说格式。数易其稿，又被批评英文句子不够精练。幸亏我的邻居爱丽霞女士(AlexaFlecken⁃stein）答应替我修改。我们每星期二下午坐在一起，由我读稿，爱丽霞修改。我回家后再改一遍。全书改好以后，我从头到尾再改两次，前后十年，易稿不下十次之多。

 

    伊丽莎白(ElizabethChadis)替我把稿件拿到MIT出版社。主持人爱伦(EllenFaran)说，“我们不出版小说，我可以瞄一眼(takeaglance)，然后建议郑教授应如何处理。”她又说，“我的工作很忙，只能在出公差的飞机上抽一点时间，请告诉郑教授不要等我。”过了两个多月，她来信说，读完第一章后，又把其他部份读完，又从头把全书再读一遍，决定出版。由于我的书性质和其他书不同，她计划成立一部门，或命名为 Killian(前任校长的名字)Press，以解决此问题。

 

    英文小说找到归宿后，我开始动手把它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我不熟悉任何国内的出版社。幸亏素不相识的堪萨斯大学苗德岁教授热心，看到“科学网”的报导，推荐给译林出版社的宋日易女士。宋女士当天即写一电邮给我，《南京不哭》始得和国人见面。

 

    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这本小说写的是两对男女在七十年前大时代中的悲欢离合。陈梅是南京一个水上人家的女儿，任克文和约翰是麻省理工学校的毕业生，珠迪是美国唐人街长大的女子。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