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北京胡同
北京从元代建都以后，胡同逐渐多了起来，经明、清至民国，有近两千条胡同之多，城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879年，鲁迅的爷爷周福清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北京生活了14年。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做了一名公务员，至1926年离京南下，也在北京生活了14年，鲁迅一家的确与北京有着不同寻常的缘分。鲁迅在北京生活的14年中，曾居住过四个居所，这四处居所都坐落在北京的胡同之中，其中有两处是鲁迅花大洋购置的。14年的帝都生活中，北京的上百条胡同都留下了鲁迅的足迹。鲁迅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每天都要在大小胡同中穿行，他所住过的居所、他兼过课的学校、去过的会馆、书肆、购物的商场、小市遍布老北京的四九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追索到鲁迅在北京胡同中的足迹。手边得到两张民国初年和民国十年的老地图，可以看出鲁迅当年的胡同与今日的变化。
（详见5版）
阿来：写作的享受在于用文字创造世界
大地、天空、遥远的历史和鲜活的生灵，赋予阿来不一样的气质，他的文字透着拙朴，又不无清新灵异。这不是一个在不同语言、不同世界中穿行的作家，谈不上高产，却有一种笃敏。相对而言，短篇不是很受关注，实则像《阿古顿巴》《月光下的银匠》《老房子》《鱼》等，均不同一般。到底是《尘埃落定》太夺目了，不仅是短制，纵是同样着力颇多的长篇《空山》，也显得黯然，不过也有人称许后者的雄心和控制力。非虚构《瞻对》在阿来作品序列中不太一样，是个有意味的收获。在《瞻对》之后，或者说在“《瞻对》事件”之后，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中篇了，《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他凭着《蘑菇圈》获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大奖，论者和读者的思绪再次升起，因了自然，因了人的处境，还有那关于发展与存在的辩证，而这些也是另外两部中篇同样关切的，甚至可以说隐现于阿来诸多作品之中。
（详见7版）
故乡是如何死亡的
格非在作品中说：“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也许，这就是《望春风》的叙事方向？至少，在第二章“德正”中，儒里赵村已开始村将不村。几次三番的政治大动荡终于耗尽了乡村的元气，它无法承载外力的反复击打，再不能像千百年来重复了无数次地被置于死地而后生，它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女，更重要的是，当村民失去了小传统的规约、教化与熏陶，村庄终于失去了自我力量的再生。小说中的赵礼平刻画得并不太成功，这个裹挟了资本的、稍带漫画与符号化的人物不仅代表了新的社会力量与社会体制，竟然成了乡村的叛徒和掘墓人。当然，每天的死亡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但赵礼平等商业力量的开发和拆迁无疑是压垮儒里赵村的最后一根稻草。
（详见9版）
东西文明的PK，或“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反复强调了“中国从未有过城邦传统或健全的货币经济”的后果。他也赞同Diels和Far-rington的观点：“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人必定持有民主态度，在商人得势时尤其如此。因此，伊奥尼亚的自然科学与地中海东部的商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在专制或某种官僚制度下，对自然现象、自然科学的兴趣似乎不会开花结果”。另一处他又“大胆地说，倘若科学与民主真有如此密切的关联，我们就无须进一步考察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了”。但随即他又退回到“中国文明同样包含有许多民主要素”的辩护思路，没再深究“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会不会都是城邦传统的副产品。这里可见“维护中国”及意识形态的要求都在束缚手脚，后者甚至让他提出了“官僚制一旦人性化将更有利于科学事业”这样的说法。
（详见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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