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脊梁

    上海人有没有脊梁？能不能于危难之际扛起中国命运？潘大明的《长河秋歌七君子》一书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

    作者还原了80年前的一个冬夜，沈钧儒等七位爱国人士被捕的事件，即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磨刀霍霍欲杀向中原，蒋介石也在磨刀霍霍，欲围剿红军。国难当头，就要亡国了，但南京政府却犹豫不决。活跃在上海的一代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这些人或为律师，或为教授，或为金融家，家境甚好，温饱不愁，但他们愁国家命运，愁百姓疾苦，愁中国向何处去。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在上海成立救国会，致力于推动全国形成团结一致御侮的局面，却被当局打入大牢。一时，轰动中外。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36年10月鲁迅落葬时，数千人诵唱的挽歌与哀乐声中，一面大旗覆盖在了他的灵柩上面，旗上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而这三个大字正是沈钧儒书写的。

    其实，沈钧儒，以及其他几位知识分子身上何尝不是坚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浸润于自己的血液中。仔细分析这七位人士，年龄、出身、性格、思想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有着共同的气概，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体现。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借用先生的话，上海同样也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七君子就是杰出的代表。可以说，他们正是上海人的脊梁。

    如果要给上海人的脊梁下一个定义，民主意识是不可缺少的。或许，这也和上海不太长的历史有关，与上海晚清后大量的移民有关，与上海发达的工商业有关。

    上海的历史不长，但晚清后，上海人就在孜孜不断地追求民主，从地方自治到辛亥光复，民主运动蓬勃展开，这也给七君子提供了一个大平台，正如作者所言：回眸“七君子事件”，可以发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民主意识的发育、成长和实践，为他们的出现提供了空间。而上海则是中国民主意识最浓厚的地区。

    值得寻味的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这七位君子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们或是曾经在上海读书，或是因为在上海做学徒，或在上海办学办刊，或教书，或办案，风云际会，他们在上海这个中西文化激荡的城市中，一时成为精英。他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的饱读中国古籍经典，有的留学西方。沈钧儒受过维新派的影响，做过立宪梦，邹韬奋、史良、李公朴、沙千里都在五四前接受了新式教育，感知西方的正义、人道、公理、民主等概念。他们中，或者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或者接受了费边主义，或者受到共产主义影响。

    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最开放、最包容的城市，各种思潮汇聚，欧风美雨，使得他们更好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接受了民主意识，也更加坚决地摒弃专制主义。比如，对于爱国，他们并不是忠君式爱国，也不是排外式爱国，而是将民主意识、开放意识深深地糅合在一起。“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曾有这样的认识：“在君主专制或独裁政体之下，爱国心比较不发达。”“人民既然没有参加国事的机会，那么对于国家的事情，当然以为是皇帝臣子家里的事情，与我们一班子民无干。外国侵略也好，内政腐败也好，文化堕落也好，我们总不关心，中国人的爱心之所以不发达，也是吃了数千年君主专制的大亏。”因此，七君子在抗日救亡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远远不同于一般的爱国人士，而“七君子事件”能够在推动国共合作，促进社会各界不分党派、阶层向抗日方向聚合中发挥积极作用。

    民主实践的开展正是全面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若还要对上海人的脊梁下定义，那么还应当有一个子项，那就是务实救国。

    在清王朝即将倾倒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纷纷提出了各种救国之策，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等，有身体力行的，有空谈清谈的。一旦国难当头，没有了勇气和信心的，颓废的、慌张的、逃避的，纷纷出现。而也正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激励着沈钧儒等七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同时挺身而出，不分党派和阶级，为了自己的祖国甘愿牺牲个人。上海的民众也在他们的号召下，行动起来，一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并且辐射到全国各地。即便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他们也以求实精神不畏威权，不计个人得失，以至于被误解，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

    读完此书，更感觉如今某些影视作品中可笑的浮浅，镜头中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是咖啡美酒、旗袍女人、舞场嘭嚓嚓。可以说，作者选择了1936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通过大量的真实史料，再现那个既风雨飘摇又风起云涌的历史现场，也为今天的社会的人提供了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