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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做浙江大学校史研究过程中，有一项已经结题的项目，即对蹊跷死于抗战胜利之后“陪都”重庆的费巩教授兼训导长的调查和研究。“费巩案”十分复杂，相关材料四零五散。一日，从报库中翻阅到当年重庆《新华日报》上一篇浙大学生对费巩的怀念文章，那是1946年1月21日署名“冷火”的一篇长文——《怀念费巩教授》，内称：
“我在大学一年级就选了他教的经济学，平板的句调和有条有理的说明，我们都觉得写笔记极□□，又觉得要‘及格’这一门经济学似乎也不难。二年级，我修毕了他教的西洋近世史。三年级，我在他主讲的政治学这个课程上听讲。他是浙大聘请的公共课程教授，附带的在史地系兼开一门近世史，这样，比较旁系的同学，我和他接触较多。”
据此可知费巩当年在浙大有三门课程：经济学、西洋近世史、政治学，此外，费巩教授当时大概还是当时后方唯一一个不是国民党党员的高校的“训导长”，作者又称：
“费先生当浙大的训导长，那也是极偶然的事，前任的一个只知运用权力，无视学生意见的人被迫辞职以后，竺校长就决定请费先生暂代。费先生起初不答应，后来答应暂代，同学们听了没有一个不喜欢的。他当了训导长，第一件事就是亲往各宿舍察看屋漏的情形，雇工修补。热天来了，他亲自督率工友把学生们的床铺‘泡臭虫’。同学们有困难，他竭力相助，那时候，他照样上课教书。他比以前忙得多了，可是他的精神很好。他说：‘我兼了训导长，还是支的教授薪水。那训导长的薪金便可拿来为同学们做些事了。’费先生的牺牲精神和爱护同学的热忱，实在使我们衷心感佩。——学校实行导师制度，同学们谁都愿意受着费先生的教导。我侥幸做了费先生的导生，首次举行个别谈话时，他笑嘻嘻地问我：‘依你说，导师和导生之间应该怎样才相处得好呢？’我想了一想回答道：‘导师对学生要能实行一个诚字，不光挂个名儿，要诚挚地去爱学生。至于导生对待导师，应该由衷地去“敬”。不过，我总觉得导师应该先对学生相见以诚。’费先生听了颇以为然，后来在他当浙大训导长的第一次纪念周上，就把我的意思当众宣布了出来，他希望教授和学生都能以诚相待。”
是所谓“训导长”，而作者也有幸成为费巩的“导生”，他们“以诚相待”，难怪费巩“失踪”后作者热烈地撰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又称：
“到他家里去，他客客气气地请你坐下，亲自倒上一杯茶。接着，你就看到他在抽雪茄了。他像课堂里那样地和你谈话，他的声调还是那样平和诚挚。他关心你的生活，问你许多话。他不时微笑，不时脸红，他笑得很天真，他脸红得很可爱。要是谈到彼此家庭的情况，他的眼睛亮了，好像他的眼睛里有你的家，也有他的家，一种师生间的感情使他特别快活起来。
费先生的家是令人羡慕的。他的家境很好，他和费师母的感情很好，他的孩子们逗人喜爱。这些，他从来不明白地说出来，可是只要从他的谈话与神色中，你可以想像到了。假使费先生没有跟学校在一起，他将如何喜慰地生活在他的家里。他不是穷教授，他根本不需要靠教授的薪金来维持他和他一家的生活。可是他觉得做一个人应该对社会尽些力量，所以他到浙大来教书，并没有任何勉强的心情，他认为这是人生的义务。”
热爱国家，热爱学生，且有着“民胞物与”的仁蔼胸怀，并且充满情感；称道传统，兼具儒、道、墨的道统，又是一个“带有几分绅士风度”的留洋教授，这就是费巩。无疑，“冷火”也深沉地热爱着他：不仅是热爱费巩待人接物的风范，热爱费巩对待学生的赤诚，热爱费巩博大的心胸，也是热爱着费巩的道义、原则，即其作为一个教授或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怀。
费巩不是仅仅坐而论道，他在“训导长”任上亲为民主的实践，又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推介民主的文章，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的教授也竟“失踪”了。于是作者不由感喟：对于“费先生的‘失踪’，大家衷心地慨叹着”，他还说：“浙大的一些教授中，有好几位先生是使我们做学生的永远不会忘掉的，因为他们有正义感。”其中特别是费巩，他说：
“有些人说，费先生的‘失踪’太离奇，他的‘失踪’是缺乏人身自由保障的一个例子。诚然，以费先生那样热情而富有正义感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他是很可能遭受宵小的毒手的。他已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大概不至于‘自行失足落水’吧。现在政府当局又再一次宣布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像费先生这样一个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正义之士，有什么理由要遭到政府当局的秘密拘捕呢？我们希望政府当局实践诺言，立即把费先生释放出来！”
这是能够喷出火焰的文字，而“冷火”就是王知伊当时的笔名，他是战时浙大的学生，当时因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被迫离开浙大，即于1942年肄业，遂又经人介绍，于1944年远赴广西桂林，参加开明书店编辑部的工作，后来成为著名的出版家。
他的那篇《怀念费巩教授》感情热烈，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费巩在浙大任职时的言谈举止、声容笑貌，可谓传神。特别是，它细腻地表现了费巩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操守，也因此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感受，即这样的一位教授居然“失踪”了，而当时口口声声号称将予民以权的国民党当局，对此是难逃干系的。
王知伊加入开明书店编辑部，随即协助傅彬然编辑《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开明书店原来的名刊《中学生》，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停了一年有余，至1939年才在桂林复刊。复刊后，增加了许多抗战的内容，并更名为《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且由每月出版一期改为了两期，因之编刊时间缩短了，编辑力量就须增加，这是王知伊加入“开明”的一个背景。
其时王知伊可谓“年富力壮，思想进步，学历不浅，正是半月刊需要的新生力量”，当时傅彬然让他做编校和与读者联系的工作，王知伊不辱使命，很快成为一个称职的编辑。在抗战复杂的环境下，编辑须与社会上的各种人物打交通，王知伊在傅彬然、宋云彬、唐锡光、贾祖璋等“开明”编委的带领和影响下，大凡内外事务的联系等等，均开展得非常得体，且办事精干，遂深得几位长者的“赏识”。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从内地迁回上海，《中学生战时半月刊》也迁回了上海，并恢复了原名，其时王知伊仍在《中学生》编辑部协助叶圣陶和傅彬然编辑刊物。
抗战胜利后没有多久，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出版业实行专制，进步书刊的出版渐入困境，开明书店此前曾出版过的一些进步作品，如胡绳的《二千年间》、茅盾的《子夜》和《苏联见闻录》、夏衍译的高尔基《母亲》，以及《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朱自清和叶圣陶合编的《闻一多全集》等，都被查禁了，甚至遍布全国各地的开明书店的分店，也大都是这种处境。由于进步图书不能卖，分店的销售额日益下降，面临关闭的危险。突然，从总店运来了一批外版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万叶书店、神州国光社、骆驼书店和立信会计用品社等），这些新书有鲁迅、郭沫若、老舍的《三十年集》《呐喊》《彷徨》《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骆驼祥子》以及翻译文学《战争与和平》《父与子》《安娜·卡列尼娜》等，还有“立信”的会计图书。这是救急的书籍，分店的同人为此兴高采烈，也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当新书被陈列在店堂时，许多读者特别是大学生和中学师生都纷纷围拢上来，争相翻阅，争相购买，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各分店门市部的营业额，也带动了开明书店本版书的销售，使总店和分店度过了一段困难的时期。这一批外版书的调入，是当时总店成立的外版部的功绩，而王知伊就是外版部的主任，负责进货。
1950年，开明书店总店迁到北京，王知伊被留在上海。不久，开明书店参加了由“三联”、“商务”、“中华”、“联营”五个单位联合组成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王知伊奉命在“中图公司”担任秘书科长。作为一位学识丰富的编辑，秘书科长毕竟是“屈才”的，后来王知伊又被上海辞书出版社调去，参加了编写《辞海》的工作，直到他退休。
上世纪50年代末，共和国的文学出版工作曾经有个高峰，一批杰出的长篇小说问世，其中就有梁斌的《红旗谱》，在这一过程中，王知伊撰写过一篇《谈〈红旗谱〉的故事与人物》。
《红旗谱》出版后曾激起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反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生活和斗争的史诗式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王知伊此文从编辑角度审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即《红旗谱》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生动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
然而，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展，出版事业受到了干扰，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王知伊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想念和关注着原来开明书店的同人，王知伊1944年加入“开明”，至1951年离开，有8年之久，他深知开明书店的意义，特别是在“开明”两老：叶圣陶、傅彬然身边工作，得其教诲，“不仅学习了他们办刊办社的编辑思想和培育青少年的教育理念，以及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还亲身感悟到这个集体许多优良的传统，耳濡目染社会上进步人士对开明的高度评价，使他内心一直不能平静，产生了要把开明的一切优点，包括‘开明人’的‘开明精神’和成功经验一一写成篇章，传之于世”，于是，王知伊晚年花费大量心血先后撰写了20多篇文章，结成《开明书店纪事》一书，最后交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可惜他来不及亲眼看到，就与世长辞了。
晚年的王知伊对中国现代出版史念兹在兹，他还参与了另一本“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人物志”——《编辑记者一百人》的编撰，是书汇集了“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新闻和出版事业的著名人物100人，以百人为集，撷取片断，予以介绍和评价，书成，由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出版。当时市场上非常缺乏有关中国现代新闻和出版人物的读物，《编辑记者一百人》应时应景，堪为救急之作，而是书的三位“特约编辑”——王知伊、任嘉尧、张友济，均是著名的老编辑，又同感于“编辑是无名英雄”，即为人作嫁衣裳，而“他们手中的笔可以叱咤风云”，“不过，新闻、出版工作均各有其独特的规律，编辑、记者所从事的是复杂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一些有影响的编辑或记者，无论在养成优良的采访的采访作风、熟练的编辑技术和积累可贵的写作经验方面，都有长期的艰苦历程”，于是，“把他们的活动记录下来，将有助于人们去学习、去借鉴，有利于开展新闻、出版事业的新局面”，真是千真万确，且厥功甚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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