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情境的艰难

    大约是在《问题与方法》中，洪子诚老师很谦虚地说自己不会起书名，但在我看来，这两本书的书名都取得很好，简明扼要地把书的内容提炼出来，使人一望便知书的主题。

    《材料与注释》收入了洪老师近年所写的一组资料性文章，正文包括八篇，另外四篇是关于当代文学史问题的答问，表达了洪老师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研究、教学等方面的观点，与第一部分是互相印证的。这几篇材料总体来看仍属于新材料，在书中洪老师说明了这批材料的来源，大部分是1967年春为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抄录的作协档案室取出的内部资料。此后虽有部分资料在研究者中流传，但范围是狭窄的。这一次集中地梳理并注释，对于学界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是有很大帮助的。

    书中并不是简单地将材料呈现，那样就只能成为一个资料集了，而是费心编排。作者围绕某一主题，将众多材料编排在一起，或是将同一个人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编排在一起，互相印证，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尽可能让材料说话，通过第一手材料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围绕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作者引用了邵荃麟写于不同时期的两份“交代”材料，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8日的“交代”材料，还包括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等写于“文革”刚发生时的“检讨”“交代”材料以及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发言集。《张光年谈周扬》则将张光年“文革”中与“文革”后的叙述并置，这种不同时间的叙述之间的龃龉与裂缝表现得较为突出。将这些材料并置在一起并不只是为了展现十七年以至“文革”时期当时作家、批评家、官员的前后矛盾、尔虞我诈，正如作者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一文中指出的：“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同一时期大面积的作家、批评家、官员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就不能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来解释，还需要考察“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作者在这里将问题引入到更深层面的社会权力、社会制度层面的反思。

    秦兆阳的“不老实”，周扬的“两面派”，在作者看来，自然与地位、权力等有关，但其中也有着为探求事物真相而出现的犹豫、矛盾和分裂。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对于这些当事人保有更深的体谅，理解他们在特殊历史情境中艰难的抉择与他们的苦衷。这里其实是如何处理研究对象的问题。在访谈中，作者坦言回到历史情境的艰难：“既要有个人经验的积极介入，但也要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对自我的立场、经验有警惕性的反思。离开个体经验和自我意识的加入，论述可能会成为无生命之物……成为悬空之物，但过度的投入、取代，对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历史’成为主体的自我映照。”这让我想起程光炜老师最近的一篇发言《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其中程老师也谈到类似的观点。“道理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一到具体考证工作的操作的层面上，问题就发生了”，“作为与所叙述的‘历史’还保持着‘同步状态’的人来说，完全从叙述中挪走‘感情视角’是不现实的”。即使研究者与历史并非“同步状态”，要完全做到毫无感情、绝对客观也是不可能的。这个“度”的拿捏只能是研究者自己具体去体会，去把握。个中得失，如鱼饮水，也只有研究者自知。

    作为一个“客观”理性的研究者，作者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情、态度、立场隐藏在材料的背后，但也并不是毫无痕迹。这体现在注释的微言大义中、在其后的文章以及访谈中。洪老师对于研究对象“历史化”，始终对于简单的道德判断保持警惕，但并不是说他没有这种判断。对于原则性的道德操守，在最深处，他是有坚持的。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的最后一节“并非多余的话”，洪老师提到“所处的境遇也许相似，但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将这种高下的差异轻易抹平”，而在最后引用特里林的话，其意也在讽喻当下“真诚”面临的尴尬境地。

    《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这篇文章很重要，作者在自序中用了整整一段话来解释要重复放置的原因，并说它也可以看作本书的“代序”。在我看来，文章所表述的很多东西是作者的“坚硬的内核”。作者很坦然地面对自己“文革”中的历史，能够想见在其本人其实是不易的，对于参与过的批判直书其事。虽然作者强调“不想去抽象谈论记忆的性质，也不想放到伦理的层面讨论”，但我仍然觉得这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回避的评判。也正是在这里，你能体会到作者面对历史的那份真诚的焦灼的心。倘若自己的历史都不能直面，研究者又谈何去“历史化”研究对象呢？在这里，洪老师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剖析，以身作则，为研究者们作了示范，不能不令人敬仰赞许。

    回到书名，材料与注释，强调材料的重要性。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在访谈中，洪老师指出当下文学史研究中，“理论崇拜在我们这里还是很强大。有时候，教学、学术研究不是从事实本身，从复杂的材料入手来提出问题，重视考察、研究的对象自身的丰富复杂经验，而是引用某种权威理论作为大前提，然后搜索、列举几个事例加以论证。这样，历史事实、情境被肢解了，失去原来那种丰富性，遗漏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对象本身内部的差异、细节成为一种填充物。”这个问题在学界较为突出，对于理论的过分崇拜，对于材料的轻视的倾向已非一日，希望这个倾向有所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