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他乡的“中华街”

    2012年在东京留学期间，农历新年来的较早，还未到日本大学放假的时间，于是我第一次在他乡度过春节。日本早已形成了过西历新年的传统，在农历春节期间并无特别的活动，我和几个中国同学便选择了在大年三十这天去横滨中华街感受新年的气氛。那一天不过是匆匆地从东京乘地铁而去，简单逛了中华街和横滨的港口，并在中餐馆吃了“年夜饭”后便回到东京，因而对横滨中华街的印象很是模糊，只是对在日本难得一见的关帝庙印象深刻。后来虽然住处到横滨中华街的地铁已实现了直通，但再也未曾去过。回国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了2014年新出版的关于横滨华人街的历史学著作《一座日本中华街的兴起——1894年至1972年的横滨》（RiseofaJapaneseChina⁃town:Yokohama,1894–1972）。近日将此书读完，也借此了解了在日华人的一段历史。

    华人街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但横滨的中华街却有其特殊之处，因而值得深入研究。相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一百多年来的中日关系变动对于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期间包括了各种对立、冲突和战争。对于在日本生活的华人而言，所在的“异国”和母国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这种对立和冲突激发了身处异国的“离散”华人的民族认同感，推动其认同感从地方和家乡上升到民族的层面；另一方面，身处异国的日本华人也面临着诸多困境，近代中日关系的恶化导致在日华人时常遭受日本社会的歧视，而在战争爆发之时，作为“敌国”的国民，在日华人不仅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和控制，其内部还因日本政府的拉拢而出现分裂的悲剧。在中日关系的跨国背景之外，日本社会的特殊性也构成了在日华人社会发展的不利条件。和美国等移民国家不同，日本在近代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着力强调其“单一民族”的特征，对外国人的同化相当保守和谨慎，因而在日本国民和在日外国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堵无形的“墙”。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外国移民面临着难以融入的困境，尤其是对中国人和朝鲜人这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而言，这种困境显得尤为明显。

    虽然在异国他乡面临重重困境，横滨中华街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在全国层面，以横滨中华街为代表的在日“老华侨”成为了战后日本社会中的“模范少数族群”；而在横滨当地，中华街被视为国际化都市的象征，并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成功地融入了地方社会。面对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该如何研究横滨中华街？作者在书中着眼于“认同”这一关键的问题，串起了横滨中华街的百年发展，展示了一群华人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艰难历程。

    作者在书中将横滨中华街的发展置于中日两国近代“民族构建”的历史脉络中，从国家认同和地方社区认同两个维度研究了横滨中华街华人认同的发展。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形成之前，中日两国的人员流动和定居早已存在（典型的如长崎的华人聚居区），但当时并不存在突出的国家认同问题。近代之后，伴随着日本现代国家的建设，华人进入了开港后的横滨，此时，中国也正经历着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转变，横滨的华人便由此开始了“在异国的民族构建”。但这一在异国进行的“民族构建”并不是单线的历史进程，横滨的华人群体始终存在着多重认同，其中既包括了和故乡相连的地方认同（如“广东人”等），也包括了对于横滨这一新家园的逐渐认同。横滨华人的多重认同还受到近代以来中日冲突的塑造，呈现出“历史性”和“多维性”的特征。因而，作者在书中希望透过研究居住在横滨中华街的华人的认同，凸显出“离散群体”（diaspora）认同在现代世界中的特征。

    因此，作者发展出了以“历史性”和“多维性”视角理解华人认同变迁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全书分具体的时段对横滨中华街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为此，作者将战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1895年之前，1895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32年，1932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72年。

    1911年之前可以看成是横滨中华街华人“民族认同”的形成期。在1859年横滨开港之后，华人便开始定居，但和之前在长崎等地定居的中国人不同，新来到的华人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环境。作者认为，伴随西方民族国家体系扩张而形成的现代“公民”概念使得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身份变得互相排斥，而且这种认同成为了持续性的个人身份特征。当然，在华人初到横滨之时，这种明确的民族认同尚不存在，而甲午战争的爆发构成了华人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事件。通过研究甲午战争前后横滨中华街内部的发展及其与日本社会的互动，作者指出了甲午战争前后华人民族认同强化的三大原因。首先，伴随着中日两国国力对比的变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转向了歧视和蔑视（如开始将华人称为“支那人”），这导致了地方社会上华人与日本人的冲突，从而强化了华人的民族意识。其次，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将横滨的华人视为敌国国民，并对其进行特别的管理，这使得华人产生了区别于横滨港其他外国人的民族认同。最后，受到战争的冲击，在横滨经商的华人开始联合起来，他们开始认识到其事业成败和中国国民的身份紧密相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在对族群差别认识基础之上的民族认同在横滨中华街萌生。但是，甲午战争前后横滨的中国人认同仍较弱。

    1895年之后，伴随着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流亡者的到来，横滨华人民族认同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契机。在作者看来，这群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华人成为政治上活跃的公民，从而将民族认同从族群的层面提升到了政治的层面。这些流亡者不仅致力于创办学校、进行舆论宣传，还利用和日本一些亚洲主义者的关系推动中国人获得“内地居留”的权利。经过这些努力，横滨华人的“民族感”逐渐形成。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横滨的一些华人即组织队伍回国，参与到革命党人与清朝的战斗中。不过，作者也指出，在关注横滨华人民族认同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另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华人内部因为政见、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形成了深刻的分裂；另一方面，随着华人在横滨的定居、商业的展开以及与日本人的通婚，横滨华人街不仅代表着日渐形成的中国认同的一块海外“飞地”，也逐渐与地方社会融合。

    从1911年到1945年的三十多年间，横滨中华街在矛盾和张力中艰难发展。随着华人社会在横滨的生根发芽，中华街开始成为横滨这座国际港口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食品在日本人中的被接受度不断提升，像烧麦、拉面等源自中华街的食品成为日本的流行食品。中国青年组成的棒球队也积极参与横滨当地的赛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代表横滨参加全国的赛事。但作者也指出，对华人和横滨地方社会的融合不能过于强调，因为1911年至1932年间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对横滨华人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例如，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仅横滨中华街的经济活动遭受致命的打击，而且，由于对中国移民和劳工带来的竞争的恐惧，华人成为日本人攻击的对象。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对横滨华人的敌视也与日俱增。正是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横滨华人的民族认同得到了强化。一次次危机使华人产生了脆弱感，他们超越内部的分裂以合作自保。与此同时，和1911年之前的情况不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海外华侨的重视，不仅提供领事保护，还通过监管华侨教育等渠道介入华侨社会内部，以强化爱国主义的方式提升了横滨华人的民族认同。

    然而，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横滨华人的双重认同显得十分脆弱。经过国民政府的塑造，华侨的认同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为横滨的华人接受。与此同时，随着第二代华人的成长，他们对横滨的感情日益加深，还出现了“滨子”的认同（意为“横滨的孩子”），但是，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国土的背景下，这种地方性的认同注定无法得到顺利发展。当1937年抗战爆发后，横滨的华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幸。战争爆发后，横滨中华街见证了中国丈夫被迫抛下日本妻子和孩子回国的场景，也见证了一家几兄弟分别为中日两国而战的悲剧。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横滨华人成为了日本人的战争工具。出于宣传“中日亲善”的需要，日本政府并未对横滨的华人社会“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利用的策略。由于日本在中国扶持了伪政权，其赶走了民国政府的领事，并迫使横滨华人接受伪政权的管辖，从而确立伪政权的“合法性”。日本政府还利用一些华人，在日本塑造“中日亲善”的假象。但作者也指出，需要全面地看待横滨华人社会在战时出现的“通敌”行为。虽然一些上层人士希望通过和日本政府合作谋取经济利益，但整体来看，这种“通敌”恰恰反映了横滨华人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既是中国国民，同时又对横滨有着强烈的感情，为了能继续生活在横滨，他们选择了和日本政府合作。也应该看到，在战争期间，在横滨华人和日本政府合作的背后也存在着隐藏的反抗。不过，正如作者所言，在“敌国”的城市生根发芽的现实还是决定了横滨华人的困境，他们无法像在其他国家的华侨那样全力地投入到母国的抗战中。

    横滨华人的认同困境并未随着战争的终结而得到解决。作为胜利的盟国一方的国民，横滨的华人曾在战后初期获得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特权，但随着占领统治的结束，这种特权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的分裂在横滨中华街内部造成了持续的分裂，由于这种分裂，不少华人被迫放弃中国国籍而选择归化日本。再加上1972年之前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横滨中华街不得不通过经济策略寻求新的发展。

    通过中餐业的发展，横滨中华街在战后找到了融入横滨社会的方式，同时横滨市也将中国餐饮业的发展作为促进地方商业发展的有效策略。在这一过程中，中餐业扮演了双重的角色，它们是一种同时面向当地中国居民和日本居民的包容性经营行业，而且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族群象征。因此，在作者看来，横滨中华街在战后特殊情境中的发展使得“中国特性”（Chineseness）得到了重新界定，这种重新界定不是通过和母国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族群联系而维系，而是被定为相对于日本人的少数族群的地位。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横滨的华人街之所以能繁荣发展，“中华”的认同之所以得以维系，除了得益于近代以来“中国”认同在横滨的艰难扎根之外，还得益于华人社会对于横滨的地方融合。

    因此，作者虽然在全书中关注的是近代以来横滨中华街华人的国家认同问题，但成功地将其放置在横滨这一国际港口的地方情境中，从而较好地解释了横滨中华街为何在日本这一族群多元化并不显著的国家能够取得成功。不过作者在全书最后也对横滨中华街的未来发展表示了一定的担忧：随着老一辈华侨的离去以及中华街和地方社会的不断融合，横滨中华街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维持“中国”的认同？同时，虽然横滨华人社会在地方的经济融合为自身来带了利益，但在争取外国人群体权利的运动中，其却显得相对保守（这与在日朝鲜人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读罢全书，又回想起在横滨中华街度过的那个新年，对于我这样的在日留学生而言，或许大多数人只是把中华街作为在异乡寻找故乡味道的地点，毕竟横滨中华街的历史对于我们有些陌生。在中国人成为日本最大外国人群体的今天，新华人华侨的生存和发展走上了一条和横滨老华人华侨们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他们的选择更加多元灵活，而且也无需背负老华侨那样的历史负担。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必要阅读这本难得的历史研究著作，因为它不仅帮助我们走进了在日华人的艰难历史岁月，也让人不由得对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华人报以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