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武汉日报》的因缘与纠葛

    长期以来，学界但凡论及吴宓的编辑事业总以《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例。其实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还编过《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与该日报另一个副刊《文学》也渊源很深。

    1946年8月，吴宓转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这引起了当地文化界的关注。9月6日，《申报》登载了一则来自汉口的电报：“名教授，《红楼梦》专家吴宓，已应武汉大学之聘，由蓉来汉，下期将在武大开设《红楼梦》讲座，该校各院系同学，均表欣然。”11月4日，《武汉日报·今日谈》刊发了《雨僧飞腿》一文：

    成都祠堂街上一家北平饭馆，馆主是一个大个子的北方人，右边有一个烧饼炉子，右壁挂着卤菜柜，坐头不算很华丽，买卖却非常兴盛。中午傍晚去的人很难找到空位子。这家馆子常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教授，蓝袍玄褂，褐色礼帽，老是叫点饺子汤面什么的，偶尔也叫菜吃饭，次数却不很多。有些青年男女学生，要替他会账，走拢来和他同座，他便欣然答应，绝不推辞，显得十分天真可爱。这人便是文学名批评家，清华老教授吴雨僧（宓）先生。

    在近代的人文分布上，陕西比较暗淡，可是量少而质精，出一个便算一个。像于伯循的书法小词，张季鸾的文章，李仪祉的水利，吴雨僧的文学，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雨僧先生主编《学衡》杂志，出刊了八十多期，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前后有七年之久；这可是说明一点，便是他的对于工作的热忱和毅力。清华的校舍在全国是知名的，水木湛鲜，窗明几净，吴氏在巍峨的精舍里面，一转眼便是十多年。战乱以后，由昆明播迁到成都燕大，住在老旧的孔庙里面，寒风入户，夜月空明，吴氏睡在没有地板的屋子里，安心地做他的胜业，没有一点的瑟缩和怨尤。燕大校址在陕西街，靠近少城公园，清晨薄暮，时常可以发现，雨僧先生在那里来回漫步，总是如临大宾地峨冠大服。可是一出园门，他便拔起两腿，健步如飞，坐车子的时候绝少。近年他爱讲《红楼梦》，杖履所到，万人空巷，青年男女尤其喜欢听。他常讲莎翁诸剧的浩瀚精博，中国只有《红楼梦》勉强可以颉顽。我想这个说法是并不夸大的。上月，他从成都来到武汉，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的主任，部署稍定，书籍安排妥帖，武汉人士总可以听到他的讲论，讽诵他的文章。

    作者王楷元，与吴宓相识于成都，返回武汉后就任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兼《武汉日报·文史周刊》编辑。1946年，他在《武汉日报·今日谈》开设“作家侧写”专栏，撰写了二十余篇臧否现代文人的短章。11月9日，吴宓致信王楷元表示感谢。不久，王楷元来访，并代报社约吴主编副刊。吴宓当晚就拜访了程千帆、沈祖棻夫妇，邀请程一同编稿，他们决定采取包办制，每期向报馆要十万元，稿费由吴亲自支付。实际上，吴宓原本计划编撰《文学与人生》周刊，不愿为他事分神，有些左右为难，金克木也建议他放弃，“俾精纯一贯，免贻世讥，且《大公报·文学副刊》盛业难继，而胡适、杨振声、沈从文等之主编《大公报》文史、星期文艺等，亦难与之抗衡。”几经周折，吴宓还是承接了下来。起初，报社每月支付吴宓编辑费十五万元，程千帆顾问编辑费八万元，另每期稿费十万元。

    1946年12月9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正式亮相，首期刊登了唐长孺《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吴宓《〈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程千帆《校讎目录辨》、金克木《印度师觉月博士来华讲学》，及赵紫宸、陈寅恪、沈祖棻的几首诗词，同时刊出了一份“序例”：

    本刊态度完全公开，欢迎各地人士投稿，稿费每千字暂定国币六千元至八千元。登出后，由《武汉日报》社尽速致送。不登之稿须退还者，请投稿人预付邮资足用。

    本刊内容范围甚广。举凡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皆认为广义之文学。又于考证、研究、批评、创作之稿，皆悉收纳。惟于各类之稿，必取精上者。编者之责任，乃就所得之稿，为公平审慎之选择（编者学识固有限，然另聘有专门顾问，随时指导匡助，投稿人可勿疑）。编者所认为较佳之稿，必先予每登。故各类不能遍及，时或偏颇。盖纯以当时所收得之佳稿为定，非编者对某类有畸轻畸重之心也。

    本刊不立宗派、不持主义，而尊重作者之思想，及表现自由。举凡旧学新学、旧法新法、中国外国、东洋西洋、远古近今、同时异世、理想写实、唯心唯物、古典浪漫、贵族平民、雅正精奇、保守进步，等等，一律平视。惟以每一篇来稿自具之价值为断。

    本刊不拘文体，不别形式。文言语体、古文白话，或摹古或欧化，本刊兼蓄并收。又或高华凝练，或明白晓畅，或雅或俗，或庄或谐，悉听作者自由。但以每一篇来稿自具之真善美成分为断。至于标点符号、分章断节，亦全遵各篇作者原稿之旧。本刊不为改变，不求一律。

    关于主编吴宓，也有独特的声明：

    本刊编者吴宓先生，昔年曾任中华书局刊行之《学衡杂志》月刊总编辑十一年（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共出七十九期），又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周刊编辑六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底，共出三百一十七期）。其个人著作则有《吴宓诗集》一厚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惟今兹担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编辑，其性质及关系与昔不同。故在本刊所秉之态度及所定之办法，亦与《学衡杂志》等所表示所推行者有异。读者与投稿人幸其鉴察。今后凡吴宓在“编者”之立场，或选别稿件，或酌加按语及注释，必悉遵照右所宣示数条之态度及办法而行事。若其表示个人之思想感情之作品，如旧诗，如红楼梦评论，如文学与人生诸篇，则皆明署“吴宓”名，以示分别。盖公私不同，根本未容混淆也。

    吴宓对这期刊物并不满意，认为有些地方不合体制、亟须改良，他特别批评了手民不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使用了简笔及俗体字，而非他强调的正楷字。

    副刊有明显的同人刊物性质，载录了不少与吴宓关系密切或文化理念趋同的作家、学者的作品，因此遭到质疑。1947年1月6日，吴宓在“编者识”中作了回应：“本刊选录诗词标准：不立门户、不谈宗派、不限体裁。固须格律完整、技艺精巧、但尤重内容与立意。必须言之有物。每篇中具有真情与正气，且充满道德义理与人生趣味者，为上。至所录多系编者之朋友，则以平日所积佳什甚多，择优登布，非敢有私也。”

    1947年2月1日下午，吴宓应武大学生自治会学术股之邀作公开演讲，谈论了欧美大学教育问题。报纸在2月8日、9日第六版分两期刊登了孙汾笔录的《大学起源与本旨——吴宓教授讲演》：

    ［本报专讯］武大外文系主任兼本报《文学副刊》主编吴宓教授，于日前应该校学生自治会学术股之请。作自治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学术讲演、吴氏风度潇洒、着蓝袍马褂、由掌声中起立于讲台、即席侃侃而言、听者无不欢欣、讲题为《欧美大学之起源及大学教育之本旨》。吴氏首谓欧美大学之起源：欧美大学所讲所教之学术与容起于上古。上古学术，希腊之schoci，原意为闲暇。那时的学子与教员皆为有闲阶级者。嗣后的演变，形同中国周秦时代诸子之讲学，再进入类似秦始皇之焚书坑儒阶段。明白的说，第二世纪有音乐、天文等，第九世纪文学稍有端倪，第十一世纪创逻辑学，一直到了第十二世纪始粗具大学之雏形。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在一〇八八年，意国的Doiogna，次早的大学亦为意国之普鲁大学，时在一一〇一年。再次为英国的牛津大学，时在一一六七年，更次的是在一二八九年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之成立，系英国留学巴黎大学之学生回国后而组织成立者。英国剑桥大学又由牛津大学而分出成立者。

    至于college，原为“斋舍”之意，最初供修道院之用。后即作为学生之斋舍，以研究专门之学科。故即形成今日专门之学院。而university源于拉丁文，其定义为一个公共研究的地方，即一个讲学之地方。世界各国之学生由各地集聚而来，研究各种专门学术，故演绎而为大学之意。

    吴氏讲至此处，很幽默诙谐的说：“在当时各大学也有罢课的事件，不过不多罢了，那时候是因教授的不良与地方的不好而转移地方或退至他地，不愿继续受其教导，而另行成立一所学校。”惹得同学哄堂大笑。

    吴氏总结此一小题，其大学教育的发展系因：（一）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不断传播。（二）宗教的信念极深。教会之组织普遍。故由教会演近而为大学，但大学之名义及组织等，则自中世（十二世纪）传来。

    吴氏次论及大学教育之本旨，略谓：（一）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造成出类拔萃之领袖人才。故不应降低标准，以成全大多数之学生。（二）大学首重博通（此非浮泛涉猎之谓），次及专精，于文史哲，则尚融会贯通，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则重基本原理及历史实践。故异于各种专科学校。（三）大学设立之目的为作学者研究学问，沉酣典籍，识古镜今，继往开来。注重保存旧有之文化，使千古累积之智慧，人类最高之造诣，得以发扬光大，推陈出新，留供后人享用。其裨益国家与社会者，在根本而不在末节，在精神而不在事功。注重理想，而不求目前之实用。故大学非职业学校，亦非专科研究院或训练所。（四）大学为研究学术，息养精神之地，非政治斗争场，非为练习办事对人之活动舞台，亦非社交娱乐之场所（凡此均非大学设立之本旨）。

    吴氏谈及第四点时，分别论述各国之大学教育，法国重逻辑学，英国重实干，研究学术，美国商业化，且注重处理小事，所以美国大学生小事情做得非常良好。同时美国大学生男女同学社交公开，意图过四年天堂生活，以弥补进入社会后之遗憾。至于中国的大学生谈恋爱之机会太少，所以不得不在大学里积极找线索，找出路。吴氏最后说到我非常同情这些男女同学时，全体同学喜形于色，鼓掌大笑不已。

    吴宓对该报道颇有微词，乃将演讲大纲《欧美大学之起原及大学教育之本旨》刊于2月17日《文学副刊》，在文后“按”中指责记录“谬误极多，恐滋误会”，特将“所撰大纲录登如右，以志识者。”其实大纲主体内容与报导基本一致，他应该是担心其中的一些修饰语会让读者误解，特别是关于男女同学交往的片段。

    除了编稿，吴宓还要送稿、发稿费等，事务繁琐，不免抱怨“终日编理杂稿，要信未写。诸方征稿，应付不及。甚苦舍己芸人，而无宁静自得之乐。”3月31日，吴宓因版式与报社发生矛盾，“宓撰《一多总表》，按《文副》二栏每行二十五字之版式写成，俾可每格纵横如式。……乃今日《武汉日报》忽将《文副》七栏半版缩，而另画为六栏，每行改为二十七。于是排字工人不能依样葫芦，而致颠倒错乱。其他各处，亦不遵宓所定版式，妄为改动。宓甚气愤，以白费心力，无良结果。区区形式末节尚不能如意，而况舍己而逐末，一己之精神烦苦，著作难成。”他第一次有了辞职的想法。4月7日，吴宓在副刊第十七期登出勘误声明，径直将失误归咎于报社。虽然副刊持续出版，但吴宓与报社之间却总是矛盾不断。报社为了经济利益批量刊登广告，致使副刊版面萎缩，编好的内容也被删减，吴宓屡次抗议，提请全稿登出，却被罔视。他提出的加薪，配备助理编辑等要求也拖延了数月才予于解决。

    1947年11月，有学生致函吴宓责难他编辑时潦草敷衍，出现不少错误。如此种种影响了吴宓的心态，他多次表达了辞职的意愿，却被王楷元、程千帆等劝阻，郁结不已，曾说到：“欲救国益世，必须人人勉为真诚不苟。……不苟者，每日公私大小事，皆必尽我之责，心眼口手俱到。详为计划、力图补救。又不虚言，不过取。不偷看人信。甲款不作乙事用。张书不借李读。中西文字拼写正确，笔画清楚。为上帝苍生爱惜片纸微物。常准备卸职离世，立可交代。”进入12月，他与报社的矛盾愈演愈烈，终至无法挽回，从其日记即可见一斑：

    （12月8日）函《武汉日报》宋社长漱石，决辞去《文学副刊》主编之职（编至今年底第五十期止），并举荐程会昌继任主编。云云。写函方半，接《武汉日报》函告（复十二月三日瑞函）。自十二月份起，薪津加倍（宓可得六十万元），稿费亦加倍（千字四万元）。

    （12月9日）拟向《武汉日报》要求月给宓主编费二百万元（以武大月薪为比，一年中增十倍），程、盛二君薪津亦照增。《文副》仍可续办。

    （12月22日）晚编《文副》稿，乃发见《武汉日报》宋漱石社长十二月十五日复宓函，虽婉词挽留宓续编《文副》，而毫无增加薪津、改良待遇之意。

    宓拟向之要求月薪百五六十万，否则决辞职停刊云。

    （12月23日）晚饭后，招般来，商《文副》事。般力劝宓辞《文副》职，谓经济无可少损，而精神大有裨益。云云。是晚，编《文副》50期稿完。即附函致《武汉日报》秘书主任高袖海，退还熊道琛余稿，并托代达宋社长，谢其挽留。但宓仍坚决辞职。

    （12月29日）《武汉日报·文副》50期，既不照宓所画版式，又不将宓所撰之小方《停刊启事》登出。致宓十二月八日已去函辞职及善后结束办法，均不得见知于读者，殊为愤怒！

    编完50期后，吴宓辞职了，但他仍与报社因薪资、稿费等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去函直斥对方无信义。直至次年1月中旬领到补发钱款，此事终告清结。吴宓与《武汉日报》的因缘并未就此终结。1948年7月，他推荐女儿吴学昭到汉口报社实习了一个月。而副刊停刊后，不少读者去函问讯，于是报社决定由胡肇书任编辑再开文学版。1948年10月7日，《武汉日报·文学》开始刊印，其第一期“编后记”写到：

    本刊承《文学副刊》旨趣，继续出版，但《文学副刊》为吴雨僧先生专业，不敢掠美，改用今名，并自第一期计数。

    本刊既名《文学》，则凡有关文学著述，无门户之见，无派系之分，不拘文体，不论中外古今，只要内容有分量，皆所欢迎。

    编者秉承社方命令，编辑本刊，只供奔走而已，所望海内外文学大师，不吝赐稿，用光篇幅，稿经刊载，敬致薄酬，并赠阅本刊。

    持续到1949年1月，印刷了21期的《文学》实为《文学副刊》的延续，它承袭了吴宓的编辑理念与文化精神。《文学》刊出前，胡肇书曾拜访吴宓，并索要稿件，吴寄去诗作四篇。之后，吴宓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稿件，并推荐了贺良璜、陈诵洛纪念赵熙的诗歌，促成了赵熙纪念专刊的出现。

    大体而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武汉日报·文学》均为兼容文史哲学术论文和文学创作与翻译的综合性文化刊物，与《学衡》风格近似。撰著者包括陈寅恪、刘永济、唐长孺、程千帆、沈祖棻、徐嘉瑞、戴镏龄、李源澄、王恩洋、苏雪林、赵紫宸、罗常培、马一浮、萧公权、施蛰存、赵景深、钱基博、金克木、周煦良等，许多文献价值甚高，如吴宓《〈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人物评论之一：论紫鹃》《〈红楼梦〉之教训》《〈红楼梦〉之人物典型》《悼诗人王荫南烈士》《一多总表》《悼诗人常乃惪先生》《李自苏先生绝笔诗》《志学斋诗集序》《介绍海天楼诗集》等。又如朱自清佚函二封：一是针对程千帆《再论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与朱自清教授书》所作的回信，涉及民国文学学科建设及大学文学教育等问题；一是致王楷元的亲笔信，被附录在一篇纪念文章之后。又如陈寅恪《乙酉七月七日听说〈水浒新传〉后，客有述近闻者，感赋》《华西坝》《丁亥除夕岁》是其少有的登载在刊物上的诗作。另外，尚有熊十力书信数封，章太炎遗稿多篇，钱基博著作几种，等等。无疑，加以研究有助于了解民国后期的文学（化）生态，丰富我们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