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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2月07日 星期三

    吴宓与《武汉日报》的因缘与纠葛

    廖太燕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2月07日   14 版)

        长期以来,学界但凡论及吴宓的编辑事业总以《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例。其实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还编过《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与该日报另一个副刊《文学》也渊源很深。

        1946年8月,吴宓转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这引起了当地文化界的关注。9月6日,《申报》登载了一则来自汉口的电报:“名教授,《红楼梦》专家吴宓,已应武汉大学之聘,由蓉来汉,下期将在武大开设《红楼梦》讲座,该校各院系同学,均表欣然。”11月4日,《武汉日报·今日谈》刊发了《雨僧飞腿》一文:

        成都祠堂街上一家北平饭馆,馆主是一个大个子的北方人,右边有一个烧饼炉子,右壁挂着卤菜柜,坐头不算很华丽,买卖却非常兴盛。中午傍晚去的人很难找到空位子。这家馆子常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教授,蓝袍玄褂,褐色礼帽,老是叫点饺子汤面什么的,偶尔也叫菜吃饭,次数却不很多。有些青年男女学生,要替他会账,走拢来和他同座,他便欣然答应,绝不推辞,显得十分天真可爱。这人便是文学名批评家,清华老教授吴雨僧(宓)先生。

        在近代的人文分布上,陕西比较暗淡,可是量少而质精,出一个便算一个。像于伯循的书法小词,张季鸾的文章,李仪祉的水利,吴雨僧的文学,在国内都是第一流的。雨僧先生主编《学衡》杂志,出刊了八十多期,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前后有七年之久;这可是说明一点,便是他的对于工作的热忱和毅力。清华的校舍在全国是知名的,水木湛鲜,窗明几净,吴氏在巍峨的精舍里面,一转眼便是十多年。战乱以后,由昆明播迁到成都燕大,住在老旧的孔庙里面,寒风入户,夜月空明,吴氏睡在没有地板的屋子里,安心地做他的胜业,没有一点的瑟缩和怨尤。燕大校址在陕西街,靠近少城公园,清晨薄暮,时常可以发现,雨僧先生在那里来回漫步,总是如临大宾地峨冠大服。可是一出园门,他便拔起两腿,健步如飞,坐车子的时候绝少。近年他爱讲《红楼梦》,杖履所到,万人空巷,青年男女尤其喜欢听。他常讲莎翁诸剧的浩瀚精博,中国只有《红楼梦》勉强可以颉顽。我想这个说法是并不夸大的。上月,他从成都来到武汉,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的主任,部署稍定,书籍安排妥帖,武汉人士总可以听到他的讲论,讽诵他的文章。

        作者王楷元,与吴宓相识于成都,返回武汉后就任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兼《武汉日报·文史周刊》编辑。1946年,他在《武汉日报·今日谈》开设“作家侧写”专栏,撰写了二十余篇臧否现代文人的短章。11月9日,吴宓致信王楷元表示感谢。不久,王楷元来访,并代报社约吴主编副刊。吴宓当晚就拜访了程千帆、沈祖棻夫妇,邀请程一同编稿,他们决定采取包办制,每期向报馆要十万元,稿费由吴亲自支付。实际上,吴宓原本计划编撰《文学与人生》周刊,不愿为他事分神,有些左右为难,金克木也建议他放弃,“俾精纯一贯,免贻世讥,且《大公报·文学副刊》盛业难继,而胡适、杨振声、沈从文等之主编《大公报》文史、星期文艺等,亦难与之抗衡。”几经周折,吴宓还是承接了下来。起初,报社每月支付吴宓编辑费十五万元,程千帆顾问编辑费八万元,另每期稿费十万元。

        1946年12月9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正式亮相,首期刊登了唐长孺《读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记》、吴宓《〈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程千帆《校讎目录辨》、金克木《印度师觉月博士来华讲学》,及赵紫宸、陈寅恪、沈祖棻的几首诗词,同时刊出了一份“序例”:

        本刊态度完全公开,欢迎各地人士投稿,稿费每千字暂定国币六千元至八千元。登出后,由《武汉日报》社尽速致送。不登之稿须退还者,请投稿人预付邮资足用。

        本刊内容范围甚广。举凡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皆认为广义之文学。又于考证、研究、批评、创作之稿,皆悉收纳。惟于各类之稿,必取精上者。编者之责任,乃就所得之稿,为公平审慎之选择(编者学识固有限,然另聘有专门顾问,随时指导匡助,投稿人可勿疑)。编者所认为较佳之稿,必先予每登。故各类不能遍及,时或偏颇。盖纯以当时所收得之佳稿为定,非编者对某类有畸轻畸重之心也。

        本刊不立宗派、不持主义,而尊重作者之思想,及表现自由。举凡旧学新学、旧法新法、中国外国、东洋西洋、远古近今、同时异世、理想写实、唯心唯物、古典浪漫、贵族平民、雅正精奇、保守进步,等等,一律平视。惟以每一篇来稿自具之价值为断。

        本刊不拘文体,不别形式。文言语体、古文白话,或摹古或欧化,本刊兼蓄并收。又或高华凝练,或明白晓畅,或雅或俗,或庄或谐,悉听作者自由。但以每一篇来稿自具之真善美成分为断。至于标点符号、分章断节,亦全遵各篇作者原稿之旧。本刊不为改变,不求一律。

        关于主编吴宓,也有独特的声明:

        本刊编者吴宓先生,昔年曾任中华书局刊行之《学衡杂志》月刊总编辑十一年(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二年,共出七十九期),又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周刊编辑六年(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底,共出三百一十七期)。其个人著作则有《吴宓诗集》一厚册(民国二十四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惟今兹担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编辑,其性质及关系与昔不同。故在本刊所秉之态度及所定之办法,亦与《学衡杂志》等所表示所推行者有异。读者与投稿人幸其鉴察。今后凡吴宓在“编者”之立场,或选别稿件,或酌加按语及注释,必悉遵照右所宣示数条之态度及办法而行事。若其表示个人之思想感情之作品,如旧诗,如红楼梦评论,如文学与人生诸篇,则皆明署“吴宓”名,以示分别。盖公私不同,根本未容混淆也。

        吴宓对这期刊物并不满意,认为有些地方不合体制、亟须改良,他特别批评了手民不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使用了简笔及俗体字,而非他强调的正楷字。

        副刊有明显的同人刊物性质,载录了不少与吴宓关系密切或文化理念趋同的作家、学者的作品,因此遭到质疑。1947年1月6日,吴宓在“编者识”中作了回应:“本刊选录诗词标准:不立门户、不谈宗派、不限体裁。固须格律完整、技艺精巧、但尤重内容与立意。必须言之有物。每篇中具有真情与正气,且充满道德义理与人生趣味者,为上。至所录多系编者之朋友,则以平日所积佳什甚多,择优登布,非敢有私也。”

        1947年2月1日下午,吴宓应武大学生自治会学术股之邀作公开演讲,谈论了欧美大学教育问题。报纸在2月8日、9日第六版分两期刊登了孙汾笔录的《大学起源与本旨——吴宓教授讲演》:

        [本报专讯]武大外文系主任兼本报《文学副刊》主编吴宓教授,于日前应该校学生自治会学术股之请。作自治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学术讲演、吴氏风度潇洒、着蓝袍马褂、由掌声中起立于讲台、即席侃侃而言、听者无不欢欣、讲题为《欧美大学之起源及大学教育之本旨》。吴氏首谓欧美大学之起源:欧美大学所讲所教之学术与容起于上古。上古学术,希腊之schoci,原意为闲暇。那时的学子与教员皆为有闲阶级者。嗣后的演变,形同中国周秦时代诸子之讲学,再进入类似秦始皇之焚书坑儒阶段。明白的说,第二世纪有音乐、天文等,第九世纪文学稍有端倪,第十一世纪创逻辑学,一直到了第十二世纪始粗具大学之雏形。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在一〇八八年,意国的Doiogna,次早的大学亦为意国之普鲁大学,时在一一〇一年。再次为英国的牛津大学,时在一一六七年,更次的是在一二八九年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之成立,系英国留学巴黎大学之学生回国后而组织成立者。英国剑桥大学又由牛津大学而分出成立者。

        至于college,原为“斋舍”之意,最初供修道院之用。后即作为学生之斋舍,以研究专门之学科。故即形成今日专门之学院。而university源于拉丁文,其定义为一个公共研究的地方,即一个讲学之地方。世界各国之学生由各地集聚而来,研究各种专门学术,故演绎而为大学之意。

        吴氏讲至此处,很幽默诙谐的说:“在当时各大学也有罢课的事件,不过不多罢了,那时候是因教授的不良与地方的不好而转移地方或退至他地,不愿继续受其教导,而另行成立一所学校。”惹得同学哄堂大笑。

        吴氏总结此一小题,其大学教育的发展系因:(一)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不断传播。(二)宗教的信念极深。教会之组织普遍。故由教会演近而为大学,但大学之名义及组织等,则自中世(十二世纪)传来。

        吴氏次论及大学教育之本旨,略谓:(一)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造成出类拔萃之领袖人才。故不应降低标准,以成全大多数之学生。(二)大学首重博通(此非浮泛涉猎之谓),次及专精,于文史哲,则尚融会贯通,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则重基本原理及历史实践。故异于各种专科学校。(三)大学设立之目的为作学者研究学问,沉酣典籍,识古镜今,继往开来。注重保存旧有之文化,使千古累积之智慧,人类最高之造诣,得以发扬光大,推陈出新,留供后人享用。其裨益国家与社会者,在根本而不在末节,在精神而不在事功。注重理想,而不求目前之实用。故大学非职业学校,亦非专科研究院或训练所。(四)大学为研究学术,息养精神之地,非政治斗争场,非为练习办事对人之活动舞台,亦非社交娱乐之场所(凡此均非大学设立之本旨)。

        吴氏谈及第四点时,分别论述各国之大学教育,法国重逻辑学,英国重实干,研究学术,美国商业化,且注重处理小事,所以美国大学生小事情做得非常良好。同时美国大学生男女同学社交公开,意图过四年天堂生活,以弥补进入社会后之遗憾。至于中国的大学生谈恋爱之机会太少,所以不得不在大学里积极找线索,找出路。吴氏最后说到我非常同情这些男女同学时,全体同学喜形于色,鼓掌大笑不已。

        吴宓对该报道颇有微词,乃将演讲大纲《欧美大学之起原及大学教育之本旨》刊于2月17日《文学副刊》,在文后“按”中指责记录“谬误极多,恐滋误会”,特将“所撰大纲录登如右,以志识者。”其实大纲主体内容与报导基本一致,他应该是担心其中的一些修饰语会让读者误解,特别是关于男女同学交往的片段。

        除了编稿,吴宓还要送稿、发稿费等,事务繁琐,不免抱怨“终日编理杂稿,要信未写。诸方征稿,应付不及。甚苦舍己芸人,而无宁静自得之乐。”3月31日,吴宓因版式与报社发生矛盾,“宓撰《一多总表》,按《文副》二栏每行二十五字之版式写成,俾可每格纵横如式。……乃今日《武汉日报》忽将《文副》七栏半版缩,而另画为六栏,每行改为二十七。于是排字工人不能依样葫芦,而致颠倒错乱。其他各处,亦不遵宓所定版式,妄为改动。宓甚气愤,以白费心力,无良结果。区区形式末节尚不能如意,而况舍己而逐末,一己之精神烦苦,著作难成。”他第一次有了辞职的想法。4月7日,吴宓在副刊第十七期登出勘误声明,径直将失误归咎于报社。虽然副刊持续出版,但吴宓与报社之间却总是矛盾不断。报社为了经济利益批量刊登广告,致使副刊版面萎缩,编好的内容也被删减,吴宓屡次抗议,提请全稿登出,却被罔视。他提出的加薪,配备助理编辑等要求也拖延了数月才予于解决。

        1947年11月,有学生致函吴宓责难他编辑时潦草敷衍,出现不少错误。如此种种影响了吴宓的心态,他多次表达了辞职的意愿,却被王楷元、程千帆等劝阻,郁结不已,曾说到:“欲救国益世,必须人人勉为真诚不苟。……不苟者,每日公私大小事,皆必尽我之责,心眼口手俱到。详为计划、力图补救。又不虚言,不过取。不偷看人信。甲款不作乙事用。张书不借李读。中西文字拼写正确,笔画清楚。为上帝苍生爱惜片纸微物。常准备卸职离世,立可交代。”进入12月,他与报社的矛盾愈演愈烈,终至无法挽回,从其日记即可见一斑:

        (12月8日)函《武汉日报》宋社长漱石,决辞去《文学副刊》主编之职(编至今年底第五十期止),并举荐程会昌继任主编。云云。写函方半,接《武汉日报》函告(复十二月三日瑞函)。自十二月份起,薪津加倍(宓可得六十万元),稿费亦加倍(千字四万元)。

        (12月9日)拟向《武汉日报》要求月给宓主编费二百万元(以武大月薪为比,一年中增十倍),程、盛二君薪津亦照增。《文副》仍可续办。

        (12月22日)晚编《文副》稿,乃发见《武汉日报》宋漱石社长十二月十五日复宓函,虽婉词挽留宓续编《文副》,而毫无增加薪津、改良待遇之意。

        宓拟向之要求月薪百五六十万,否则决辞职停刊云。

        (12月23日)晚饭后,招般来,商《文副》事。般力劝宓辞《文副》职,谓经济无可少损,而精神大有裨益。云云。是晚,编《文副》50期稿完。即附函致《武汉日报》秘书主任高袖海,退还熊道琛余稿,并托代达宋社长,谢其挽留。但宓仍坚决辞职。

        (12月29日)《武汉日报·文副》50期,既不照宓所画版式,又不将宓所撰之小方《停刊启事》登出。致宓十二月八日已去函辞职及善后结束办法,均不得见知于读者,殊为愤怒!

        编完50期后,吴宓辞职了,但他仍与报社因薪资、稿费等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去函直斥对方无信义。直至次年1月中旬领到补发钱款,此事终告清结。吴宓与《武汉日报》的因缘并未就此终结。1948年7月,他推荐女儿吴学昭到汉口报社实习了一个月。而副刊停刊后,不少读者去函问讯,于是报社决定由胡肇书任编辑再开文学版。1948年10月7日,《武汉日报·文学》开始刊印,其第一期“编后记”写到:

        本刊承《文学副刊》旨趣,继续出版,但《文学副刊》为吴雨僧先生专业,不敢掠美,改用今名,并自第一期计数。

        本刊既名《文学》,则凡有关文学著述,无门户之见,无派系之分,不拘文体,不论中外古今,只要内容有分量,皆所欢迎。

        编者秉承社方命令,编辑本刊,只供奔走而已,所望海内外文学大师,不吝赐稿,用光篇幅,稿经刊载,敬致薄酬,并赠阅本刊。

        持续到1949年1月,印刷了21期的《文学》实为《文学副刊》的延续,它承袭了吴宓的编辑理念与文化精神。《文学》刊出前,胡肇书曾拜访吴宓,并索要稿件,吴寄去诗作四篇。之后,吴宓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稿件,并推荐了贺良璜、陈诵洛纪念赵熙的诗歌,促成了赵熙纪念专刊的出现。

        大体而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武汉日报·文学》均为兼容文史哲学术论文和文学创作与翻译的综合性文化刊物,与《学衡》风格近似。撰著者包括陈寅恪、刘永济、唐长孺、程千帆、沈祖棻、徐嘉瑞、戴镏龄、李源澄、王恩洋、苏雪林、赵紫宸、罗常培、马一浮、萧公权、施蛰存、赵景深、钱基博、金克木、周煦良等,许多文献价值甚高,如吴宓《〈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红楼梦〉人物评论之一:论紫鹃》《〈红楼梦〉之教训》《〈红楼梦〉之人物典型》《悼诗人王荫南烈士》《一多总表》《悼诗人常乃惪先生》《李自苏先生绝笔诗》《志学斋诗集序》《介绍海天楼诗集》等。又如朱自清佚函二封:一是针对程千帆《再论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与朱自清教授书》所作的回信,涉及民国文学学科建设及大学文学教育等问题;一是致王楷元的亲笔信,被附录在一篇纪念文章之后。又如陈寅恪《乙酉七月七日听说〈水浒新传〉后,客有述近闻者,感赋》《华西坝》《丁亥除夕岁》是其少有的登载在刊物上的诗作。另外,尚有熊十力书信数封,章太炎遗稿多篇,钱基博著作几种,等等。无疑,加以研究有助于了解民国后期的文学(化)生态,丰富我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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