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交：塑造今天的我们，影响我们的过去

    彼得·伯克是一位在中文学界和思想界享有盛誉的外国学者，他所主张的“新文化史”近年在国内学界备受关注。最近拜读他的一部小册子《文化杂交》的中译本，深以为此著的出版恰逢其时。《文化杂交》从对象、定义、过程、反应和后果五个角度深入分析了“文化杂交”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发生，并塑造着今天我们的观念和认识。

    如何定义文化杂交？在比较各种词汇之后，彼得·伯克最终选择了人类学家的术语“文化移译”。按照伯克的看法，此术语至少有两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它强调移译这项工作是由个人或群体将异域的东西归化过来，同时强调他们移译时所采用的策略技巧。第二个优点是它的中立立场，这与文化相对主义相关。”（第10页）但是，为什么他要如此煞费苦心呢？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免落入窠臼，更重要意义则在批判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美国化／西方化”这两种误区。

    从19世纪以德意为代表的经典民族主义，到20世纪强调各个民族都应有其国家的威尔逊版本的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和单一民族／主体民族之间画等号的追求贯穿民族主义的演进。如何定义民族？在人口迁徙和通婚日益普遍的今天，血缘和地缘的定义已经不大适用了。因此，相对抽象而“空泛”的共同文化和身份认同，成为了界定你我是否同属一族的基础。但是，人口迁徙必然导致移民的适应和同化，以及所在国对于新的文化因子的甄别和吸收。在此情形下，是奉行文化多元主义，抑或坚持乃至“强加”主流价值观就成为了一个治理难题。众所周知，从西欧到北美，移民和难民问题正在困扰着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亚平宁，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涌入给欧洲各国都带来严重的社会挑战。不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如何共存于欧洲？于此同时，随着美国文化的强势扩散，是否其他文化会被逐渐同化乃至抹去，也成为了各国所担忧的现实问题。

    《文化杂交》试图澄清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抑或身处于后帝国、后殖民语境的非洲诸国，他们现在所谓“民族”文化其实都是杂交的产物。换而言之，作为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文化，其独立和延续性实际是一处空中楼阁。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文化和符号的转移与转译不再从发达国家到其他国家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乃至多向的循环。用一句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虽然中国尚未深受移民问题之苦，但是由于历史上漫长的民族融合和冲突，我们也面临着如何界定“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民族文化”的问题。不久之前，旨在弘扬民族文化的电影《百鸟朝凤》曾经引起了公众舆论极大的争论，其中也涉及了民族音乐和文化的定义。其焦点之一就是我们一般表述的“民族乐器”，究竟是“土特产”还是舶来品，或者更为直白的说，汉族正统还是“非我族类”。很显然，按照伯克的术语，这种试图“纯化”民族文化的观点，蕴含着原生主义民族定义的理论预设。简而言之，民族文化被假定为一种“自古以来”的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存在。霍布斯鲍姆曾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小书《传统的发明》。此书的主旨在于阐明了这样一种看法：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器物和表征，往往构建于晚近的过去，而被追溯至远古。在此处，我们未必非要用“构建”“发明”这样具有非常浓厚“后现代”色彩的词汇，因为从历史中为现实的做法找到合法性确实是人的某种本性。在这一点上，持纯化论者也不例外。但是，透过伯克的论述，我们不难理解：文化的杂交性不仅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也影响了我们的过去。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中西的排外主义者，其主张都中都隐藏着本位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的等级制度的预设。直到今天在大多数人眼中，华夷、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的等差依然是天然合理。但是，伯克的理论出发点显然与他们截然不同，他的所有关于“杂交性”的论证都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基础上，即任何文化都应被一视同仁。在此之上，强调地方化和符号转义的“移译”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全书观点的关键所在。

    在《文化杂交》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伯克着力分析了杂交的反应和后果。关于反应，伯克将其划分为四种：“接受，尤其是对异国时尚的接受；抵制，以抗拒和净化形式呈现的抵制；隔绝；适应。”（第73页）关于后果，则包括同质化、反全球化、复语现象和克里奥化等四种。不过，作者的倾向性却是十分显著，将文化相撞之后的互动和吸收视为“文化杂交”的主流，并且断言抵抗是一种徒劳。“尽管这一反应十分激烈，但是它也持续不了几十年。抵制注定会失败，因为抵制者阻碍历史前进或者复兴过去的目标终究是难以实现的。”（第100页）对此，笔者却觉得他不免太过乐观了一些。全球性的文化杂交或许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趋势，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中没有反复甚至倒退。

    与此同时，不同文化对于“文化杂交”的忽视，也令伯克感到遗憾。“史学家们眼中的那些共同遗产，可能在基督徒和穆斯林看来，都是‘他们自己’拥有的东西。”（第75页）眼下的事实的确印证了伯克的观点。 当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把伊斯兰世界视为政治上的威胁和文化上的荒漠时，他似乎过分健忘，以至于忽视了如下事实，如果没有12世纪的大翻译运动，古典时代的文化经典恐怕就会早已在亡佚于尘埃之中。离开了伊斯兰世界知识精英对希腊罗马经典的“移译”，以及基督教神学家的再次“移译”，奠定西方政治和科学观念基础的古典著作恐怕就会永远被“茹毛饮血”的西欧人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