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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6年11月16日 星期三

    来函照登

    《毛泽东传》作者潘佐夫对李义彬教授“质疑”的回应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11月16日   10 版)

        尊敬的李义彬教授:您好!

     

        近日本人在互联网上偶然浏览到您在《中华读书报》2016年03月2日9版所发表的《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究竟如何——对潘佐夫著〈毛泽东传〉的一点质疑》”一文以及对本人著作的评论。感谢您对我的《毛泽东传》的关注与兴趣。对于您在文中写到的“受到许多启发和教育”我深表谢意。

     

        同时,我想与您探讨在您的文章中出现的几个错误:

     

        1.首先,您在文中提到:“潘佐夫在使用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的这条史料时,误把斯托马尼亚科夫说的话当成了是季米特洛夫说的。这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就是这段历史原貌失真的原因。”

     

        很显然,这是由于俄语原文与中文翻译材料之间的错误而产生的误解。相关研究者们都是在用俄罗斯和保加利亚档案馆的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时写的俄语日记原文,所以如果您想研究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您还需要研究俄文的原版材料。同时,在您所引用的马细谱教授翻译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中有一些您可能未曾查证过的错误。

     

        您在文中写到:“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

     

        这是与原文完全不符的。事实上,季米特洛夫于1936年12月13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

     

        斯托马尼亚科夫在我的地方。

     

        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反苏运动。”(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卷宗146/2/3/29)

     

        季米特洛夫在日记原文中并未写道:“斯托马尼亚科夫”或者“他”“对张学良做出好的乐观的评价”。马细谱教授错误地在翻译时附带了“他”这个多余的字眼。《季米特洛夫日记》的原文清清楚楚地写到,季米特洛夫本人是极为高兴的。季米特洛夫当时是共产国际总书记,而斯托马尼亚科夫当时是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委员长。季米特洛夫的职务比斯托马尼亚科夫的职务要高,所以斯托马尼亚科夫不可能就苏联对西安事变需要什么的相关问题来教导季米特洛夫。斯托马尼亚科夫只是把西安事变报告给了季米特洛夫,然后季米特洛夫对西安事变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只能说这是他们两人(季米特洛夫和斯托马尼亚科夫)对于西安事变的同样的看法。

     

        2.其次,您在文中写道:“从现在已披露的资料看,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就派人给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送来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西安事变是直接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他们将这个意见‘立即发给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指示’(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328页)。”

     

        这也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事实上,什么人也没找到这张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送来的纸条。郭德宏教授没发表斯大林的纸条原文,只引用了孟庆树在她的回忆录中所发表的王明的回忆。可是研究者们都知道,王明和他夫人不是可靠的来源。他们的“回忆”并不能代表或者披露什么真实的资料。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王明告知了他的夫人:“斯大林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1936年12月12日)派人送给季米特洛夫和王明一个亲手用铅笔写的纸条。”(孟庆树,《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莫斯科,2011年版,第216页)很显然,王明写错了日期。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1936年12月12日)斯大林或者季米特洛夫不能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共中央12日中午12点将张学良有关西安事变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306页)这张来电于12月13日来到了莫斯科。当然,斯大林在中国包括国民党内有其他的眼线,但是甚至国民党领导人也是于12日下午才收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16-117页;Earl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York:Harper&Brothers,1948,p.319)所以斯大林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不可能收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从中国任何加密电报不可能立即来到莫斯科,无线连接和解码需要一两天。

     

        (Фридрих Фирсов,Секретные  коды

     

        истории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43,Москва,2007)斯大林13日可以不可以派人给季米特洛夫和王明送来一张纸条?当然是可以的。但这是不合常理的,因为斯大林经常通过电话与季米特洛夫联络沟通,13日为什么突然会派人传递信息?无论如何,如果13日斯大林派人或者打了电话,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日记中为什么没写到这个很重要的事件?而是只写了与斯托马尼亚科夫的交谈,但却没写到斯大林派人或者打了电话!?

     

        总之,12、13日斯大林没派人,也没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只知道的是,他14日午夜突然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问道:“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很显然,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有怀疑。可是,14日早上季米特洛夫已经看了《真理报》和《消息报》,他已经了解了苏联(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马上改变了他本人原来的态度。14日中午或者下午他已经召开了共产国际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中国工作会议”。会后,他立即写信给斯大林,报告称他不支持张学良。

     

        3.最后,您在文中提及:“在1937年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总书记。”这也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在1935年举行。

     

        潘佐夫 敬上

    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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