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悖论是基督教的悖论

    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哈尔珀曾感慨，“正如全球化让世界变小。中国让西方——其价值观、原则和标准——变小”。中国学者洞察时代之变，解构了西方核心价值观，丁一凡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新作《民主悖论》直接质疑西方核心价值观——民主，破解了西方政治文明神话，坚定了我们的“三个自信”。

    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洋为中用”之前，先得搞清楚“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结合，也是西方民主的文化基因。因此，要超越民主的西方性，必须首先明白民主何以产生悖论。

    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体现出西方政治的无奈。说自信，因为欧洲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经历了各种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之涤荡，最终选择了民主制度，这是欧洲政治自信心与制度优越感的源泉。欧盟议会的资深议员菲利普·赫尔佐格（Philippe Herzog）早在1999年写的《为了欧洲民主的宣言》一书中就认为：欧盟诸国各不相同，但由于“共同的价值观”才走到一起。他说：“这些共同的价值观首先是基督教，接着是文化启蒙，尤其是对民主的发明。”说无奈，一是因为民主制度只能避免最坏，无法追求最好。二是因为时过境迁，这个世界不再是西方一枝独秀了。欧洲目前的困境，对此做了再好不过的诠释。英国脱欧，滥用直接民主的最高形式——全民公投，造成多输，以至于欧洲人自嘲说“欧洲政治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美国的情形同样如此。

    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民主方法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好几个条件：其一，是人的素质，即领导和管理政党机器的人，选出来进入议会和升任内阁职务的人，应该有足够优秀的水平；其二，是民主自制，也就是自我克制，而要做到这一点，选民和议会必须在智力和道德水平上有相当高度。今天，我们放眼欧美，不难发觉，真正具备这类条件的国家并不多。民主扭曲、错乱的例子却是俯拾皆是。民主成为西方向外输出政治休克疗法、造成政治混乱的催化剂。

    《民主悖论》一书从民主的细节到民主的历程，对西方民主神话做了深刻解构和彻底颠覆，提出超越民主的时代话题，强调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适合国情和与时俱进，确立中国的民主自信，读起来丝丝入扣、发人深省。

    研读此书，是很好的西方政治文明追根溯源，体会到民主的三大悖论：

    一是民主与生俱来的的悖论：三元悖论。即民主、自由、平等不可兼得。此书对这种民主内在矛盾的剖析，尤其令人深思。

    二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悖论：名与实的悖论。几百年来运作的结果，民主游戏化，甚至异化了。西方民主异化有三种形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功利主义。此书深入分析了西方民主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与时俱进的种种表现，洞察了民主异化之源——以民主之名背离民主之实，指出“民主是国家集团斗争和大国称霸的工具”。

    三是民主在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多元一体的悖论。全球化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导致西方的民主话语权旁落。只是出于政治正确性而高喊民主，其实西方正在反民主、反全球化。因为过去西方民主的成功是在白人、精英、理性至上，简单说来西方中心的时代里运作的。如今在开放体系下，不是民主解构西方，就是西方在解构民主，以至于西方领导人纷纷感慨——多元社会已经失败，多元与一体无法合一。勒庞的《乌合之众》、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等著作已经触及这一敏感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欧洲民主的解构，弱化平等，导致自由之滥觞，且热衷于民主输出，是造成民主悖论的罪魁祸首。欧洲为此遭受阿拉伯之春、难民危机、恐怖袭击不可承受之重。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写道，“民主是城里人的世界观要求农民也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一种政治形式。”因为，“农民是无历史的。农村处在世界历史以外。”“民主政治是金钱与政治力量的完成了的平等。”美国导致民主悖论，尤其表现于基督教悖论，秉承民主-专制的二分法思维，行自以为是的民主霸权。此书对此有入木三分的分析。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他写道，“（美国人）认定美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国现实或潜在的敌人看成误入歧途或胸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

    难能可贵的是，《民主悖论》一书不是讨伐西方民主悖论就完事，而是探寻民主的未来，中西方关系的未来。在如今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西方应抛开傲慢与偏见，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合作，共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并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过程中让实践检验各自政治制度的优劣。

    可以说，经历古代的东学西渐，近代的西学东渐，我们迎来了东西互鉴的新时代。超越“西方中心论”，并非以其他中心论取而代之，而是表明世界多极化事实、多样性需求。未来世界并非某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多样性的。中国古代也是天下主义，并非中国中心主义。因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简单称呼中国中心，是以西方民族国家历史背景参照中国历史。当然，“西方中心论”是历史产物，需要“一带一路”还原为偶然、地方、短暂的本质。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中国模式优越性——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帮助沿线相对落后国家夯实基础设施，创造市场条件和民主制度起作用的条件，恰恰是给西方模式“补课”，补经济发展课，补民心相通课。如果先搞“一带一路”建设，“阿拉伯之春”就不至于变成“阿拉伯之冬”了……

    此书对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的探讨尤其值得关注，指出如果不是引进中国文官制度，西方民主制度早就玩完了。如今要继续运行民主，呼唤东西互鉴。自古以来，中西方民主观的差别看似在“为民做主”与“让民做主”之间。社会主义中国让人民当家作主，差别就在“家”字上。换言之，主权是人权的前提，从文明、制度到工业体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才可能实现实质民主。美国的盟国主权不完整——安全靠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人权得不到保障，何谈民主？！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引发的韩国社会撕裂，就是典型反映。

    总之，超越民主，是“民主悖论”带来的最大启示。民主是西方基督教“自我实现的预言”。可以预见，将来民主也就如决斗一样过时，像青铜器、纺织机一样要放在历史的博物馆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