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2000年交互流动的真实面相

    以往有关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研究论著中，有意无意之间体现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单向性”，甚至有学者说出“中印古代交流其实是中国单向学习印度”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真实准确的吗？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钱林森和周宁二位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系列丛书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旨在“全面厘清我国文学与世界各主要文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全面展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该丛书17种于近期已经出齐，深获好评，其中郁龙余、刘朝华合著的《中国—印度卷》，尤为引人注目。该书页超600有余，字近75万，堪称厚重之作。

    郁龙余教授早已享誉学界，是我国的印度文学、比较文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名家，已经出版了各类学术著作十数部。这些著作不仅屡获大奖，而且被当作外交国礼而远传他方。郁教授不仅数十年勤奋耕耘学术而硕果累累，更可贵的是凭一已之力开荒拓土，建立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含辛茹苦，培养人才，为印度学界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南国新军。刘朝华就是郁教授培养的高足，后赴北京大学深造，获印度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中国与天竺同为文明古国，双方交流已历二千多年，经久不衰。中印交流涉及时间之长久、内容之深广、影响之远大，在世界文明史中也可谓是绝无仅有。近年来，随着新时代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之下，中印双方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外贸也愈发频密。在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往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本书应运而生，既反映了对中印交流的历史回顾和学术总结，又体现了中国学术界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输出所做的巨大努力。

    《中国—印度卷》的主体部分是十六章，前六章是古代部分，以讨论汉译佛经中的文学作品以及史诗与戏剧两大类体裁为核心。后十章是现当代部分，又分为三个板块：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国当代学者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印度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本书的史料极为丰富，所论涉及面十分广泛，是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创新收获。

    以往有关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研究论著中，有些著作有意无意之间体现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单向性”，即古代中印之间的交流只是从印度到中国而已。甚至有学者说出“中印古代交流其实是中国单向学习印度”这样的观点。由于印度方面的史料较为缺失，容易给学者或读者造成这一印象。实际上，季羡林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3年）的序言中，指出该观点不符合事实。他的有关造纸术、制糖术等专题研究，已经为我们深刻揭示了历史上中印交流的双向性和复杂性。《中国—印度卷》的前三章“中印文学交流和佛典汉译”、“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典汉译与中国翻译学”，主要讨论以古代汉译佛经为主要载体的印度宗教文学对中国文学和语言的影响。第四章“印度故事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揭示《佛本生》《五卷书》以及其它故事在中国的传播，阐述了这些故事与中国文人的书面著作以及民间文学的影响。第五章“印度两大史诗在华传播轨迹”，也是先从汉译佛经中勾勒印度史诗的隐性传播，再论述季羡林、金克木、黄宝生等当代学者所译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及其相关的研究。第六章“印度戏剧与中国戏剧的关系”，亦就印度古代戏剧与中国戏曲的关系及其相关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但第十三章“师觉月与现代印度汉学开拓”、第十四章“《老子》《庄子》在印度”，第十五章“拉贾·拉奥笔下的中国”，第十六章“中国文学作品的印度译介”，就显示了中国文学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印度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两种“单向流动”相加，就是中印交流的“双向交流”。因此，本书不仅契合了季先生早已提出的卓见，也向读者们揭示了古往今来的大量中印文学作品的交互流动的真实面相，以及历代双方研究成果。

    本书所论文学，不仅论及作品的译介，而且论及对作品的相关研究。本书的第八章“季羡林和印度文学研究新局面”、第九章“徐梵澄：苦行者的学术样板”、第十章“金克木、黄宝生的印度文学研译”、第十一章“刘安武及其印地语文学研译”，着重对几位中国当代学术大家在印度文学作品及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从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他们在印度文学、东方文学、东方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内的独特贡献。因此，本书不是就文学而论文学，而是将双方的文学交流，置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和大网络之中。在这一点上，本书最典型的章节就是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且不说本书所论汉译佛经与印度文化之间密切关联，单就谭云山、谭中、师觉月（PrabodhChandraBagchi）而言，他们的专长并不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方面，或许可以不放在中印文学交流的脉络之下，但本书却设立专章来讨论之，乃是因为作者认为他们三人在现当代中印文化研究，尤其是在印度现代汉学的开拓与深入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这样的设置一方面使本书不限于文学研究，有助于理解文学作品形成的多元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更有益于读者增强对中印现当代文学交流背景的了解，为本书后面三章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本书的附录“中印文学交流大事记”更是将文学交流镶嵌在文化交往的经纬之中，从而展示了中印文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体现了本书在文学与文化的双层交织之下的研究广度。

    本书将“尊古”与“重今”并举，形成论述的两个核心。在非常繁复的中印文学交流素材中，拣选最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题材以及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细致条列，为读者清晰梳理了2000多年来的中印文学交流的脉络。

    本书不仅论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引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在掌握了海量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清晰的论著，并得出言之有理的结论。本书的章节之后，添加了多种附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所载资料之翔实，无出其右。因此，从史料的角度来说，本书不愧为一部中印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的工具手册。

    十年磨剑，梅花结香，《中国—印度卷》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呈现了中印文学与文化之间互动交往的缤纷鲜活的历史图景。本书是当代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收获，不仅对研究和发展中外文学关系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而且对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讲好中印乃至中外友好交流故事，有重要的促进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