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2000年》是一本讲述丝绸之路两千年来风起云涌和旖旎风光的书。山东画报出版社曾经引进出版,今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其重新修订出版。从出版人的角度,选择这本书介译给读者,自是看中它会讲故事。全书列15个章节,分15个主题展开。15个主题按照时间顺序,内容上独立成篇,但前后有一些照应,可以从中读出某些对照关系。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丝绸之路所发挥的文化交流的作用以及中文化传播中角色的转换和视角问题。
“丝绸之路”一名出自德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虽然至迟在公元1世纪,中国人就为从中国都城通向“西域”的南北两条路线取了名,但“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旖旎明丽,让人遐想万千,遂反客为主,行用于世。它的缺点是多少有点容易使人误解,使人联想起一种连续不断的旅行,而实际上货物是经多条线路和多个商人之手,分很多阶段才到达最终目的地的。
有人说,衡量丝绸之路不该用路途的距离而应该用时间,从东到西,丝路的距离是骆驼三个月的脚程。汉唐两代,中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一度繁荣。物以稀为贵,远道而来的商品,比如食物和用具,影响了市井阶层的生活方式,还代表着一种比较高级的风尚。丝绸之路东起西安,穿越中亚,进入欧洲,到达希腊和罗马,将古老的两大文明,甚至是四大文明连接了起来。漫漫历史,争斗、商贸、宗教、文化,丝绸之路编织了欧亚诸多国家之间的如烟往事,文化的多元性成就彼此的存在,这正是丝绸之路所具有的指向中西文化交流的强烈象征意义。
唐代僧一行的例子
星空的运行被古人视为上天对王朝气运显示的征兆与警罚,钦若昊天,敬授人时,推算历法更是皇家绝学,民间禁止私习,但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外来的天文学和历算家并不一味排斥。唐代来自印度的三大家族就供职于国家天文机构,唐代历法的集大成之作,出自僧一行的《大衍历》,也融入了印度天文学的内容。
中国古代历法中传统的做法,是将日行一度与周天度数相互联系,构建起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的体系。唐开元年间,官方翻译了一部印度天文历法《九执历》,它与中国传统历法最大的差异就是将一周天的度数分成360度。术文开头便说:“右天竺度法,三百六十,确符管律,更无奇剩。”术文解释了记数单位“度”“相”及其进制:“反在梵历大例,分积满六十成一度,其度积满三十成一相,其相积满十二弃之。”即1°=60′,1相=30度,1周天=12相。这一体系与中国天学传统有着明显的区别。
开元九年,玄宗敕命僧一行以僧人身份入京为李唐王室编制一部新的天文历法。所成的《开元大衍历》中,破天荒地同时使用了传统的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和360两个分度体系。在周天度数和大部分的计算上,一行沿用了传统的分度,但在具体计算时,一行在其月亮极黄纬表格中采用了360°制。以黄白交点分周天为两个半圆,月道在黄道以南的半圆为阳历,以北为阴历。各半圆又分为十二爻,每爻十五度。这样即等于将周天定为360度。紧接着的术文中,又叙述道:“以一象之度九十除之,所得以少阳、老阳、少阴、老阴为次”,也即再次表明对一周天作四象,每象90度的划分。
为编历法,一行做过两个准备。一是组织了全国大地测量,一是和梁令瓒铸造了天文仪器黄道游仪。据载这台仪器的黄道和赤道之上,分别画着周天度数,且每隔一度就凿有一孔。游仪没有留存后世,但是上面的孔数或者每个空洞的间距,终究是个有趣的谜。
据《佛祖统记》,一行曾在天台山向梵僧学习筹算,是一行的历算与印度有关的比较明确的记载。在一行奉诏入京制历之前的开元五年,玄宗下令建立丽正修书院,缮写天下四部图书。《隋书·经籍志》记载了若干种明显带有印度色彩的天文历书,包括《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等等。早于一行入京一年,开元六年,玄宗下令翻译印度的《九执历》,从张说的《大衍历序》中可知,今已不传的全本《开元大衍历》中内含《天竺九执历》一卷。日本遣唐僧最澄在《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称一行“至十二年春正月,奉敕述《大衍赞》并《开元历》,洎十五年秋末方毕,唐梵参会,共成一义”。
编制《大衍历》外,一行还翻译了密教的经典《大日经》。他随印度密教僧人善无畏和金刚智分别学习密法,协助善无畏翻译出胎藏的经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并为它作注,写成《大日经疏》。《大日经》作为密教三大部之一,标志着唐密的成熟。说到唐代的中西交流,一行的贡献是集大成的。
一行《北斗七星护摩法》经末附有“炽盛光法”,结印并念诵此段真言,可使“五星、诸曜凌逼诸座,不能为灾害”,经文中特意以南斗为例:“火星欲入南斗,应于一忿怒尊像下点南斗形及点火星,于此中画彼设睹噜形并书名于心上,即结印、安印于忿怒像身上,诵真言七遍。于‘娑嚩诃’句加彼设覩噜名,忿怒厉声诵真言,所有灾祸移去。”梵语设覩噜的意思为冤家,即于一切善法作冤害者。“火星入南斗”在中国天学系统中关乎政治的动乱、王朝的倾覆,含义凶险,攘灾之法也大多是天子罪己或是找替罪羊羔。一行以西域密教的咒法解天学意义上的王室之厄,是宗教和文化上的交流的见证。
唐密在中土大地由繁转衰,继而式微。传入日本的两支却发展壮大,生长至今。日本密教僧人将一行列入法脉谱,确立了一行在密教历史上的地位,供奉京都教王护国寺。
法显和斯文·赫定
文化的制造者作为起源向外表达自己,传播者通常决定了文化的走向,而定义文化的人,往往是最后的继承者,是接受者。但整个传播的过程,却又是相互作用的。这正是文化传播的魅力。丝绸之路的文化定位之所以很容易就让我联想到僧一行的历史存在,也正是因为它融合了多重角色,接受文化的传播者、融汇异质文化的人,以及文化的传播者。
我对丝绸之路的第二个兴趣点是文化传播者本身。
本书的第7章《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和第11章《在亚洲冰冷的怀抱里:丝绸之路上的探险者》是我最喜欢的两章,特别是将两章中的法显和斯文·赫定对照起来读,更有意思。东方的僧侣,一度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向西去探索,20世纪前后的西方探险家则对神秘东方充满向往。
法显“慨感律藏残缺,誓志寻求”,怀抱使命感走向印度。他会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和其他几个僧人前往敦煌,“敦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有还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法显一行在罗布泊以南跋涉,三位僧人返回吐鲁番进一步募集资金,法显和其他人则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法显到达印度后,瞻礼佛足,拜谒佛骨舍利。终于得到了经书后,经海路回国到达广东。在海上遭遇风暴,舍弃随身携带的各种非必要物品,同时也担心同船的商人会扔弃他带回的经书和佛像,默默祈求佛祖的护佑。海上的大风刮了十三天后终于停止。在船上,法显也许将生命置之度外,也许他坚信佛法会在危难时刻救他。
与僧侣集团相映成趣的是19世纪晚期的探险家。印度测绘局派队来勘测北部边境上的大山脉,同时密切关注穿越山口的道路、贸易前景,俄国也派出远征队,另外还有半独立的探险者,比如斯文?赫定。
在这些探险者中最先穿过丝绸之路的是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俄国国防部、地理学会和圣彼得堡植物园的资助下,他带领远征队测绘了鄂尔多斯高原地图,采集动植物标本。普尔热瓦尔斯基组织过四次远征,虽然都没有完成他到达拉萨的心愿,但是他收集到的大量动物和植物标本,足以使他成为博物学家。他的第四次远征,带上了酒厂的职员彼得·科兹洛夫,后者继他之后成为俄国在中亚最前沿的探险家。他在20世纪初收集到了大量黑城文书。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之后的斯文·赫定也是大名鼎鼎的探险家。他在欧洲博物学勃兴的年代成长,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地理、物理和动物学,在柏林大学跟随伟大的李希霍芬学习。1899年在瑞典国王的支持下,斯文·赫定再一次从喀什噶尔出发,希望在河水结冰前乘船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次行程中,他走到了塔克拉玛干东端的罗布沙漠,找到了楼兰古国的遗址。
如果一切故事记录的都只是这些探险家的屡历挫折或者把生命置之度外又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这样的故事会好看,但可能并不会太动人。有意无意中,从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中,人们读出了心境。这些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他们意志坚定,颇有胆识,富有智慧而又十分孤僻。他们远征的距离,他们和牛津、圣彼得堡和奥斯陆会客厅之间保持的距离,可能造就了他们的孤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结婚,他们甚至拥有共同的性格特征:既具有冷酷的意志,又有怕羞而温柔的一面;既鼓吹欧洲优越论,又厌恶欧洲社会;既热衷于在中国探险,又看不起当地人。
丝绸之路上的过客,那些漫漠荒途上坚毅的路行者,包括僧侣和探险家,虽然异时异地,但也有着相近的特征。他们对牢固的格局有着自己的反叛,不惜越过荒途去找去看,但他们对本有的文化有着本质上的眷恋和归属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这样的探险者。或者这样的探险也是人类的本性中具备的东西,只是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而已。商贸之途以外,丝绸之路的迷人之处也在这里吧。我们甚至还可以称它为茶叶之路、颜料之路,甚至扑克之路等等。定义的视角不同,会有不同的答案。
《丝绸之路2000年》中文版保留了原版书中的大量照片,但此次的修订本,在选图上有所区别。原版书的开卷是一张黄山的照片,也许是华山的讹误,但修订版把它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敦煌的远景。沙漠、山脉和人工的走廊,三条直线构成一个透视效果,焦点落在画幅之外。
也许在吴芳思女士的眼里,那幅山峦照片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丝路的东端,她的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的,但在东方读者眼中,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敦煌了吧。在这个立场上,我也很期待中国学者的丝路之书,期待有写给大众阅读的敦煌历史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