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光谱的灰色地带

    少时看电影《青春之歌》，印象最深的是扮演林道静的演员谢芳眉目清秀，老是围个红色围脖，典型一副五四女青年的模样，林道静丈夫余永泽由名演员于是之扮演，扮相猥琐冷漠，与谢芳的俊俏形象形成了极大反差。电影更突出的当然是吾党地下英雄卢嘉川，由小鲜肉康泰饰演。现在回想起来，导演的偏爱太过明显，聚光灯打出的光线装饰感特强，总是恰到好处地映照出谢芳的清丽可人，再反衬出于是之那张如僵尸般沉郁的脸。于是之是话剧皇帝，他的表演把余永泽的自私冷酷拿捏得人见人恨。有一场戏说的是卢嘉川被追捕得走投无路，躲到林道静家，遭余永泽慢待冷遇，无奈跑到大街上，最后让特务逮去，丈夫冷漠美人伤心，自然成全了一段革命的三角恋。

    现在看来，余永泽是胡适之的弟子，标准的宅男，人老实好读书，林道静应该庆幸这场婚姻算是赌对了，至少嫁了个会体贴能挣钱的暖男。岂料导演不这么看，余永泽只做学问不想革命，完全是个被胡适附体的书呆子，无疑要归到落后分子之列，当年胡博士有句名言叫“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话没什么错，却得罪了革命党，被骂是懦夫，他们觉得光当宅男，未免窝囊，太没激情。于是，卢帅哥自然俘获了青葱少女之芳心。

    有意思的是，于是之逝世，有一篇回忆他晚年的文章，说于是之曾认为自己塑造的余永泽并不成功。文章分析比较了小说和电影对余永泽形象的不同处理，发现两者确有差别。小说中的余先生远没这般猥琐小气，余永泽与卢嘉川在家中遭遇时也并没有表现出要赶走他的意思，电影里的对话却夸张余的漠然无情，话赶话地把卢给逼走了。于是之大概是觉得这段表演有些过火，歪曲了小说的原意，有过度丑化的嫌疑。其实于大师大可不必如此自责，那时代按政治标准突出英雄，反派丑角一定不是相貌丑陋就是心理变态。观众也习惯采取极端思维，觉得林小姐就应该移情别恋，嫁给浪漫革命家。

    可是换个思路又觉得，于大师的晚年自省是有来头的，这几年风向转了，余永泽的老师胡适之火了，当今虽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文坛上掐得死去活来，大家忽然还是觉得谈主义空洞，讲问题实在，于是胡博士与一帮好谈“问题”的学者被从尘封的记忆中开棺挖出，金身再塑，变成了学术庙堂里的大神罗汉供人膜拜。所谓“民国范儿”，大体都是余永泽的模样，长衫拖地，满口学问，谦和儒雅，早没了在电影里扮丑卖乖时的呆傻匠气，历史圣殿里那隐在缥缈帐幔背后的学人图像和已经登堂入室的革命者肖像恰巧挂在了两头，圣殿中间却留出一面墙壁。就如光谱的两边，黑白分明，光芒耀眼，中间却成了空白。

    从常识上感觉，人性跳跃激荡的时刻毕竟是短暂的，如果把沉静在乱世中的避世态度看作不可救药地叛变，那么我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沉默。或者仅以是否激烈反抗作为辨分忠奸的标尺，我想那会误伤更多的凡人。英雄在哪个年代都是稀缺动物。看了太多的革命电影，我们似乎已经很习惯，人人都活像打了鸡血的激情斗士，好像那才是正常活法，没想到银幕上进行的恰是人性变态的表演，仿佛历史就是由这样的人群组装而成，静谧沉默的人生被贬低成懦夫的苟且，是不值得度过的。人性的光谱就这样缩编成了单调的两极，那属于最大多数也最复杂最有趣的中间样态被遗漏得一干二净。那么，光谱的中间地带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于是之的晚年醒悟，倒是提醒我们，即使把人使劲往坏了写，也要注意他在场时的基本人性逻辑。为此于是之应该感到骄傲，在那几无自由创作缝隙的年代里，他还是演绎出了余永泽身上那股凡人的逻辑。他持有不那么张扬激进的主义，信奉沉潜入微的治学态度，也不时打点自私的小算盘，相信言语的价值不亚于行动。这批人其实才是民国初年文人的主体。

    读二十世纪的文人史，有时觉得他们特有傲骨，有时又觉得他们太装，一到关键时刻不是自恋不停就是绷不住架子破罐破摔趋炎附势。曾看到一则柳亚子的逸事，说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儿，柳亚子暂住颐和园内，自以为以名士姿态为中共说过几句好话，自然会被另眼高看，破格对待，没想到却久久等不到毛泽东亲自登门造访的音讯，自然郁闷非常，甚至为泄愤抽打警卫人员耳光，口口声声说毛主席曾答应把颐和园赏给他单独居住、可毛主席偏不出现，等他憋闷够了，才派周恩来带首诗过去，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风物长宜放眼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骂他心眼太小，话里夹枪带棒，着实把这位大名士羞辱了一番。读罢这段逸事，我对南社柳大诗人当年表现出傲岸不羁的钦佩顿时荡然无存，却又觉这类文人被错放在英雄光谱一极，如今给踢到中间地带变成灰白颜色那才算正常，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另类的回忆者，否则柳大诗人傲岸的高大形象不知还会糊弄多少人。

    不过仔细一想，这也许正是人性的常态，那种慷慨为主义赴死或极尽糟蹋自己生怕成不了坏人的情形，大多是极端个别的例子。相反，那些忍辱存活平庸度世的人物，才是多面和复杂的，与英雄闪亮出场彰扬出的一派崇高伟岸相比，未必就显得没有尊严。

    处在光谱中间的鲜活人物被忽略，是因为他们不符合剪裁好的时尚标准。就拿对日战争中的群像光谱来说，大家关注的不是那几位抗日英雄，如谢晋元、张自忠、薛岳，就是那几个日伪汉奸，像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他们构成谱系的两极，除了这些名人，恐怕同样有趣的是那些身份模糊、观点暖昧的人群。

    “孤岛”中的知识人有自己的信念和生活节奏，面对日人的侵略也有特别的抵抗姿态，大多有模仿清初遗民的痕迹，如有口号明说要“为良心，为民族，做一个隐士”，同时也难免招来激进分子要“扫除遗民气”的谩骂。“孤岛”作家作品中多有隐士和妓女，个个有情有义，清初遗民用逃居佛门、拒绝当官作抵抗姿态，妓女则以和抗清名士的缠绵情感折射守节的理想。王统照小说《华鹤亭》写朱老仙之死就活像一个清初守节士人的翻版，他先以诗词自娱避世，当有留学背景的儿子做了伪官，朱老仙毅然选择了自杀。在另一篇小说《双清》中，歌女爱上了一个革命者，没想到这位革命青年又背叛了她，不由让人想起《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和侯朝宗。在这篇小说里，歌女变成了“孤岛”文人的化身，忍辱坚定，其持久苦熬的守节定力并不亚于那些高喊口号打打杀杀的激进战士，最后倒反而是某些革命同志经不起考验，轻易放弃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孤岛”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一批身份模糊、观点犹疑、两边投机大捞好处的人，书中曾提及一个名叫蔡钓徒的报人，某一天被发现脑袋挂在法租界法院附近的电线杆上，引起成千上万人的围观。乍一看此情景，心中会肃然起敬，以为是某个抗日志士又被惨杀。可是再查核蔡钓徒的身份，发现原来只是个报界流氓，他主持的《社会夜报》常常信口开河，上海人叫它“野鸡报”，蔡钓徒整天和歹徒混在一起，为博人眼球，《社会夜报》每晚都刊登耸动视听的虚假新闻，一会儿说上海名流私通敌人，一会儿又说日军大败，让人无法分清哪是真实哪是杜撰。据熟悉上海掌故的陈存仁医生回忆，蔡钓徒是个“两面光”的投机家，一方面从日本人那儿拿到大笔津贴，在租界叫卖的报纸上面，凡是使用红标题的新闻都是骂日本人的，另外再印一批报纸也是用红色标题，却大捧日军，每天派人送往虹口报销。一次蔡钓徒到妓院玩得昏天黑地，忘了给虹口送报，日本人等不及，从租界买了几份回来，事情终于露馅。日本人找了一批流氓，用车把蔡钓徒拉到江湾体育路，叫他自己挖了一个深坑，流氓们把泥土倾倒下去埋了身子，等他断了气，把头割下来浸在浴缸中，到血液流清之后，面孔又白又胖地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蔡钓徒的言行无疑属于人性光谱的中间地带，这类人恐怕与那些孤独的隐士、过着凡庸生活的平民一样，占去了“孤岛”人群的大多数。如果按照严苛的守节标准，他们身上似乎都有瑕疵。说到此，我还想到应该有一个标准谁来定、节操为谁守的问题需要澄清。

    当年乾隆皇帝命史馆设《贰臣传》，就是专门记录一生服务两朝的高官事迹，等于预先给他们加盖了一封道德审判的皇印，只要一入此传，不管你曾为清朝卖了多少命，流了多少血，有多大的功劳，都将成为终身无法洗刷的污点。乾隆爷反而大夸那些誓死和清廷血拼到底的敌人，如南明扬州督师史可法，甚至褒扬与金人势不两立的岳飞元帅，又是立庙又是祭祀，令降清之人好不心寒，都觉得乾隆爷太不厚道，自己流血流汗为大清卖命，到头来还不如那帮反清逆子能留个传世英名。

    乾隆爷的意思很明白，只要做了我朝的官就是皇帝的人，不忠就是不义，你是明朝的人，就应该殉死前朝，哪怕你是我的对手，给我造成了那么大的麻烦，衡量忠奸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心塌地效忠当家皇帝的程度。所以拼死抵抗的史可法被捧上天，开门纳降又密谋反清的钱谦益却被看作首鼠两端，打入历史的污名册一点也不冤枉。可见，在乾隆爷的脑子里也有一个两极的人性光谱，那就是忠还是不忠，臣子们脑袋上都贴了标签，分处两极，各自站队，泾渭分明。可是如果我们也把这枚金箍真当个桂冠洋洋得意地戴在自己头上，或者爱屋及乌，自作多情，拿着这顶帽子四处找人，强行试用，老觉得拒戴此冠者必是恶人，则大可不必。在我看来，大街上还是少点戴这类帽子的人，日常生活才显得正常、多样和有趣。

    （本文摘自《皇帝的影子有多长》，杨念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