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庠和他的三位挚友

    杜国庠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他还是我国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58年2月，他参加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并作为专家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对小组拟定的《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古籍人才培养工作等发表了建议和意见。

    杜国庠学识渊博，学术研究涵盖哲学、古文献、佛学、逻辑学等方面。他与侯外庐等人合作编撰的《中国思想通史》，系统梳理了我国上古至清代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发展，可谓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杜国庠1961年去世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编辑出版了他的个人文集，郭沫若、侯外庐分别为他的文集作序，古籍小组的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专门刊文介绍该文集出版情况。

    杜国庠为人正直、坦率、真诚，一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陶铸、陈寅恪和郭沫若等几位挚友。

    上世纪五十年代，陶铸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杜国庠一直就职于他的手下，与陶铸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56年4月，陶铸和杜国庠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的组建，准备根据华南的自然条件，开展科技研发工作。当时陶铸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杜国庠与陈寅恪、许崇清为副主任，经过两年多的艰辛筹备，1958年9月广州分院正式成立，杜国庠担任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

    陶铸在工作中格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61年，陶铸对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作出指示：对于陈寅恪、姜立夫等知名专家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广东省委负责解决。陶铸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厚待”，很多工作都是由负责文化口工作的杜国庠去具体布置、落实的，特别是对待陈寅恪，陶铸、杜国庠二人非常关心,杜国庠常去看望陈寅恪，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并及时向陶铸反映。

    杜国庠是学者型官员，陶铸非常支持和鼓励他的研究工作，并为他创造便利条件。二人共事期间杜国庠撰写了《是该学习点逻辑的时候了》《该怎样看待墨家逻辑》等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等刊物上，1960年还出版了哲学论文集《便桥集》。

    杜国庠担任古籍小组成员的4年，正是他主持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的4年，而此时，同为第一届古籍小组成员的陈寅恪正任教于中山大学。二人的交往主要在此期间。

    陈寅恪是这样描述二人之间的友情的：“道不同然相知高谊仍在。”陈寅恪的一生，远离政治，一心向学，与杜国庠这样一位地方“高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能有着一段友情，实属难能可贵。杜国庠经常在拜访陈寅恪时向他请教有关魏晋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等问题。1950年8月，杜国庠负责的“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陈寅恪担任了该学术机构的委员，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机构中担任职务。陈寅恪能迈出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受杜国庠人格力量的感召。由于杜国庠对陈寅恪的尊重——人格的尊重和学术的尊重，使得他们之间能够建立真诚坦率的友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杜国庠尽最大可能提供良好条件以保证陈寅恪研究工作，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食油、副食品的配额，甚至每天都提供牛奶。杜国庠曾与陈寅恪弟子胡守为开玩笑：你恐怕算是一个最高价的学生了。胡守为是当时选修陈寅恪“唐代乐府”课屈指可数的几名学生之一，而陈寅恪当时在中山大学领取的薪水是全校最高的，故有“最高价”学生的玩笑。陈寅恪晚年腿脚不好，双目几近失明，为了方便陈寅恪出行，杜国庠请示陶铸，为陈寅恪修一条平整的水泥便道，对此，陈寅恪十分感动，中山大学校园里的这条小道后来被人们称为“陈寅恪小道”。

    杜国庠对陈寅恪的评价也很客观公允：“像陈（寅恪）老这样研究史学，他虽不了解马列主义，但他研究唐史，能从关陇集团的分野，与西域文化的影响，阐明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的斗争，是合乎唯物主义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寅恪因其在研究中体现出的学术方法遭到批判，杜国庠指出那些批判“是人身攻击和谩骂，根本不讲道理，也没有什么学术味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杜国庠对陈寅恪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保护，也成就了二人之间的友谊。

    在学术研究方面，杜国庠曾一度与郭沫若并称为“北郭南杜”，郭沫若研究先秦思想时，杜国庠正潜心于墨学研究，二人交流很多，郭沫若曾戏称杜国庠“墨者杜老”，而“墨者”后来也成为了杜国庠的雅号。

    郭沫若与杜国庠的友谊长达五十余年，私交甚笃。他们相识相知要追溯到上世纪初留学日本时期，杜国庠去日本比郭沫若早三四年，但对哲学的共同兴趣，让他们开始了交往。二人回到国内首次相逢，已是十余年后，杜国庠当时激动地对郭沫若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二人并肩作战从事宣传工作，利用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组织，做了很多研究、创作工作，在文化战线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志同道合”的两位知识分子，在学术见解、文学创作等方面交流得多，争论和分歧也必然存在，作家夏衍曾在文章中描述过：“郭（沫若）老在重庆的时候写的剧本也最多，当时不止一个剧本我们和他有过争论，当时包括杜国庠、冯乃超在内也同他有过争论。”郭沫若在《杜国庠文集序言》中还提到二人在墨学研究方面争论得很厉害，“我的大刀阔斧式的作风,我自己也知道,恐怕只有杜老才受得了。”继而，郭沫若深情地写到：“但我正因此而尊敬他（杜国庠）,而爱他,我无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实际受了他的教益不少。”

    杜国庠去世一年后的1961年11月11日，郭沫若在从化温泉专门为《杜国庠文集》作序，其中收录了他在杜国庠去世时写下的两首悼诗：

    铁窗当日着南冠，松柏后凋阅岁寒。

    早赋壮怀常落落，晚成大器自磐磐。

    东游共席推心腹，西狩同舟沥胆肝。

    尽翳成风臣善斫，郢人不作抚斤叹。

    生死交游五十年，老兄风格胜前贤。

    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

    夜雨巴山窗尚在，风云潮汕榻尝联。

    便桥一集成千古，手把红棉读逸篇。

    诗中深情回忆了二人“生死交游五十年”中“东游共席推心腹，西狩同舟沥胆肝”“夜雨巴山窗尚在，风云潮汕榻尝联”的共同经历，对杜国庠的一生和二人的友谊作了高度概括。杜国庠去世四年后的1965年6月，郭沫若专程从汕头赶到澄海杜国庠的墓地，对其进行凭吊，足见二人交谊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