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汉记述忠堡之役被俘经过

    “忠堡之役”对于张振汉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永世难忘。在其近四年“围剿”红军的全部回忆中，该役从最初的几个战役中其中一役的记述，到单独成文；从打草稿、写底稿到撰写正文，再到文电资料的收集以及片断回忆的整理，是其遗稿中文字最长、记述最详、反复修改、下功夫最大，且心情略显“复杂”的一篇。由此整个遗稿中对此役的记述分为“忠堡战役前的情况”“进剿的部署”“战斗经过”及“被俘结果及原因”四部分，记述了“忠堡之役”前前后后自己的所见所思和四年“围剿”红军的最后结局。具体如下：

 

    一、忠堡战役前的情况

 

    1.这是一场不该如此进行的“追剿”。关于“忠堡战役前的情况”，张振汉根据敌我双方及天时条件，首先记述到这是一场不该如此进行的“追剿”之战。具体作了三点分析：

 

    “（1）敌情判断的错误：当时徐源泉、何健、武汉行营、重庆行营，均认为红二军团已到了穷途末路，欲逃不得，消灭在即的错误判断。尤其是重庆行营之贺国光，曾迭次来电谓萧贺‘股匪’，确有串扰四川之逆图。在红二、六军团袭击宣恩以后转向小关时，贺国光急电一个接着一个来，谓萧贺‘股匪’窜犯万县已开始行动，务将‘该匪’聚歼于鄂境内，切勿使之窜川，以防与四川之‘匪’会合。武汉行营及南京方面亦有如斯之电来。

 

    （2）徐源泉与何健之间之不协调：湖南的何健本打算将红军赶出湖南不再扰湘，就心满意足。孰料，陈耀汉部失利，红军复占桑植县，大庸、慈利等地亦复不安。因之何健则我行动迟慢，以致未能将萧贺‘股匪’聚歼，电武汉行营议处。武汉行营给我以记过处分。我除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时间、地点叙述行动并未迟缓外，并请武汉行营饬何健在湘西各次作战中所报‘匪’伤亡数字、俘获数字汇解行营。如根据何健所报数字，现在‘匪军’已所存无几，就不会在陷桑植复扰鄂西。

 

    在陈耀汉失利、桑植失陷后，湖南的部队撤回大庸和永顺一带。因此，徐源泉与何健发生了意见，行动则不能协调矣。

 

    （3）湘鄂边区今年失收：由于失收，就地买不到给养。在施南地区之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均由巴东兵站运来，由巴东运粮到来凤每往返一次需二十多天，每个挑夫挑的粮食，除挑夫自食外所余无几。这样的补给无济于事，所以军队行动，欲携带三日之粮而不可得。给养如斯的困难，何能追剿？”

 

    关于“忠堡之役前的情况”，再看一看张振汉在《底稿》中“未加润色”的记述，比上面所述显得更简练直接一些，有的细节更具体或有不同和未涉及之处：

 

    “（1）敌情始不明了：徐源泉、何健都认萧贺部已到了穷途末路，欲逃不得，消灭不难。贺国光在重庆一而再的来电谓‘萧贺股匪’有窜川的企图务阻止之。在红军指向小关时，贺国光由重庆急电谓，‘萧贺股匪’窜犯万县之企图已明，并开始行动，务阻止消灭于鄂边地区。

 

    （2）军事上不协调：湖南何健始终欲将红军赶到鄂西，湘军推至湘鄂边界线的茨岩塘南北之线防堵之，希望湖南没有红军。

 

    在红军退塔卧时，陈耀汉部被打垮，桑植复陷，何健则以我行动迟慢，未能与湖南军联络聚歼‘匪军’，失去良机，实属可惜，电请武汉行营对我议处，行营给我以记过处分。我电行营和何健：湖南方面俘获多少红军，剿枪炮弹药多少，造册报缴。依照湖南每日情报除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时间、地点叙述行动并未迟缓外，并请武汉行营饬何健在湘西各次作战中所报‘匪’伤亡数字、俘的数目计，‘匪军’所剩无几，不‘剿’即可消灭矣。故此打了不少笔墨官司。”

 

    （3）当时我的意见不主张跟进，将各主要据点占据，深沟高垒，度过夏季再议行动，待机会有利时截击之。我的根据是：

 

    “①五十八师失利，桑植复陷，‘匪’势甚盛，并有地利人和之利。②鄂西去年失收，并且湘西种鸦片的多，粮食亦不济，故此给养无法就地购买，粮食都由巴东运来，每运一次往返二十多天，除运粮人自食以外，剩的就不多了，军队行动给养无法补给。③北方部队未在山地作过战，看见大山就发愁，士气不旺，拟借此练习山地战。④如果‘匪军’真是入川，我们编两个师的兵力就近进川。”

 

    两稿的记述，不论有着怎样的异同，但说明的就是在战役前，张振汉就坚持认为，这是一次不易进行的追剿。其最主要的判断是：“红军攻来凤龙山”等地，并非走上“穷途末路”，“欲逃不得、消灭在即”的表现，而是在取得“陈家河之役”之后作战方针发生改变之后，所采取的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一次主动进攻。而从自己的直接上司徐源泉到何健，再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武汉行营、重庆行营，均没有看到这一点，对敌情的判断完全错误，反而一再电催尽快行动，使张振汉发自内心不愿主动进行进剿。此外，徐源泉与何健之间为各自利益，所带来的不协调，使两路部队在战斗中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很难形成合力，而难操胜券。特别是“陈家河之役”陈耀汉部的失利，因何健指责其“行动迟慢，以致未能将萧贺‘股匪’聚歼”，要求武汉行营“议处”，而受到武汉行营给予的记过处分，心中充满着“不服与不满”，因为此时距4月9日被蒋介石授予陆军中将才刚刚过去没几天，“面子”上也实在是难以过得去。至于给养上的问题，也是客观上的一个大困难。鉴于以上情况，在发出“何能追剿”责问的同时，张振汉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与红军作战应该采取的战术和办法。

 

    2.暂取守势不能被动跟着红军跑。张振汉在《资料稿》中接着记述道：“依据以上情况，我向徐源泉建议，占据要点，暂取守势，不要被动跟着‘匪’跑。我的理由是：

 

    “（1）依‘匪’之行动判断，不是逃跑，更不是逃跑不得。空隙的地方很多，果真是逃跑，就早已跑掉了。在‘匪’新胜之后，暂取守势，弄清敌情。

 

    （2）湖南部队均撤至大庸永顺地区，湘鄂边区之事由我们独自担任。现在湘鄂边区之部队，仅有我第一纵队，除扼守要点外，抽不出两师的兵力，应付困难。必须将第二纵队全部及第三纵队之张连三部归还建制，调到鄂西，借暂守之时间，以待重新部署。

 

    （3）给养由如斯之困难，在驻守时常常断炊，行动更加困难。不如暂守四十余天，麦子既能收而新谷亦登场。给养无困难，行动方便矣。

 

    （4）北方部队初到山区，看见大山就发愁，士气不旺，借暂守之时间练习山地战，组织登峰队等之训练。”

 

    张振汉的这些分析及解决办法，无论是根据红军“不是逃跑，更不是逃跑不得”的判断和所采取的“暂取守势、弄清敌情”的战术，还是将相关部队调到鄂西，“借暂守之时间，以待重新部署”以及解决给养难题和对北方部队进行适应性训练等对策，对于善于运动战而不善于攻坚战的红军来说，恐怕还是十分有效的。起码张振汉当年就是这样认为的。但仗怎么打，红军怎么“剿”，张振汉是说了不算的，由此就出现了与张振汉完全不同的做法和结果。

 

    3.几番申述均不准，行营行辕急催再进剿。

 

    张振汉写道：

 

    “最初‘徐源泉接受了我的意见。在红军袭击宣恩后，徐源泉到宣恩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商讨进剿办法。我坚持我的办法，遂决定照我的意见进行。

 

    我由宣恩回到来凤，正计划防堵部署，连续接到电令，即向小关之‘匪’进剿。重庆行营深恐红军窜川，催剿甚急。武汉行营及宜昌行辕均认为‘匪军’图穷，趁此良机聚歼之。尤其是宜昌行辕之陈诚电催更急。此时我再分别申述我的意见，武汉行营和宜昌行营均不准。故此而有忠堡之役。”

 

    在这里可以看到，作为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具有仅次于军长徐源泉影响力的“二号人物”，张振汉的战术虽然最初得到了徐源泉的同意，但是由于重庆行营、武汉行营，特别是作为蒋介石最为嫡系之一的宜昌行辕主任陈诚等，对红军战略意图和形势以及战术的错误判断和无知，使张振汉的正确意见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并在分别申述后“均不获准”并被强令出兵，“故此而有此忠堡之役”，终把自己“逼”上了不归路。其心中的“不满和无奈”以及为自己的“辩解”弥散在字里行间。而所有的这些“不满与无奈”，都最终推动了张振汉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与红军“走”得更近了一些，都或多或少在潜意识中滋生了“附逆”的土壤；而当条件具备与成熟时，自然就会真正地发生“叛逆”，没能在被俘之际彻底地“杀身成仁”，并完成其“背叛”，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分道扬镳。

 

    二、进剿部署

 

    关于“进剿部署”，张振汉作了如下记述：

 

    “1.萧贺‘股匪’由小关地区向东南方向移动，有经忠堡向来凤进犯之企图。

 

    2.以四十八师一四四旅、湖北保安团王团、新三旅潘团为右支队。由李家河经冉大河、三华台向忠堡前进。由一四四旅旅长黄新指挥之。该支队必须加强右侧之警戒。以四十一师一二三旅为中间支队。由李家河经关口、老义口、韭菜园向忠堡前进。由一二三旅旅长芮勤学指挥。以四十一师一二一旅为右支队。由来凤经三堡岭向忠堡前进。由一二三旅副旅长董继陶指挥（旅长丁治磐在日本学习）。以三十八旅分守来凤、龙山县城，斟酌派一部在李家河警戒（《底稿》尚有“必要时可将李家河部队已到来凤”的安排）。由三十八旅旅长潘善斋妥为部署。

 

    3.‘匪’由小关一带向东南方活动，在当日（十三日）下午后三时左右可能遇敌。中午以后之行进，右侧有受袭击之可能。右支队必须以一个坚强团之兵力为右侧卫。三个支队齐头并进，如遇敌，三个支队就地向北作三线配备进行作战。

 

    4.司令部随左支队行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对于熟悉红军擅长“引蛇出洞”、“围点打援”战法的张振汉，在百般无奈情况下出兵所制订的对贺龙红军的进剿计划，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分进合击”“稳进稳打”的战术，即所率左、中、右三个支队经不同路线、左右两侧相互照应，“齐头并进”开往忠堡迎敌；并预料红军会由小关向东南来，“六月三日午后三时左右可能遇敌”和“中午以后之行动右侧有受袭击的可能”出现；作出了届时“三个支队应就地向北作三线配备进行作战”的部署。

 

    这样的部署，正如张振汉在《底稿》“战斗经过”的记述开始所说的那样，最终“遇战的时间和地点与所估计的相符合”。

 

    三、战斗经过

 

    果然不出所料，“忠堡之役”正像张振汉预先算计的那样“准时”发生了，只不过战斗的最终过程和结果大大出乎他战前所作的“估计”和预料。关于“战斗经过”，在遗稿中，张振汉是这样记述自己的主要“战斗经过”的：

 

    “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时许，左支队行至老鸦关附近时，右前方发生激烈的枪声，我到老鸦关西方看情况时，红军已到面前，（逼使）不容许（我们）选择阵地，就在前进的路上作战，（而此处）左边是高山，右边是谷地，阵地面积非常狭小，并且是石地无法做工事。红军断右支队的队尾和中间支队的队头，冲到左支队的中间司令部的位置。（此时）右支队全部到达忠堡，中间支队全部在司令部位置东北三里许之山高（头）上。左支队之先头团依惠风（易慧峰）团亦到达忠堡，依团后面的王茹山团失去掌握，红军冲到司令部位置时，仅有王茹山团的杨振邦一营及师部特务连，王茹山团的其他两个营自动退到三堡岭，后来又退到来凤城。当红军冲到司令部时，各部队的位置均不知道，到夜间用电台联络，知道右支队全部在忠堡，中间支队在老鸦关东北方山上，左支队的先头团亦到忠堡，忠堡距司令部被围的地方仅有三里许，中间支队距司令部亦仅有三里许。遂电令各支队向司令部位置支援，排除万难与司令部接近。司令部同杨振邦营和一个特务连，在狭小不利之阵地应战，由六月十三日午后三时起战到十五日午七时止，各部队总是说来援，而终未见到达。在苦战三天两夜中，不仅未能开伙，连凉水都没有。经过三天两夜之战斗，官兵伤亡殆尽，排长以上官长不是阵亡，就是重伤，伤轻的人，再战变重伤或死亡，后来想找一个班长当营长都没有。司令部参谋长陈□□阵亡，参谋处长王木桥阵亡，团长王茹山受伤，我亦受伤，其他官佐多数伤或亡。到十五日午七时，快到无人射击的时候，红军冲入阵地，我被俘。”

 

    整个战斗经过的记述，虽然只有五六百字，但使人感受到战斗激烈的画面以及诸多的信息和其中张振汉那种无以言表的复杂“心情”。

 

    一是红军的动作之快超出想象。左支队行至老鸦关，枪声突然激烈响起，不等看清情况，人“已到面前”。并且攻击的目标非常明确，红军首先冲断右、中两支队的“头尾”后，即刻就向随左支队行动的司令部发起了猛攻，显然是冲着张振汉指挥中心的“心脏”而去的，很快就成功地将其困在“左边是高山，右边是谷地”的一个非常狭小的作战地域里，使其难以反抗与逃生。二是仅有一个营和一个连兵力的拼命厮杀。无论是右支队的全部，还是左支队先头团的全部，都进入了忠堡，中间支队亦在老鸦关东北方的山上，仅仅有王茹山团的杨振邦一个营和司令部特务连随司令部与之迎战。三是“孤军作战”的无奈。几番电令援军始终未见到达。虽然各支队部队距司令部被围之地仅有三里许，并几经张振汉电令向司令部位置支援和“排除万难与司令部接近”，但在由六月十三日午后三时起战到十五日午七时止，在三天两夜的时间里，“各部队总是说来援，而终未见到达”。四是苦战三天两夜受伤而被俘。战斗异常激烈，排长以上官长不是阵亡就是重伤，“我亦受伤”，“快到无人射击的时候，被冲入阵地的红军俘虏”。

 

    这就是张振汉记述的“忠堡之役”的战斗经过，确切地说，应该是张振汉本人参加忠堡之役被俘的“战斗经历”。而这里要说的是，作为一个纵队司令、中将师长落到被红军俘虏的地步，在那生死关头的“三天两夜”里，几份电令，而没有任何人，包括自己关照多年的“老部下”和“亲密战友”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张振汉的心情感受如何可想而知，谁又能说这不是构成张振汉跟随红军而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呢？回顾以往所述，张振汉从初识红军不是“乌合”，不是“匪”；再到认为红军是有“政治目标”，始终与民众在一起的人民军队；以及记述的屡见不鲜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的政治腐败；每一次战役的所见所思所想和最终落得被红军俘虏的下场，可知张振汉跟随红军而去，既非在意料之外，又确在情理之中，更是其人生发展轨迹最终的“自觉”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曾将红七师“消灭殆尽”的红军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张振汉绝非没有产生过“恐惧”与“困惑”，但“历史”的结局是，共产党及其红军“宽恕”了他，他也心甘情愿地与红军一起走到了延安；并在其以后二十多年的人生中，响应和跟随共产党及其军队，无论是在抗战、解放战争时期，还是进入新中国都为党和军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绝不完全是因为“怕死”而跟随红军走完长征，跟随共产党走完他的余生的。自与红军走上长征之路时，他就成了党和红军的“同路人”；而也只有共产党和红军能使张振汉这个沾满红军鲜血的“罪人”变成“自己人”。这似乎是历史应该给予他和红军的结论。

 

    四、失败被俘之原因

 

    具体记述如下：

 

    “忠堡距司令部被围的地方只有三里许，在忠堡的部队共有五个团，经过三天两夜的时间，而黄新竟未往援是有原因的。由一九二八年黄新任少校参谋起，到一九三一年任四十一师一二三旅旅长，约有四年的时间由少校参谋升到旅长，这样的升迁不能算慢，但是黄新未能满足，一心想当师长。一九三二年瓦庙集之役（黄新）受伤，自认有功，欲当师长之心更切。瓦庙集之役以后，黄新调四十八师任一四四旅旅长，他想当四十八师师长。该师长由徐源泉兼任，我不便向徐源泉提出，而黄新责我不与之为力。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向徐源泉和何成睿提出将四十一师师长让给黄新充任，将我调第十军副军长，徐、何均不同意。我又提将四十一师和四十八师两师长均让出，由徐继武任四十八师师长，黄新任四十一师师长，我调副军长，由于徐源泉的同乡竭力阻止徐让出四十八师师长，此案又未成。我继续提出将三十七旅刘培绪部和三十八旅潘善斋部合编一师，我任新编师长，四十一师师长由黄新充任，徐、何又未准。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间，为满足黄新的师长欲，曾几经周折故未能实现，而黄新对我总是不谅解。一九三五年，当时的政府任官（授衔）我请以少将给黄新，结果给以上校，黄新更不满。这些构成黄新不力援的原因。‘忠堡之役’后，官兵指控黄新按兵不往援，一直控告到蒋介石那里，黄新不自安请到陆大特别班学习，即改名黄百韬。在淮海战役中死的黄百韬就是他。”

 

    在这里，张振汉记述黄新的文字可谓不少，可见对此事的记忆深刻。

 

    关于黄新（黄百韬）此人，前已记述不再多说。要说的是，如同黄新当年的“三里之外不往援”，造成张振汉被俘和走上红军之路命运的转变一样，历史似乎也和黄百韬开了个同样的玩笑，十三年后的1948年被称为“常胜将军”的黄百韬，在淮海战役与粟裕大将交手时，同样望眼欲穿等待李弥天兵团往援不来，最终被歼灭，自己也不得不“杀身成仁”，落了个饮恨拔枪自尽的结局。这或许也就是当年于张振汉三里之外不往援的“报应”和“宿命”。使张振汉“不吐不快”，而由此留下了这“大段”的文字。（又或许黄新当年同张振汉一样，早已领教过红军“围点打援”的优势，想往援而援不成，同有“苦衷”在心中呢！不得而知。）

 

    本文收入《为民众谋利益的军队——一位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的记述》（宗绪盛著），将由群众出版社近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