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以水道为纲记载区域地理信息最为著名的典籍。它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若干地区兼及域外）,对许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进行综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在其代表作《中国科技史》中称《水经注》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同时，不少至今已经散佚的书籍，由于《水经注》的征引而得以部分保存。因而，《水经注》一书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及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然而，自宋代开始，《水经注》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便出现了较多的散佚，原本四十卷的内容，有五卷不复得见。现在我们看到的《水经注》虽然依旧为四十卷本，但已是后人离析所存原三十五卷内容而得的结果。由于《水经注》在具体内容与版本流传方面所存在的复杂性，想要真正读懂《水经注》绝非一件易事，下面即就如何阅读《水经注》这一话题做一概略性的介绍。

    一、郦道元生平简介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著名地理学家，家乡在今河北省涿州市一个被称为郦亭的村庄。他出身官宦人家，父亲郦范曾为北魏朝廷的要员，出任青州刺史等职。其父去世后，郦道元承继了父亲的爵位，历任一系列要职。他耿介正直、执法清刻严峻，最后在关右大使任上遇害，被追封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郦道元一生好学，历览奇书，生前著述本不限于地理，但流传后世的，唯有《水经注》一种。《水经注》共有四十卷，三十余万字，是郦道元在为官戎马之暇，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种地方文献与他的部分实地考察所得而撰就的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刘继庄《广阳杂记》卷四）。其后虽然有明末黄宗羲《今水经》、清齐召南《水道提纲》等相类似的著述出现，但其价值都无法与《水经注》相提并论。在我国古代记载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经注》一直是“不可无一，不容有二”（沈德潜《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序》）的杰作。

    二、《水经》与《水经注》

    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自古即对水的利用与治理十分重视，因而很早就有关于水的记载的典籍出现。在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尚书·禹贡》与战国秦代之际的《山经》中，即出现了有关水道分布的记载。其后，在班固所撰《汉书》的《地理志》中用极简的文字，将西汉时期的三零四条水道的情况做了勾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虽说是一部按汉字部首进行编排的字典，但在其《水部》中也留下了一零九条单名水道的简略记载。可以想见其时应该有一类关于水道记载的书籍出现。

    郦道元所注释的《水经》，本亦系单独流传，大体成书于东汉末三国时期，一万余字，记载了一三七条水道（《唐六典》卷七）的发源、流程及归宿。郦道元有感于这部《水经》“粗缀津绪，又阙旁通”（郦道元《水经注》原序），于是以之为纲，主要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种相关资料，重做编排与注释，“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序），完成了超过《水经》原文近三十万字的《水经注》，涉及到的大小河流、湖泊、陂、泽、泉、渠、池等各种水体多至三千余条（赵永复《〈水经注〉究竟记述多少条水》，《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传统观点认为《水经注》记载的水道有一二五二条，见《唐六典》卷七），真正做到了他所希望的“旁通”，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古时期的地理系统。《水经注》撰成后，《水经》的独立性便逐渐丧失，人们对其文本的重视程度亦几乎为《水经注》所取代。

    三、《水经注》的主要内容与价值

    郦道元《水经注》所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书中对每条水道的发源、流向、二三级支流的汇入、最终归宿等，一一做了详细而有条不紊的描述。对水道所流经的大小城邑及其建置沿革、战争遗址等，也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不仅如此，还对许多水道流域内的自然环境（山脉、溪谷、川原、气候、土壤、植被等）与人文景观（包括宫殿、苑囿、园圃、寺庙、桥梁、碑刻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对当地的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物产资源、民歌谣谚也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记载。在某种程度上，《水经注》可谓一部北魏以前的百科全书。

    《水经注》文本的宏丰，为我们从事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例如，我们利用《水经注》所载水道的资料，并结合相关史料，可以将其时的水道及其支流的流域情况大体复原，从而展现当时的河流水文地貌状况。又如，《水经注》中载有丰富的秦汉至北魏时期的政区地理信息，我们在区分不同时代政区资料的前提下，可以对所记载城邑地望、县级政区边界以及州、郡级政区的设置情况分别做出合理的、精确的时代还原，从而使断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最大限度地细化。另外，郦道元为撰写《水经注》，曾涉猎了大量的图书，注文中征引的书籍多达四三六种（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自序》），同时还记录了汉魏时期的许多碑刻，而这些书籍与碑刻，后来大多亡佚，我们现在通过《水经注》中的引用，可以管窥其中的一二，甚至进行辑佚整理。

    四、《水经注》的流传及版本系统

    《水经注》成书后的五百多年间，靠写（抄）本得以流传，最早见于官方记载的是《隋书·经籍志》。在隋至北宋的一些类书（如隋代的《北堂书钞》、唐代的《初学记》、北宋的《太平御览》）与地理总志（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的《太平寰宇记》）中，可以见到《水经注》被征引的文字。至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原本四十卷本的《水经注》出现了散佚，仅存三十五卷（后复析分为四十卷）。

    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后，《水经注》也有刊刻本流行。迄今已知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中期的成都府学宫刊本。而现存最早的刻本，则是人们习称的“残宋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大约刊于南宋初期，仅存十一卷半（没有一叶是完整的），字数尚不及全书的三分之一。虽然如此，书中所发映的版式、行款，可以使我们得知宋刻《水经注》的原貌，仅从此点上来说，已弥足珍贵。

    降至明代，在《水经注》版本流传方面形成了两大系统，一为古本系统，一为今本系统。所谓古本，即刊刻、抄写时以保留宋本（或影宋本）行款与文本原貌为准则，即使底本有明显讹误，亦不作改动，尚不涉及校勘研究的版本。如前所述的残宋本与明《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及现存的五部明钞本《水经注》即属古本系统。所谓今本，即已经对底本进行研究、校改的版本。自明代最早的刊刻本《水经注》黄省曾刊本以降的诸明、清刻本，皆属今本系统。现今我们一般所能读到的《水经注》版本，也皆为今本系统之列。

    五、《水经注》的研究

    对《水经注》的系统研究肇兴于明代，并逐渐蔚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郦学”。真正在《水经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的，则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长庚刊刻的朱谋㙔撰《水经注笺》。自宋代起，《水经注》不仅出现了散佚，而且在保留下来的文本中还出了《水经》的《经》文与郦道元的《注》文相混淆的情况。《注笺》本在《经》《注》区分、调整错简、试补脱文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水经注》作了“大手术”。此外，受当时治学风气的影响，明代还出现了以谭元春为代表的点评《水经注》中精彩文句的词章学派，与郦《注》关注历史与地理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

    至清代康熙年间，对《水经注》的考证研究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了乾隆年间研治“郦学”的四大名家：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及戴震。沈炳巽治《水经注》前后数十年，曾携带自己的定本（《水经注集释订讹》）与全祖望讨论，其书中见解大多得到后者肯定，并最终被赵一清收入《水经注释》中。全祖望有关《水经注》的研究，则集中体现在他的《五校水经注》稿本与《七校水经注》钞本之中。赵一清撰《水经注释》，得益于其家小山堂丰富的藏书，以及同全祖望的相互讨论，故其书最终在《经》《注》厘定上取得突破，建树颇丰。此后由戴震主持官修的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也有着参阅各种郦书和众人互相讨论的优势，因此殿本在整体的语义通顺、《经》《注》区分及调整错简等方面有着更多的进步。赵、戴二人在《水经注》方面的研究（赵一清后人所刊与戴震所校《水经注》大体相同），还引发了郦学史上著名的“戴、赵相袭”案，经相关学者的长期论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终将这一公案划上了句号。

    除关注版本校勘之外，清代郦学研究还向舆地方面进行了拓展。咸丰年间的汪士铎撰《水经注释文》，在地望考证和河流流路的梳理上，都有所贡献，并在此基础上，他还绘制了相关舆图。其后，杨守敬、熊会贞绘制的《水经注图》则代表了其时舆地制图类《水经注》的一个巅峰。在编绘这套图集时，杨、熊二氏发现，依照制图的需要，必须对殿本《水经注》文字不断查证和修订。在此过程中，《水经注疏》的雏形开始形成，并历经数十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部郦学传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此后，王国维、胡适等学者对《水经注》的研究都用力甚多。当代之中，陈桥驿是治郦名家，有多种相关研究的著述刊布。

    六、几部可以延伸阅读的《水经注》著述

    （1）《水经注》，戴震校，《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商务印书馆，1919年；陈桥驿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合校水经注》，王先谦校，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

    （3）《水经注疏》，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4）《水经注校证》，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