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仰之：我写祖父周立波

    也许只有周仰之会这么写。

 

    她在写祖父周立波时，直呼“立波”；写祖母时直呼“芷青”。因为尽管是写祖父，她动笔写作的时候已是中年，“我喜欢立波，写作时看他会像看到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年轻人时的心态，一样突然会冒出来很多的喜欢。”她的脑中似乎没有世俗和写作的条条框框，时而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时而大发议论点评时弊，不时夹杂一两句英文。

 

    这与她的身份有关，更与她的视野有关。远在美国加州，她得以更清晰的眼光遥望祖国，亦因年代久远，她得以客观理性地回溯历史。即使如此，在写“文革”部分时，她仍抑制不住悲伤，以至于情绪崩溃，病了好久。

 

    “写文章我是新手，但也知道要写好一个人物必须要明白他，要穿上他的‘鞋’，体会他的处境，找出他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周仰之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毕竟所处的环境、身份、所受的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不同，所谓的“设身处地”其实很难做到。这在周仰之来说，既是难度也是乐趣。

 

    他是文学的全能冠军

 

    史料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周立波，有很多版本。所有这些，在周仰之执笔写作之前，均作了系统梳理。她觉得很多文章是言之有据的。“祖父有调皮的一面。华君武说，在延安时我祖父曾经因为打牌和他打架，华君武还跑去找周扬告状。我祖父是孩子气很重的人，可是他对文学很认真。”

 

    决意写祖父之前，在美国加州的周仰之去远东图书馆翻阅了周立波所有的作品，“他二十多岁的作品和四十多岁写的作品比，有很多进步；再到五十多岁，写作上又有进步。写长篇小说，就像长跑一样，最后很容易文气不够用，祖父不会，他的那口气能留到最后。他的作品没有水分。《暴风骤雨》写了三年，《山乡巨变》写了六年。以他的高智商，好体力，还这么认真地写，不好才怪。”周立波在写作上很沉得住气，作品保持了一定的水准，除了他的知识训练和储备外，还因为他自然流淌的才气。

 

    “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七窍机灵都用在了文字上，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为人处事上，他都显得过于率直、简单、幼稚。”周仰之认为祖父周立波是幸运的，他所喜爱的文学女神也同样地眷顾他。当时的友人称他“在文学的各个单项都是冠军”，并非全无根据。

 

    二十多岁的周立波以《被开垦的处女地》赢得了翻译家的美名，此后又翻译了捷克一位新闻记者写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每一次翻译对周立波都是一次学习，他后来出版了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

 

    勤奋的周立波并没有只走翻译的路。他以“雅哥”和别的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描写了乡村、城市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生活的无望和压抑，很多篇章描写了日本侵华时期对中国老百姓正常生活的摧毁。

 

    周仰之认为，祖父的散文很有男子气而少有缠绵细致的东西，也许正是他强健的体魄和不拘小节的性格让他能在残酷、动荡的战争年代生存，留下几百万字的文字作品而没有被环境压倒。

 

    她认为周立波的诗歌写得不如小说，但是胜在真，“他的小说崇尚讲故事不讲道理，把思想隐在故事里面，他的诗就直白得多。”比如他在《饮马长城窟》一诗中就反复地呼喊：“不当奴隶！”“还我河山！”这两件事正是年轻的立波心之所系。

 

    当然，还有他最为成功的文学单项——小说。这些成功，在周仰之看来，像有一个高明的导师引领一样，祖父的文学学习有板有眼，不紧不慢，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韧性，他的文学事业后来像烟花绽放一样绚烂，是有坚实的基础的。

 

    祖父的成功与遗憾

 

    “太阴暗的生活，需要装些欢容。愉快的生活一定有笑，从容优雅，对于生活感到满意，对于缺陷有优势的对付力量。立波的文字是这样，他的人也是这样，不管顺境逆境他都从容优雅，让他周围的人感受到愉快。”周仰之说。

 

    1945年10月，周立波参加土改工作队到黑龙江省元宝屯参加土改，半年之后调到哈尔滨市担任《松江农民报》的编辑。在哈尔滨期间，周立波花五十多天写出了《暴风骤雨》一书的上卷。第二卷的初稿则只用了四十多天。写完之后，身体强健的周立波大病了一场。

 

    在周仰之看来，《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这两部长篇小说，文字精致讲究，情节铺排起伏有致，人物刻画生动。虽然写的是土改、合作化这样的题材，但写得非常诙谐有趣，引人入胜。周立波是南方人，可是他写东北的语言、风土人情非常地道，是因为他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在东北乡下，农民一天到晚找他聊天，早上他还没有起床就有人来，站在他炕头边就聊上了。

 

    周仰之认为，即使放眼今天的社会，祖父也是很难遇到的有趣的好人。他的能力在于，对于自己追求的东西特别专注执着。他追求文学，文学便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不在乎文学是否可以带来财富，更不在乎是否可以作为升官的阶梯。他的生命为文学存在，别的东西在他心里不值一提，对家庭的责任也看得很淡。

 

    战地记者出身的周立波曾意气风发地为自己列了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暴风骤雨》只是他创作计划中的几十分之一，计划中充满激情的大部头作品全部都没有写。

 

    周立波最希望完成的作品是关于战争、关于军队的作品。他为此所作的准备，也是古今中外很少有作家愿意和可能做到的，除了走遍山西以外，他曾跟着王震、王首道将军领导下的三五九旅，历时一年多，穿越了七个省，走了一万五千里。

 

    1944年冬天，三五九旅的一部分加上南下干部约五千多人组成南下支队，准备从陕西出发。立波作为政治部秘书和部队一起出发。从行军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写日记，一天不落地记下了这支远征军的行程和自己的感想。

 

    周仰之说，祖父是计划拿这些用生命换来的素材写一部长篇巨著，这部著作如果得以完成，立波认为将是自己文学事业的顶峰。

 

    一年多远征结束后，在军事调解处工作的立波为此行写了十四篇报告文学，起名《南下记》，解放后和山西之行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结成《战场三记》报告文学集再次出版。但这只是一个初步工作。解放后他的名声很大，名声越大他也越谨慎，越写速度越慢，一拖便拖到了文化大革命。

 

    “家里所有的财产、文件都被抄走了，包括这部日记，祖父很不甘心。他那么豁达不怨天尤人，对这件事一反常态，怨了又怨……”周仰之为祖父感到遗憾。眼见日记找不回来了，祖父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做大文章的可能性是没有了，只好把文革后找回来的四十多天的日记整理了一下发表，起名叫《万里征尘》。

 

    她说，祖父生前最后发表的小说是一篇以这支部队渡湘江的故事为背景的，题为《湘江一夜》，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他没有完成的遗著也是有关这支部队的故事，名为《风雪汾河》的一个中篇小说。可见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最遗憾的还是没有把这部书写下来。

 

    我为何写下祖父的缺失

    “立波对他信仰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朋友有情有义，对他热爱的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精益求精，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朋友多，读者多，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他的为人和作品念念不忘。但他对爱慕他的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情无义，我作为他的孙女真无话可说……”这是周仰之在《人间事都付与流风》的议论，这种议论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包括《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梦思故国静听箫》。

 

    人到中年，她才开始写周立波，且一写就是三本书，《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梦思故国静听箫》及《斯人已远》，前两本写到很多关于周立波的生前往事和创作经历，《斯人已远》则讲述了将消逝于历史烟尘中的时代故事，勾勒了周立波夫妇、周扬、林家兄弟、姚家姐妹等家族亲友的人生侧影。

 

    同为女人，周仰之体会祖母更多一点。祖母芷青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事业和家庭两头兼顾，祖父没有挂心过，也没有在经济上有过资助，责任感无从谈起。“我不指责祖父，但不为他辩护。他对文学，对朋友不是这样。”

 

    也因此，《人间事都付与流风》出版后，有人认为周仰之没有能够为尊者讳，写下了祖父的缺失。对此，周仰之并不回避。她客观地评价祖父的为人和为文，充满温情，也不乏调侃。

 

    《暴风骤雨》出版后成为当时土改工作队的教材，第二版就印了十九次之多，是当时文学类书籍中印数最大的。1952年，《暴风骤雨》获得苏联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周立波用奖金给志愿军官兵买了不少文学读物，其中也包括《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就是太过入世，带着百分之百的政治观点写东北土改，完全没有拉开距离。”周仰之说，立波去世后的这些年，特别是她到美国后，听到过不少对《暴风骤雨》的负面评价。周立波也因为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受到现代评论家的批评和忽略。

 

    那么，作品和作家是否要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伟大的作品是否应该是那些拥有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人文关怀的作品？周仰之说：“这些话在中国很长的年代里想一想、讲一讲都要惹大麻烦。”

 

    周立波曾在“文革”中被关了好几年。当时是湖南文艺界被斗得最厉害的时期，“反周公”战斗队是巨大的组织。从文革初年一直到1973年林彪事件后政策有所松动，周立波才被放出来。因为他的眼睛有毛病，先被送到医院里看病。可是周立波爱说话，说话也不看对象，他在医院里又说了敏感的话，被旁边的人告状，再次被关回去。第二次被放出来时，五七干校刚结束，周立波被安排在岳麓山的后面一座大楼里（现湖南财经学院）。

 

    这时候，13岁的周仰之被父母安排到祖父身边陪伴，和祖父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每天除了做一点功课，就是陪祖父散步聊天。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路上没有行人，偶尔有当兵的骑马从身边走过，也不打招呼。”在周仰之的印象里，祖父很有趣，个性好，很容易被生活吸引，和他相处很有趣，他们是祖孙，更是朋友。

 

    “祖父不擅长在大的场合说话，但他很会聊天。我也说了很多，把小朋友的事情说给他听，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祖父是很好的谈话对象。他谈的最多是年轻时的事情，一帮小孩子从农村到上海，从高中没有毕业的小孩子到可以赚很多钱。他离开上海时28岁，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已被作为教材。他特别喜欢说在上海的故事，在军队的故事。他喜欢机灵的军人，打仗也不受伤。”周仰之说，那时她和祖父没有在文学上的交流，也许祖父认为文学是倒霉的事。

 

    但是他们常拿文学当游戏，比如路上走着两个人，他会问周仰之：“你看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周仰之就通过外貌观察猜测那两个人的关系；在外面散步时看到好大一棵树，他会让周仰之描写一下这棵树。“他喜欢特别逗的人。湖南农村有大声说笑话的人，他一听到脚就粘住了。要是碰到吵架就更不走了。我祖父说笑话的能力不强，但他对幽默有兴趣。我们那时候有一本《唐诗三百首》，他背诗给我听，他也会背朋友的诗，比如背何其芳的诗。他的思维很丰富，兴趣很广泛。总之一天到晚和一个人交流，一点儿都不会闷。我也会调皮，也会玩点小花招。”大部分时间里，祖父都在讲他漫长而充满传奇的一生。直到今天，周仰之都觉得，祖父的一生和他周围发生的故事，比他留下来的三百万字作品更丰富，也更值得回味。

 

    和祖父相关的所有一切

 

    写完这两部作品，周仰之觉得，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做别的工作时，她会想：这工作很刺激，但是我的才华没有发挥；但是写作时，她开玩笑说，自己是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周仰之对祖父的评价，虽只是一家之言，也为文坛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比如对大局非常敏感的立波的第二篇长篇小说要写什么呢？他下过很多功夫，做过充分准备，放弃了素材非常丰富的战争题材，而选择了重工业题材。和他写土改一样，他准备和时代热点同步，写作他的长篇小说。

 

    “说同步其实并不准确，立波的这部长篇小说比重工业建设的高潮还早了一步，他是1951年开始为这部小说做准备的，1955年《铁水奔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连立波自己也承认是失败之作。”周立波曾坦率地说：“我试过，可没有成功。”

 

    行笔至此，周仰之认为是周立波的创作方法出了问题。并进一步阐释说，延伸至曹禺先生等一大批大作家、大剧作家“解放后都没有写出多少像样的作品了”。

 

    这么判断，周仰之有何依据？

 

    “祖父说，我就写不好工业题材，应该写农村——其实他也不是农民，只是住在农村。我认为真实的原因不是这样的，好作家不见得非要熟悉自己笔下的题材。他不是东北人，可是他写的东北就是东北。对待并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题材时，作家一定有办法用他的方式去感知和写作。作家都是一叶之秋。”周仰之的分析是，周立波没有感知到工业题材，有外界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原因。周立波归结为是自己的原因。

 

    周仰之甚至以此引申到曹禺，认为他们后来没有大作品是同样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之间相仿。创造力是很脆弱的。环境变化一点，只有在让他能自觉释放出来的时候得到充分释放。”

 

    作品涉及老一辈文人交往，比如巴金津津有味地回忆立波在德国时的情景，毛泽东对周扬说的话，除了对文革等的描写，对江青等人的点评也毫不留情……某些方面，周仰之的写作可以用“大胆”形容。写作的时候，她没有顾虑吗？她写“受到最严厉的打击无处申辩的周扬在监狱里反复思考的应该是主政文坛这么多年组织了多少次无谓的斗争，委屈了多少不该委屈的人。”她用“应该是”这样的词语，是否也多少包含想象的成份？

 

    “没有顾虑。我把所有人看得很平等，没有社会地位高低之分。”周仰之说，“‘应该是’可以成为一种说法。”站在文学的角度书写，采访、史料等综合因素使她做出大致的判断。写周扬这个人物也是煞费苦心。开始她并不想触碰，因为周扬太复杂，有太多她不能理解的东西。而且周立波和周扬，个性完全不同，走的是两条路。可是他们关系很好，尤其是她采访的一些人，比较多地谈到了周扬。这给周仰之带来新的启发。她甚至觉得，写周扬带给自己一种快感。尤其是周扬和周立波在上海的时候，她写得心潮澎湃。

 

    讲述这些文坛老人的故事，周仰之下的功夫很深。资料的来源多来自父亲。家里的资料在文革间被抄过很多次，文革后失而复得，经过种种方式找回来很多珍贵的信件照片，周仰之蚂蚁搬家似地，慢慢往美国的家里搬。她甚至用了很多禁书，比如大字报集锦，从中查寻证实。

 

    她把这本书定位于是写历史的文学书。“我不是历史学家，不需要像历史学家，每个出处都标出来。”

 

    谁是写作背后的推手

 

    2006年的春天，在美国工作的周仰之工作发生了一些危机。她处理公司危机的方式，让周围的人包括她自己都大吃一惊。和朋友聊天时，她不由得自夸：“想不到能在这样的压力下表现出勇气。第一次感觉到祖父的血在我的身上流。”说完后她突然发现，大概有十年，在硅谷这样冒险家的乐园里，自己生活中几乎不记得祖父。

 

    而此时，祖父周立波过世已近30年。周仰之休了长假回到中国，这使她对祖辈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回忆起好多小时候的事情。在回美国的十几个小时的路途中，祖父的形象一直在她的脑中旋转。

 

    “我立即开始学中文打字。十章写下来，我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我原想年纪大的时候再写。可是后来意识到写作这件事情需要体力智力，需要在人生的顶峰写。真正的写作，是拿命来换的。我得重视这个事情。写祖父周立波，这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但是，周仰之的叙述看上去并不十分讲究章法。她会从林黛玉讲到在美国做劳工的墨西哥人，再引到祖母芷青“是一个有点阳光就灿烂的人”；正在写“非常温和的立波其实也是不停地在用他的文字讲的故事告诉他的读者们，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斗争也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生活中有好多美好的东西可以细细品味……”省略号之后，她马上感慨：“唉唉唉，其实今天的我也有点想告诉读我书的人，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钱不是唯一，成功也不是全部。人生只有一次，生活中有好多美好的东西可以细细品味，错过了太可惜……”类似这样的叙述方式，使作为作者的周仰之变成了朋友，聊天式的东拉西扯，带着读者古今中外穿越。

 

    写作之前，定然是早早把资料都看完了，这些史料在脑中不断回旋，搅合久了，也许她觉得这些议论的内容也属于这本书。“文无常法。不需要遵照一个指示来做。你完全可以根据你自身的特点来写，这才有意思。如果我看了张三就知道李四写什么，文章就缺少了乐趣。”半路出家的周仰之有点大无畏的精神。她说，经手自己作品的每个编辑在看稿子时恨不得拿把刷子，随手把她作品的枝蔓抹掉。然而看第二遍时觉得这么写也蛮有意思，再看第三遍基本认定就是它了。

 

    “这么写的好处还有一点，因为太有个人特点，别人无法抄袭。”周仰之说，挖出历史的真相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一写出来，马上就被人家抄袭。另外她的潜意识也认为：“我在写历史。这段历史很沉重，我不想被历史拖到深渊，我希望能够进出自如。”为了让自己的写作能增强真实性，涉及山西部分的时候，她的房子里贴满了地图，尤其是山西地图。因为只有山西她没去过，她努力地在美国遥望山西。因此写完后周仰之特别紧张，对自己是否抓住山西的特点不够自信。然而当她写完后有机会去山西时，她自豪地发现，自己写的山西是对的。

 

    而她所写的文革部分，也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流过血的城市除了火光竟然连电也停了，沉寂如鬼域，人们震惊到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是周仰之亲历过的文革，但她始终不愿意面对。出版社的朋友对周仰之说，你在《人间事都付与流风》中只写到周立波四十岁，还应该再写下去。周仰之答应了。最终决定写作《梦思故国静听箫》的原因，是因为她想要把唐家大院的故事写下来，才没有断然拒绝写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难写的故事的邀约。

 

    拖了很久，当她终于开始写作，文革初年那一段历史使周仰之出乎意料地感受到文气的充沛而不可抑止，原来计划写一章的“水火再无情”，一口气写了五章。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有故事，要有人物、有气氛。”写唐家大院，是周仰之最感到快乐的，这里曾带给她家的感觉，一进入唐家大院的故事，她顿时觉得文气充沛而不可抑制，享受到文学家找到好题材的快感。这是她的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