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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革命到儿童文学革命：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研究》，舒伟 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168.00元
接到这本书，还没打开就已经被它的厚重震撼了。想起舒伟先生的另一部专著《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接近五百页，也是沉甸甸的，对童话文学进行了发生论和认识论的辨析与论证，被誉为童话研究的突破性成果。现在，这本由舒伟教授等著述的《从工业革命到儿童文学革命：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研究》，七百页，七十万字，凭借全面系统的史论并举和学术阐释再次实现了突破，当属鉴赏与研究童话文学的必读之书。
英国“童话小说史”
本书系统深入论述了英国童话小说在工业革命和儿童文学革命的时代语境下的崛起与发展，是国内首部英国童话小说史，具有填补空白的文学史意义。它呈现了英国童话小说发展演进的清晰脉络，通过阶段划分和对各阶段普遍特征的洞察和提炼，绘制了一幅探索童话小说奇境的“地形图”。比如，对于“异军突起、星云灿烂”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1840～1910），“综论”指出：工业革命和儿童文学革命这双重浪潮碰撞的历史语境对英国童话小说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导致了“重返童年”与“为儿童写作”的儿童文学潮流，童话创作呈现出理性与幻想、教诲与娱乐、双重读者、适应现实与乌托邦主义等基本倾向，开创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接下来“浴火而行、承前启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童话小说（1910～1949），与前一阶段相比，从奇崛奔放走向平缓凝重，同时更趋于童趣化，魔法因素趋于平淡化或日常生活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英国童话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出现了“时间穿梭”与“历史奇幻”两种题材的创作趋势。“继往开来、杂色多彩”的1970年代以来，童话文学创作更趋多元化，以女权主义为代表的“童话文艺复兴”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
将童话小说史的宏观审视建立在微观的文本细读基础上，不但使得各发展阶段普遍特征的概括其来有自，也让这部史著更加血肉丰满。本书选取了各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童话小说进行解读，无论是作家论、作品论还是某种创作现象论，都力求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阐释。有些章节甚至显得很“奢侈”，比如对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做了专章十节的论述，从作家生平、创作动因、阐释奇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叙事的革命性潜能、荒诞之美、语言学视域等进行了多维的品评。该著对其他文本的细读也常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比如对《借东西的小人》中两个次要人物意义的独到分析，“梅太太”作为叙事者的不可取代与“凯特”作为叙事接受者的必然存在，作者藉此表达了对双重文化背景下儿童身份构建困境的关怀与同情，也给出了一个有可能缓和这一困境的解决方法。再如对安吉拉·卡特的后现代短篇故事集《血淋林的房间及其他故事》的细致解读，从第一人称叙述、女主人公沉思的自我感知、多个叙述声音交替、改变结局重构情节、重新设定时间框架等五个方面充分论证了“女权主义对男权中心的颠覆”这一观点，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文本细读的功力和魅力。同时，该著将文本细读放置在时代与社会文化背景中，置于作者的创作经历、个人生活遭遇以及（儿童）文学观等的多重关系网络中，在这种丰富坚实的语境中，著作对作品的解读更加多维，观点更有说服力。
填补空白的童话小说研究史
读一本书等于读了很多本书，这是阅读本书时产生的一种感觉。它对童话小说核心概念、重要童话理论、代表性作家作品、典型童话现象等，不但进行横向的全方位阐述、解读、评判，而且进行了纵向的历史性梳理，呈现了每个问题的研究史，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系中进行定位。读者还能不时感受到作家自身理论素养的高深，也领略到理论家的文学创作实力。例如，关于安吉拉·卡特的新童话叙事，该著不仅对其作品进行了总体论述，深入解读了其代表性文本，而且全面介绍了国外的安吉拉·卡特研究和卡特对1970年代童话作家与童话批评家的影响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涵括了作家论、作品论、批评史、接受史等，堪称一部“书中之书”。
本书关于“童话小说”这一名称及内涵的辨析也极见功力。舒伟曾言：对童话名称的辨析实际上涉及对整个童话文类的认识问题，而这种认识，会影响对童话文类的理论研究和创作。他曾详细考察童话概念的起源、内涵、历史演变，论证了“童话”一词相较于“现代幻想故事”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哲学、美学、文化学内涵。作者采用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克·齐普斯和英国文学批评家C.N.曼洛夫提出的“童话小说”概念，认为比“现代幻想文学”“儿童幻想文学”或“现代幻想小说”更为准确，因为它体现出根植于传统童话又超越传统童话、童趣性、双重读者等根本特征。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有多位学者曾关注童话、小说与童话小说的文类特征。在当代，主要有彭懿、朱自强、吴其南等人的探讨。彭懿认为“幻想文学”与童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水岭是“小说”，童话不是小说，童话是一次元性的，而幻想文学是多元的。朱自强在1992年就将“小说童话”视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后来改用“幻想文学”。再后来，二人发现“幻想文学”遭到了“童话”这一概念前所未有的抵制，幻想文学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幻想类作品总称”的感觉，于是两人又提出“幻想小说”的概念。吴其南则指出，童话小说化，小说也在童话化。不同艺术间的借鉴以至融合是艺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艺术要淡化和放弃自己的特点。
早在民国前后，穆木天、赵景深、贺玉波、叶圣陶、周作人、鲁迅、袁珂等人也不同程度关注过这个问题。穆木天在他选译的《王尔德童话》集中曾说，王尔德这九篇作品只是“童话体的小说”。贺玉波在《叶绍钧的童话》中提出，《稻草人》童话集“虽还保存着童话的形式，却具有小说的内容，它们是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作品，而且带有浓烈的成人的悲哀。所以我们与其把它们当作童话读，倒不如把它们当作小说读为好”。
由是观之，民国时期的童话研究还是相当前沿的。悲哀的是，由于后人对于“儿童”的低幼化认定，对于童话文学的矮化理解，导致非低幼化童话文学淡出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的视界，同时也游离于成人文学的视界之外，成了一个盲区。
倡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无论是作为英国“童话小说史”还是“童话小说研究史”，本书都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外语优势，多方借鉴容纳西方相关理论资源，使得多种童话理论研究范式清晰呈现，彼此之间能够相互阐释，形成多声部对话，这对于我国的童话文学乃至整个儿童文学的研究皆有借鉴意义。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确立时期，我们从西方翻译引进大量作品，很多作家是在学习借鉴格林兄弟、安徒生和王尔德的基础上开始创作的；儿童文学理论也深受西方影响，主要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开始再次译介与研究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从倾听到展开对话，尤其新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此背景下取得了丰硕成就。本书亦可视为这一谱系中的里程碑式的力作。
针对现实中幻想文学与儿童幻想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不足，本部分集中论述了理性教育与想象力问题、幻想文学与童话小说的认识问题以及童话小说的童趣化和双重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困扰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普遍问题。作者主张，对于坚持理性原则和知识主义的儿童图书创作倾向不宜全盘否定，儿童文学中的理性教育主义有其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把道德教育、理性原则与幻想精神、游戏精神完全对立起来，对于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成长的培育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这是对当代儿童文学主流观点的一种批判性反思，有助于转变长久以来狭隘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作者还重申了童话小说区别于其他幻想文学的本体论特征（给予儿童的“爱的礼物”）、精神特质（解放心智和想象力的乌托邦精神）和艺术特质（以实写虚的叙事手法，用自然随意的方式讲述最异乎寻常的遭遇和故事），以及童话小说的双重读者特性等，这既提醒创作对于儿童成长的关爱与责任，又要避免把童话故事降低到“幼儿艺术”的层次，提醒创作应遵循与成人文学相同的高水平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这些都显示了著者对于我国儿童文学的现实关怀，启示我们的研究与创作应以怎样的情怀与艺术素养面对儿童文学的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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