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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世隔绝、资源匮乏，这个由一群流亡学者组成的教学团队却有着卓越的目的性。虽然都是逃难者的身份，他们却把自己战时所做的工作看作是在保存思想和文明的领导力量。
衡山镇再往南行上几英里之后，他们到达了一座简朴的小村庄南岳，它位于名叫屠云峰的圣山的低坡处，这也是燕卜荪与理查兹夫妇几周前曾经攀登过的那座山。
罗莎莉·周（RosalieChou）——此人便是为人熟知的作家、小说家韩素音——在一年之后也被迫在另一轮的难民潮中来到南岳暂住，她在1938年10月2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乡间“非常美妙”；在她精彩的自传的第三卷《无鸟的夏天》（BirdlessSummer）中，她这样描绘那座村庄：
大块石灰石铺就、贯穿南北的雄伟的帝国公路横穿这里，因为南岳处于从南部的广东到长江流域城市道路几乎中心的位置——这条路被历朝的骑兵和官员的车辆用了几个世纪之久——也是一个朝圣的地方。一条可爱的河上坐落着美丽的宋代古桥，河水的支流从山上跳跃而下，古桥上曾经有运送盐粮贡赋的车辆走过，有来自中原富饶的各省为朝廷供应丝绸的队伍经过，还有士兵和难民们无数次地路过。太平军起义的年代，它为那些农民军团效力，一个世纪之前，那些农民战士们穿过南岳一路行军到达长沙，继续向前，攻取武汉。
1937年11月，临时大学的文学院在一所教会圣经学校的简朴校舍中暂时安家。这里的住所既拥挤又简陋，不过山上的景致倒是壮美如画，也算是一种补偿。附近是白龙潭，一潭池水上悬着一条摄人心神的瀑布，另一处美景是所谓的水帘洞；若再费些力气，便可跋涉十二英里路程到达圣山顶上的禅宗寺院。燕卜荪说，“圣山的标准是（一）它必须是孤零零的，这样四方的人们就都可以看到家乡；（二）它必须有本事看上去比它实际上要大……当然，我真的很高兴，因为当我第一次在山上奔跑时，我发现自己几乎可以越过山肩就立刻来到另一座巨大的峡谷中。感受到魔力的核心是那种力量感，任何还过得去的步行者在这里都会得到一种力量感……”
即使缠了足的老太太，背上附着婴儿，也能够在一天之内攀上这座山。燕卜荪看到她们被摧残的双脚时，感到难过，同时又完全地为她们的精力和意志而惊叹。但是侮辱女性的时尚并非仅仅局限于远东，他冷静地提醒自己：他自己的母亲，穿着紧紧的胸衣，是根本不可能挨到山顶的。但是，虽然一路上他看到了那么多让人不快的场面，他还是认为到达圣路尽头的这场旅程，因为那所佛教寺院的“真挚文明”而显得非常值得，在那里他感觉那位口才非凡的“方丈”（在诗中他这样称呼他）应该已经“超越了伟大人物”。韩素音后来在谈到大山带来的欣喜之情时与燕卜荪也有同样的感受，在《无鸟的夏天》中她写道：“庞大的佛教寺院，红墙金顶，比例优美，周围百年大树环绕，闪耀着紫色与琥珀色，它们的雄伟与南岳村庄的窄小与贫穷形成永远的惊人反差。”
燕卜荪的同事中有很多往往也是受过国外教育的，已经非常适应城市的便利的人，与乡村生活的首次遭遇，给了他们新事物所能带来的所有惊愕。燕卜荪认为他们与乡村生活的那种不寻常而同时又绝对艰难的接触“显然是一个健康的改变”。“我记得，”两年多之后他写道，“当……长途客车等着汽油渡船慢慢地嘎嘎驶过一条宽宽的大河的时候，一位同事说，‘在内地能发现这个真是新鲜啊。’当时是这次长途跋涉的早期阶段，他还不习惯在接下来的一千英里向西的路途中总会有汽油渡船这个想法。”燕卜荪说这话时并不带有任何比他的同事们更加优越的感觉，因为要适应新世界他感到同样多的困难。事实上，作为山上唯一的一位欧洲人，他必须要面对巨大的文化挑战，其中包括他无法与任何不会说英语的人交流。
让他高兴的是他与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金岳霖共住一室，此人与大多数教职人员一样，曾经在美国和英国学习过一段时间。他们非常喜欢在学院的阳台上一起坐着，交换有关维特根斯坦的轶闻趣事。但是即使像“老金”这样的昵称也让燕卜荪感觉到他实在无法学会汉语这门语言。大概一年之后他重申：“我认为自己没有学习一定量常用的汉语真是个傻子，但是真实情况是，我没法对这种语言感兴趣；那似乎是一种很坏的语言。”同样，因为他声称自己在阅读或思考时从不会形成视觉形象，汉字对他来说便一定成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可怕东西。
而金教授这方面，也对燕卜荪不知羞耻地，并且似乎非常怡然地忽视洗漱和洗衣服感到同样地震惊。“我们必须强迫他洗漱，”他对我回忆说。不过他认为燕卜荪在其他方面还是个很令人愉快的伙伴的，“很有精神”，但是总专注于自己的什么念头，以至于显得有些古怪。比如，有一天去餐厅就餐时，燕卜荪忽然发现自己身上有些不对称：他发现自己只穿着一只拖鞋。不过他并没有返回寝室去取另一只拖鞋，而是直接把他穿在脚上的那一只踢掉了事。
食物对他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小问题，至少在最初的时候如此。像许多外国人一样，燕卜荪也声称自己很喜欢中国食物，但是他很快学会更小心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学校的厨子做了几乎难以下咽的食物时，他的同事们就会笑他，于是他就坚持说，自己总是喜欢好的中国食物（不过后来他吹嘘说，自己是“北大教工中唯一喜欢低级的中国食物的人”）。
无论如何，就像他在很多年后仍然记得的，当他与交通部副部长的车队一同穿越中国西南的时候，他已经学到了他所谓的“有关中国食物的一种重要事实”：
他们那里有一种好吃的香橼水果叫做柚子，他们告诉我说那是葡萄柚的亲代物种，它很像橙子，但是在皮下还有一层很厚的软绵绵的白色外皮。我们在热浪中品尝着这些东西，并把柚皮从车中扔到路上，我注意到一个满是皱纹的老太太在捡拾那东西。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这样绝望的苦难我们却视而不见，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我当时想。但是当天晚上，当我们照例在一所东延西展、摇摇欲坠的旅馆就餐时，上的竟然是那种柚子皮，不过是用某种神奇的方法变成了供人吃的食物而且还加上了美味的酱汁，人们都认为那是店家招待我们的最好的东西之一。那个老太太收集这东西并不是因为她在挨饿，而是因为那是她家里人知道怎样烹调的一道美味佳肴。中国的农民在国家安生的时候是期望能够吃得好的，而且对于怎样才能吃得好又持着不同的意见。我不能盲目地乐观：有人写道，自从孔子的时代每隔十年在中国的某个省份就会闹一次饥荒；但是在你自己的省份，这种事只会两到三代人才会遇上一次。而在两次饥荒之间，他们对食物的满足感是很多样的，这在亚洲的其他地方，甚至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无法比拟的。
在南岳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在如何泡制好茶这个问题上与他的同事们也有分歧。“很奇怪，中国人竟然不懂茶；他们告诉我说，是我不懂茶。红茶必须要用热水来冲泡，而一般的绿茶则不需要；事实上一些日本的绿茶若是用滚开的水来冲泡就会被糟蹋了。但是我的同事们却执意要在暖水瓶里泡茶，这真是可怕。”
秋冬之际带来了圣经学院建立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寒冷潮湿的天气，校舍里都没有壁炉或者烟囱——“这事很奇怪，”燕卜荪评价说。教工和学生们靠在铁架子上烧木炭来取暖，这相当危险，至少有四名学生曾经一氧化碳中毒。
当他在山上的逗留行将结束的时候，燕卜荪享受到了一个人住单间的奢侈待遇，他穿起了中式的棉袍子，可是却发现做任何活动时，这东西都会让他大汗淋漓，即使是在打字或热切地谈话时。棉衣的重量让他慢下来，这件事的整体影响就是，让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心态有了部分的，不过仍然有些困惑的洞察：
裹在棉服中、双手揣在袖子里的生活必须以我看来的低调进行；你的目标就是保持被动；于是为人熟知的神秘的东方式平静便出现了。而有关将欲望减少的智慧便特别明显了；你少吃，少睡，少做事。有人可能把这看作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力量，因为一个人若只是慢吞吞地过日子是不会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的。
注意到这个国家饱受折磨的政治，及其前所未有的民族情绪的高涨，他也认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给新英格兰的信息对如今的中国现状有着同样的意义。因为，它似乎有些矛盾地谈到自我否定的问题：“波士顿婆罗门（BostonBrahmins）是真正的婆罗门，而且（就像他们一直这样说的）也是超验主义的，因为他们感觉到一种‘所有即是唯一’的力量的吸引，那是一种将个人化解的神秘主义；你可以在所有感觉需要一种自然的统一的新兴国家里感觉到它的存在，比如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在新学年伊始，大约一千五百名学生到达长沙，但是他们中有将近五百名随后离开了，这批学生中的主力到了毛泽东的队伍，或者去参加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接受战时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了，而其余的则加入到战区附属于国民党军队的部队当中。因为北方大学有着长期的反日情绪的传统，进入临时大学的学生们自然地发现他们自己被表达他们的爱国情绪和以学习为傲这两股力量可怕地分裂开来。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在一次来访时所做讲座中，训斥学生们说：“国难当头，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去前线，躺在这里搞什么鬼？”燕卜荪说，一批批的学生们会时常找教授们要些上海元，作为去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路费。至少有一位专家级教师，是个神经病学专家，也出发去参加红军了，但是显然他并没有顺利到达那里，而是又回到了大学，满面沮丧，但依然意志坚定。另一方面，另一位当地的将军陈诚则成功地劝告学生们继续他们的学业，他们是国家的财富，他说，他们的使命是成为一个恢复后的中国的领导者。
无论如何，对于大部分留在学校的学生来说，生活也并不容易。可能最大的困难是文学院几乎没有书来让他们学习。“那些讲座全凭着记忆来坚持进行，”燕卜荪带着坦诚的骄傲记录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看到教授们全凭着记忆来讲座，实在是挺好笑的。我记得足够多的诗歌，但是，我可记不住散文。”《南岳之秋》中的诗行，开篇是就叶芝的题词来了个双关戏仿，快乐地赞颂教学中的种种困苦：
“灵魂记住了”——这正是
我们教授该做的事，
……
课堂上所讲一切题目的内容
那埋在丢在北京的图书馆里，
……
版本的异同学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
记起了散文常给人麻烦，
虽然对于吴尔芙人有些喜欢，
多年来都未能压制，
但拿到课堂上去开讲，
未必会替自己增光。
学生们实际上被他折服了，因为他可以在打字机上敲出那么多篇的诗歌，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而且有一点的确是真的，即他有着惊人的记忆抒情诗的能力。
直至今日，他通过记忆来写出文学名篇的神功依然为众人所津津乐道；那已经成为临时大学的传说故事中的一部分。燕卜荪1953年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开幕讲座中谦虚地回忆说：“这件事对于中国的讲师们来说并不会像对于大多数人那样恐怖，因为他们有着熟记标准文本的长期传统。我因为可以凭借记忆打出一门课程所需的所有英语诗歌而给人们很好的印象，然而，这事之所以受到赞赏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若是中国人那就没有什么稀罕的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一本散文选集的，可以照着这本书再打印出来在他们的作文课上用［选集中包括林顿·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奥尔德斯·赫胥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T.S.艾略特］……但是除了这本书之外，的确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书了。”在同一讲座中，他慷慨地把自己的高超能力归功于他的学生和同事：“我想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所取得的结果异乎寻常地好。无疑，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水平都非常高；我见证了中国吸收欧洲成就的努力最后的伟大日子，那时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相当于一个受过最好教育的欧洲人。我的同事们彼此之间总是用三四种语言混合着谈话，没有丝毫做作，只是为了方便，若是记得我在听着时，就多用些英语；当然，对于中国文学的全面了解是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了。”这些都是事实；通常情况下，传说总比事实，哪怕是非凡的事实，跑得快，不过应当说明，并没有人要故意夸大什么事。比如，一些他当时的学生（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教授）回忆说，燕卜荪可以凭记忆将整本的《奥赛罗》打印出来。而他当时的笔记则老实地透露出事实的真相：“一位好心人借给我一本炫目的1850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CompleteShakespeare），这让我可以安全地上一门课。这本书中还有一张散开的扉页，上面竟然有斯威夫特和蒲柏的签名，这在这座圣山上显得颇为令人激动。”引用这段坦白并非要削弱他的成就，而是要使它更加合理；当然，燕卜荪从来没有夸大过自己的任何成就。当讲授了多年《批评史》（HistoryofCriti⁃cism）的叶公超焦急地问他，亚里斯多德所谓“模仿”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既感到同情，又舒了一口气。“我只知道他说音乐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没有人知道希腊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同意，如果希腊音乐是像中国或欧洲音乐那样的，那么亚里斯多德说‘模仿自然’便没有什么道理了。于是，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在课堂上，如他不久之后记录的，他决定向他的学生们介绍A.E.豪斯曼的诗作，“因为这些诗歌的音乐性和结构明显都很好，而意思看上去也很直白，但实际上又非常深刻，于是人们总是快活地把自己所想的读进诗歌里去。另外，我熟记很多他的诗篇。”不过，不像在日本，在那里学生们对于豪斯曼的宿命论情绪报以可怕的热情回应；在中国，学生们却鄙视他。他们的国家现在正在为生存而战，而不是沉湎于某种死亡渴望，学生们渴望的是国家的解放与和平。
燕卜荪在南岳只逗留了两个多月，从1937年11月到次年2月。虽然其他一些教师感觉全凭记忆教课太过吃力，燕卜荪却相信他从这次经历中获益良多，他的学生们被他的专业精神、机敏头脑和在思想上对学生们平等相待的态度所鼓舞，他也与同事们建立了一种团结合作的感情。他后来总是把这座山看作是他理想的学术社区所在。虽然与世隔绝、资源匮乏，这个由一群流亡学者组成的教学团队却有着卓越的目的性。虽然都是逃难者的身份，他们却把自己战时所做的工作看作是在保存思想和文明的领导力量。比如，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后来写道：
我们现在的命运就如同当年南宋的人们似的，被敌军驱赶着一直向南走。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妙的团体中，这里有哲学家，有作家，有学者，大家都住在同一栋楼中。
这种历史时刻、地理位置与特殊人群的混合使得这段时间特别令人振奋、给人启迪。
“我似乎一直忘记了/那些真在天上飞翔的人”，燕卜荪在《南岳之秋》中写到那些中国的政治人物和将军们；不过，他抱怨说，
实际上我们倒常常想起，
到处都看出应该多想他们。
当地出现了部长之流，
（被赶得远远离开了战争），
还有训练营，正是轰炸的目标。
……
诗不该逃避政治，
否则一切都变成荒唐。
这话的道理我也懂得，
但我就要演讲也只会歌唱，
而且到底有什么好处
用诗来表达，不管写得多么悲壮，
半夜心里翻腾的疑问，
想起了家园，我所属的地方？
……
什么是我不曾面对的东西，
什么原因造成完全的绝望，
把地图分割成若干长线，
证明没有房屋真是正方？
毒害了心灵、毒害了空气的
不是民族主义，不是种族感，
是借口，后果，信号，
但不是已经存在的大现象。
11月，上海沦陷，屠杀与摧残接踵而来；12月13日，南京陷落，蒋介石不得不撤往内地，最终在长江上游峭壁之上的重庆重组政府。在圣山之上，这所流亡大学焦急地关注着主战场事态的发展；虽然当地颇为宁静，然而恐惧与紧张情绪仍然不可避免。
1937年圣诞节当晚，在做完一场有关《奥赛罗》的精彩讲座之后（“奥赛罗是个让人无法容忍的傻瓜，”他在笔记中写道，“奥赛罗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唯一一个讲话像弥尔顿的人，而伊阿古是唯一讲话像蒲柏的，真实的人物与这两位都是毫不相干的。”）这场讲座显然受到了好评。
燕卜荪患上了他所谓的“神经性恐惧症”，他自从1931到1932年在东京的第一年以来，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可怕的情况。“实际上，只有写作的艺术可以让我思考，”他在另一个场合写道：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要写下一个可能的解释，来应付这场突然且不可控的焦虑大发作。“不像别的固定的大学讲师，他们对待学生的态度就像南部美国人对待黑人那样，这位引进的讲师渴望令学生们高兴。“我对于自己作为讲师的能力比对自己出版作品——那些评论和诗歌——的能力更有一种虚荣心在。”
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容易紧张，当然也很固执的人，他觉察到自己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通过写作（那时候集中的兴趣可以战胜焦虑的神经）或者是酒精来平息抑制性的情绪的。事实上，他的焦虑并非源于教学不力，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个人情况缺乏安全感，战争的威胁更使这种感受变得复杂了。在他自我探寻的笔记中，他写道，“神经性恐惧的最大麻烦是，你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对什么东西恐惧。在我身上，这种恐惧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出现，当我预料到自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一种很悲惨穷困的生活时。”不过，这次不管是什么原因，他都不能通过“处理好”他的将来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在战时中国他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未来。
实际上，日军火力已经推进到湖南，炸弹也开始落到长沙城了。大学必须撤出这里，向更南的地方迁移，应该是在云南省的某个地方，那里，燕卜荪曾经在前一年与理查兹夫妇一起访问过的。“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相当热闹，”燕卜荪在一篇《中国来信》的草稿中写道，“而且是正当日本人豪气干云地宣称他们要用炮弹彻底摧毁中国铁路的时候。我住在这里几乎是与世隔绝。”
他已经下定决心将自己与大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至少再坚持一年；毫无疑问，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显示了很大的“胆色”，这个欢快的词，他总是用来形容其他人。他的胆色在《南岳之秋》的这些诗行中明白展现出来：
而那些“新闻”，那些会议上的官腔，
那爬行着的雾，那些民防的陷阱，
它们使你无法不恐慌。再说，你也不真是废物，
只能像刺球那样紧附树身，替代那些必须出去的人，不妨坦白地承认，确有模糊的意图，
想去那些发生大事的城镇……
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是对被悲伤地放弃的圣山生活的同样勇敢与心酸的挽歌：
我说了我不想再飞了，
至少一个长时期内。可是我没料到。
即使在暴风雨般的空气里，
被扬得四散，又落地播稻，
脑子里七想八想，不断旋转，
人们又在动了，我们也得上道。
我没有重大的个人损失，
不过这首诗可完成不了，
得到平原上才能偷偷写成。
我们在这里过了秋天。可是不妙，
那可爱的晒台已经不见，
正当群山把初雪迎到。
兵士们会来这里训练，
溪水仍会边流边谈边笑。
在3月初，他出发向南部而去。
于是，如韩素音所说，到了1938年末，顺理成章地，“云南，这个红色根据地”脱颖而出，变成一个“充满热忱与爱国主义的闪耀的灯塔，吸引着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如果蒋向日本屈服，那么云南的威望就将无法抵挡地席卷整个中国”。
1944年，日军占领南岳，那个曾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高耸的象征的小村庄。
“现在有一种声音，说在南岳人们并没有做什么事，”燕卜荪在1939年写道。“我们只是在混日子。我非常痛恨这种说法。”当然，他和同事们都尽自己所能坚持授课；而且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够写出不少学术文章。燕卜荪一直在写那些日后汇集为《复杂词的结构》一书的文章；金岳霖完成了他的《论道》；中国最著名的新儒学学者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汤用彤完成了他的《中国佛教史》的第一部分。
（本文摘自《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在名流中间》，[英]哈芬登（Haffenden,J.）／著；张剑、王伟滨／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定价：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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