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契合

    2016年是王佐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李赋宁先生曾用柯尔律治对莎士比亚“万脑人”（myri⁃ad-minded）的赞誉，来形容王佐良先生的博学多识。纵览王佐良先生一生道德文章，仿佛呈现一具多宝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也正因为学识广博，王佐良先生尚在中年时即被同仁尊称为“王公”。且以王公最富成就也最具特色的四个身份来审视其波澜壮阔的学术人生。

    王佐良先生是伟大的学者，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贡献。王公对英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撰著是其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模式的重要问题。他这样写道：“我感到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以几个主要文学品种（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的演化为经，以大的文学潮流（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为纬，重要作家则用‘特写镜头’突出起来”，“又要把文学同整个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变化联系起来谈，避免把文学孤立起来，成为幽室之兰”。此外，王公特别强调在编写外国文学史中要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它会使我们把文学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思潮等等所组成的全局的宏观之下，同时又充分认识文学的独特性；它会使我们尽量了解作品的本来意义，不将今天的认识强加在远时和异域的作者身上，而同时又必然要用今天的新眼光来重新考察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品质。”王佐良先生用英文撰写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奠基之作。王公使用“契合”（af⁃finity）来描述各国异域文化和本国古今文化之间的彼此渗透、互相影响的关系。王佐良先生在英语文体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充实了我国英语教材的内容。

    王佐良先生是出色的翻译家。王公在翻译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在文学翻译方面也有着丰硕的成果。王公翻译的培根《谈读书》一文脍炙人口，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张中载教授仍然清晰地记得王公在课堂上朗诵他翻译的彭斯诗句：“呵，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呵，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在英译汉之外，王佐良先生还曾与外国学者合作，将曹禺的《雷雨》剧本翻译成英文，广受好评。

    王佐良先生是诗人，是作家。他创作的诗歌一唱三叹、清新隽永。他晚年回忆西南联大师友燕卜荪、穆旦等的散文，娓娓道来，令读者仿佛重新置身“笳吹弦诵在春城”的峥嵘岁月。他在评论穆旦的诗歌翻译和创作时谈到：“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诗才，但通过翻译诗才不是受到侵蚀，而是受到滋润。能译《唐璜》的诗人才能写出《冬》那样的诗。”这何尝不是王公的夫子自道呢？王公本人的翻译和创作莫不如是。能将《谈读书》翻译成为中文翻译文学巅峰之作的学者，才可以在他的散文集《照澜集》《心智的风景线》《中楼集》中，浸润氤氲着培根那样的逸兴和神韵。王佐良先生的最后遗作是《谈穆旦的诗》，他纪念老友的诗歌人生，念兹在兹的是穆旦《赞美》中的诗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是包括王佐良先生在内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志业”的终极追求。

    王佐良先生是教育家。他早年在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即留校担任助教，自英伦留学归国之后长期在北外执教。对于教育，王公一贯主张：“通过文学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有助于人的性情、趣味、美德、价值标准等的提高，也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这是当前教育界和全社会亟须加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佐良先生的高足当中，大使、外交家有之，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有之，外语教育名师有之，甚至更有之转型成为社会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任行长。由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开创的斯文正脉，业已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最为珍贵的学术传统和精神财富。

    西谚有云：狐狸多知，刺猬一知。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藉此把思想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狐狸型思想家兴趣广泛、思维发散，在颇多领域都卓有贡献，刺猬型思想家则专注一点，开创出严密的理论体系。纵览王佐良先生波澜壮阔的学术人生，身兼二者之长，既有狐狸型学者的广博，又有刺猬型学者的精深。但正如散文创作中的“形散而神不散”，如何理解王公学术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契合”二字庶几可以担当。

    王公在《论契合》序言中即提纲挈领地写道：“当外国文学的输入解决了本土文学的迫切需求时，本土文学就会应时而动，发生巨变，并同时与外国文学产生契合；而这时的契合就不仅是文学间，也涉及到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倘若一种古老的文学与一种新兴的文学相遇一处，前者有着悠久而弹性十足的古典传统，后者又拥有富有创意的美学或激进的意识形态，契合与碰撞就会更加精彩。这即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遇。”

    “契合”是王公的学术旨趣，更是他对我们民族语言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愿景。王公创作于1987年的诗作《语言》更是元气淋漓地展现了这样的“契合”：

    中心的问题还是语言。

    没有语言，没有文学，没有历史，没有文化。

    有了语言，也带来不尽的争论：是语言限制了思想，

    还是语言使思想更精确，使不可捉摸的可以捉摸，使隐秘的成为鲜明，

    使无声的愤怒变成响亮的抗议，使人高昂而又细致，天地也更加灿烂？

    我学另一种语言，

    我要钻进去探明它的究竟，它的活力和神秘，

    它的历史和将来的命运，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说它写它，

    为什么它能那样敞开地吸收，又能那样慷慨地赠送？

    但我更爱自己的语言，

    无数方言提供了各种音乐，永远不会单调！

    各个阶段的历史，各处的乡情和风俗，

    永远不会缺乏深厚而又深厚的根子，

    而协调它们、联系它们、融合它们的则是那美丽无比、奇妙无比的汉字！多少世纪时流的冲击没能淹没它，到如今又成为终端机上的镜中客！

    但愿它能刷新，

    去掉臃肿，去掉累赘，

    去掉那些打瞌睡的成语，

    那些不精确的形容词，

    那些装腔作势的空话套话，

    精悍一点，麻利一点，也温柔一点，出落得更加矫健灵活，

    能文能白，能雅能俗，能明能暗……

    “反对枯燥，”一个英国女作家说。“多点灵气，”一个中国学生回答。

    1935年，为了庆祝蔡元培先生的七秩寿辰，胡适、蒋梦麟、罗家伦、王星拱、丁西林、赵太侔等六人联名致信蔡先生，要为蔡先生赠送一所房屋，营造一所全社会的“公共纪念坊”。三十多年后，林语堂忆及此事，撰文提出要“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来祝贺蔡先生的百年寿诞。在王佐良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借用林语堂先生的贺辞，我们祝贺王公的寿辰，不但要“以口为碑”，使先生的事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使先生的精神更感人至深；还要“以文为碑”，使先生的功德寿于金石而不朽。

    向王佐良先生的学术成就致敬！

    向由王佐良先生开创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谱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