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传统人居环境营建智慧

    传统人居环境营建是整体的、延续的过程，古之营城者不仅关注政策的制定，更关注在营城中是否能“以民为本”，并按营建的轻重缓急“次第经营”，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与长久的经营体制，以确保城市长久、持续、良性的发展。其营建政策可从以下方面论述：

    其一，古人营城前，先观风问政，对城市周边形势进行整体把握与思考。《重修泌阳县志序》中所述：“观沿革建置，则思区分经画，何以巩固苞桑；观疆域山川，则思扼险提封，何以绸缪未雨；观赋役学校，溟举人物，则思富教兼施，何以使民厚生而正德；观祠庙祥异，风俗物产，则思神人胥格何以使民康乐而安平；观职官宦迹，则思绩着循良，何以无惭尸素；观古迹艺文，则思言垂金石何以不朽芳馨”。可知，营城前需通过“观风”，对城市营建进行整体把握，以思如何区分经画、扼险提封、富教兼施、神人胥格、绩着循良，而后建城。

    其二，古人营城，需“因地制宜，随时立政”。邓州邑人赵德在《重修州志序》中论述：“犹夫天有日星、地有河岳、人有眉目、衣有领袖、故一览而可得其气运、形势、精神、纲纪，使有识者因地制宜，随时立政，或借古以镜今，或缘情而制义，皆于是乎取之故”。可见，管理者经营规划时从大局出发，随时立政的重要性。

    其三，营城中以“不以无益改作，劳民动众有损”为原则。明代河南邓州人方九功在《修学记》中论述：“守属余记其事，余曰：鲁人为长府，闵子讥焉，孔子善其言，岂不以无益改作，劳民动众有损也。至于学校者，教化之首务，有司之先图，即劳民动众，事在不可已，矧人自乐事劝工益而无损可已，不可已乎在百姓，非有刑驱势迫之威，而不日之功成为上者，非有烦民动众之迹，而教化之务兴。是役也，讵一方之仅见，亦寓内之罕觏者哉？夫百姓感于教化之端，慕义而兴”。从上可以看出，古之营城者以“不以无益改作，劳民动众有损”为原则，“以民为本，教化为重”来推行政令。

    其四，营城中需“经画先后，酌量缓急”。河南舞阳城在明代隆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活动，其县令李源洁在《重修建置碑记》中对其营建活动进行了论述，并划分出城市的十大功能及修建顺序如下：“肃县治、毖祀典、慎库藏、谨积贮、葺补舍、新公署、固城守、兴学校、恤孤穷、讲武事”，“或创建，或重修，或改置，或补葺，经画先后，酌量缓急”。可见在古代城市营造中，按照轻重缓急而渐次营建。

    其五，古人营城常常“渐次修复”，少有“一蹴而就”之营城记载。通许县城之营建与修复，据清乾隆《通许县志·城池》所载：“许虽蕞尔，地高堞深，隍未尝无金汤之固，而且建公署以诘奸，崇报功则有祠庙，而寺观亦昭胜迹，聚民居则有街巷，而坊表、村镇、桥梁以次建立，岂非因天乘地，而为肇造之良法欤？兴朝定鼎以来，吏兹土者，渐次修复，今已成美备之观”。由此便知，邑人认为建“公署”以“诘奸”，建“祠庙”以“崇报功”，并“渐次修复”，此乃通许县“肇造”之“良法”。《通许县志·城池》中又有记载：“葺城垣、修学校、浚沟渠，次第经营，民不扰而事咸集，近又勒成此书，垂诸不朽，非所谓靖共夙夜者耶，致广大而尽精微”。此亦可见，邑人“次第经营”的营城理念，而以此观念营城，则可使城“致广大而尽精微”。

    其六，注重区域协调，分工协作。河南项县地处洼地，西北、东南均有高地河流，因此常有水灾隐患。其旁之蔡县，虽与项县二县一水相连，却冲突频发。蔡民位居上游，常开辟河道，导致下游水患更甚，而项民亦迭控不休。后有项县县令高钊中，“浑上下游而一视之，欲使河势一律深通，计段之长短，使附河之民一样出力，一例输财，一齐兴工”。可见，项县县令能不拘泥于行政区划而“一齐兴工”，使附河而居之民共同治理了水患。

    其七，营城时“勤者奖之，惰者督之”，设立了赏罚分明的管理体系。清乾隆《邓州志·水利卷》记载：“至于规画经营，不避怨劳，勤者奖之，惰者督之，亦非良有司所难也，惟是恳辟既久，故道无存，下为世业，上有成额，一旦乱其经界，毁其田庐，夺小民之恒产，亏朝廷之正赋，劳民动众，丛怨招尤，则非一有司之所能专矣。”说明水利建设需要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和长久的经营，更需制定良好的政策，并发挥营造者的表率作用。

    河南省古代城市人居环境，是古人在长期的探索与经营中逐渐完善成熟的。其人居格局的营造不仅是空间形态的组织，更自觉地吸纳地方集体生活经验，彰显地区人文理想。古人通过城市人文环境的建设与物质空间的营造，建立起一套文化理想的价值标准，将人文的理想深藏在物质秩序之中，使人行走其间，自受感化而涤荡于心，心灵由此而化，境界自此而生。唯有这样的城市营造，才有可能承载、孕育、创造和融入地方文化，并传之久远。如若城市整体格局的营造缺乏人文意义的追求和生活经验的凝聚，整个城市就会失去秩序的根本，城市的生命也就无从谈起。

    （本文节选自科学出版社《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河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