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和他的学术创新

    我和杨义先生交往已有30多年，可以算是他的学术道路的见证人之一。我做了34年编辑，先后在四家出版社工作（人民文学、香港三联、北京三联、退休后到商务），在这四家出版社，杨义都给我支持，与我合作，出版了他的多种重要著作。在与他的合作中，我注意到杨义的治学经历，显示出了许多超越常人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一，著作集大成，显示出一种大家气象。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将近60种著作，近两千万字。这些著作包括了文学研究的纵向和横向的多个不同领域。从现代文学到古典文学，从小说学到诗学，从汉文学到少数民族文学，从文学到经学和先秦诸子学研究。难得的是，他的跨领域的学术著作不仅众多，而且在学术上很有分量，显示出了一种即博且专的格局。他直到七十岁还频频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力求每一本著作都对自己有所超越，这种学术上的突破能力，在当代学者中十分罕见。

    二，通观杨义的学术道路，可以感受到一种旺盛的创新活力。他三十年来频频转移学术战场，便是基于对于学术创新的追求：他不满足于做某一个领域的专才，而要走一种通才的道路；他不满足于对个别现象和局部问题发言，而要求从宏观角度把握问题，并实现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创新。从上世纪80年代他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他就显示出了这种创新意识，及至后来他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概念，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和《中国叙事学》，直到近年致力于“还原”先秦诸子，他的创新活力始终不减，而且他的创新性研究，每每都有振聋发聩的反响，令人耳目一新。这是因为在这种创新中，他的观念和方法，对于前人的研究，不但是丰富和补充性的，而且更多是发人所未发的，有时甚至是出人意料的和颠覆性的。我觉得，或许可以认为，杨义的学术创新里面包含着某种“革命性思维”。就是说，他的创新，常常是别开生面，独辟蹊径，是别人未曾尝试的。比如他的文学史著作研究了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互动，这就是破天荒的开创性研究；再如他以图志的方法实现文学史研究中的图史互证，这也是一般文学研究者力所不及的，此外，他的“诸子还原”系列，试图“回到历史现场”真实地呈现先秦诸子其人其事其著作其思想，这种做法也不曾有人尝试过。可以说，杨义的每一个创新都具有鲜明的开拓性，打破了以往文学研究的一些模式和局限，有力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和思维手段。在这方面，杨义的探索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而且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可惜直到今天这种创新的价值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这恐怕是当代学术界囿于自身局限所致。我想，或许50年甚至上百年以后，当后代学者研究20、21世纪学术史时，杨义的学术地位和成就将会突显出来。

    三，杨义的学术创新归根结底得益于他的文学观和与之相应的方法论。在文学史方面，他是主张“大文学观”的，他第一个把“边缘的活力”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领域，从而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又增加了一个空间维度，他主持的文学史研究，是对多民族多地域的文人文学、民间文学、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总体考察。所以经他的手，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地图可以被“重绘”。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杨义也试图别开生面。他不满足于以往考据性的文献学研究，给读者提供关于先秦诸子的虽然深刻但可能是局部性的零散认识，而立足于做一次整体性还原――还原先秦诸子其人的生平经历和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所以，尽管在《论语还原》中，杨义自己说，他是用了“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但是他这种探索，和以往的诸子研究迥然不同的是，作者的研究目的和重点，并不在于“解经”或者注释、阐发诸子的著作，而在于还原历史现场中的人物。所以，千百年来的诸子学研究套路和模式也可以被他打破。我以为，暂不说他的研究可能真的成功破解了某些待解之谜，只说这种研究所显示出的文学观和方法论，就非常值得肯定和称赞。

    有关我对于杨义的治学道路的观察和思考，不久前我写过一篇长文，题目是《我眼中的学者杨义》，发表在《长江文艺》今年第2期上，此处不赘。本文只想对杨义的诸子研究近来引起的争论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

    杨义打破了诸子学研究的传统套路，这当然就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一个石头缝里蹦出的孙悟空，跑到满是天兵天将的文献学领域里大闹天宫。文献学者当然有权利指责杨义的研究“不合学术规范”，“论证不够严谨，有主观臆想成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杨义所做的“还原性”研究，和他们所做的古籍整理根本不是一回事。杨义早就敏感到千百年来特别是乾嘉学术以来的古籍整理，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到章黄学派为止，前人已经做到了极致，他自己必须从那种传统的史料考释方法和研究框架中跳出来，才能实现对于诸子的人生和思想的整体把握。用他自己的话，是要“站在篱笆之外”观照篱笆之内，这就当然不可能完全按照文献学的规则去循规蹈矩。杨义过去多次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他的研究是像博物馆里的专家修复文物陶瓷瓶罐一样。原本是碎片的瓶罐，要将它复原，只能根据一片片碎片上的图案、纹路、弧度和它们的轨迹小心拼接起来，至于已经缺失的瓷片陶片，就只好用石膏来代替进行修补。我们在国内外的许多博物馆里都看到过这样的陶瓷修复品，一块块的石膏镶嵌在其中十分显眼。当然，这不能算是文物的真迹，但是只有这样才可以将一个作为古代文物的瓶罐完整呈现给观众。否则，能够展览给大家的只能是碎片。

    杨义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有关先秦诸子的历史资料，从来都是碎片的、不完整的、缺东少西的，那些早已散失的部分，在他做“还原”的时候，必然要用“石膏”来填补。填补石膏本身也是一种创意，要将先秦诸子“还原”，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其实比修复古代文物瓶罐还要困难。那些文献学的专家，或许可以指责杨义，说某些瓷片或陶片贴错了，导致石膏连接的纹路和轨迹不对。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是杨义第一个尝试把文物复原的。而且经过复原的文物，已经可以站立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比起那些零散的碎片来说，更容易为人们形成直观的完整认识，这样的成果摆在人们面前，即使它还不尽完善或者存在缺陷，它的出现本身已经足以令人惊喜和震撼。同时还应该看到，杨义这种把诸子还原到历史场景中的真实状态的尝试，其实很为当前的古典学研究所需要，它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基础和对话平台，可以使古典学者获得许多新的启发和借鉴。因为几千年来重视文献学的诸子研究，忽视的正是杨义这种立足于整体的“还原”性研究，所以杨义为此所作的工作，其开创性的意义不可低估。

    至于杨义在“诸子还原”系列中所做的考证，说“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人，是完全没有理解杨义学术创新的苦心。因为他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同，是不必以传统研究的规范生搬硬套的。至于说他的论证有时不充分，有时不够严谨，甚至有些带有主观臆测成分，我以为都很正常。因为在这种类似修复文物的“还原”研究中，应该允许有作者自己合乎逻辑的推定和假设，否则还原的工作就无法进行。虽说古典学研究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也仍然需要想象力。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诸子还原系列”来说，在实际的考证中，其实杨义的观点也并非主观臆断。例如老子是否出于母系氏族，又例如孔子是否曾向老子问礼、在何时向老子问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对于杨义的见解，学术界可能尚有一些争议，但是公平地说，杨义的观点多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而他的考证也富有新见。即使他的观点因为材料不够充足而不能被言之凿凿地证实，至少反对他的观点也不能提供足够的文献学依据将其证伪。所以学术界对于这样的开创性研究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包容，应该更多地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看到其中包含的闪光的思想和创新的见解，看到它为先秦诸子研究所带来的新鲜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