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社会学研究永恒的话题

    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为的技术风险、制度风险裹挟着自然灾害、战争冲突等传统性风险，叠加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至于今天人们更加渴求安全。

    2009年版的国内学科分类及代码在安全科学技术一级学科名下开始正式列入“安全社会学（6202110）”条目。至此，安全社会学作为社会学与安全科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分支学科，有了体系性的探索。此前，2007年初，颜烨出版了《安全社会学》一书（第二版于2012年5月全面修改）。颜烨教授认为，“安全”可以包含内在三维即身体安全、心理安全、权利安全，以及外在三维即事/物安全、环境安全、系统安全，因此，安全社会学即是研究人的安全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因素、社会过程、社会功能及其本质规律的一门应用性交叉学科。因此，安全社会学即是研究人的安全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因素、社会过程、社会功能及其本质规律的一门应用性交叉学科。

    其实，社会学本身就具有研究社会安定有序的学科使命，如孔德在创制社会学时，就将“进步”和“秩序”视为社会学的两大基石，其中“秩序”就是社会安定和谐的诉求。而马克思的“异化”论、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理性“铁笼”，以及哈贝马斯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侵蚀、福柯的“监狱社会”困惑、吉登斯和贝克对于增长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反思等等，都力图从宏观上阐释人之“本体性安全”正在深深受到“存在性焦虑”的煎熬。因此，我们今天力图将“（人的）安全”视为一种实体性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探索创建一门新的综合性学科体系。社会学力图从社会系统论、社会结构角度找寻解决安全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寻求社会秩序的合理建构和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即结构性治理，根本上是要通过解决“不平等”问题来解决“不安全”问题。

    颜烨教授进一步拷问认为，安全社会学与灾难社会学、风险社会学等究竟有何区别？正如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所言，风险是介于安全与毁灭（灾变）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风险”在中文里顾名思义：象风一样的危险，既可感知也不可感知，既可控制也不可控制，既微小也狂烈）。言外之意，当人的各种理性如科技理性、经济理性、法律理性、危机管控理性、应急救援理性、福利保障理性等，能够化解风险的时候，人或社会就会逐渐变得安全；相反，当人类理性不足或者理性作用失灵的时候，风险就会转化为灾难。也就是说，三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有各自研究的范畴和主题。

    大体而言，灾难（灾害）社会学着重围绕灾难-社会的关系，研究灾难（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及其社会效应的规律性，强调灾变发生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灾变发生时的自救、互救与公救问题，与安全社会学所强调的应急救援、危机应对等安全理性有交集。其中，灾难社会学中的“社会脆弱性”概念，一方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无助、抗逆性过弱，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企业、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子系统的力量比较脆弱。

    风险社会学不等于风险社会理论，而是一种学科体系。风险社会学即基于风险-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各类风险现象的社会原因、社会过程和社会效应（包括风险的社会处置）及其规律。化解风险的过程其实就是安全过程，显然与安全社会学富有交集。与吉登斯强调个体的反思性不同，与贝克强调社会力量（有组织不负责任）不同，卢曼的风险社会学更强调系统辩证意义的风险，认为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出对自己有益的行动的情形，任何决策者的风险都是被影响人的危险，因而强调反思的力量在于系统本身，这样他在传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的同时，不断植入现象学的因素，从而构建起他的风险社会学理论。

    因此，颜烨教授综合地认为，风险是绝对的客观存在，安全、灾变都是相对的，即没有绝对的安全存在。安全社会学虽然围绕安全-社会的关系展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全本身更是人类的一种理性活动。人作为理性化的社会行动者，有安全需求必有安全行动，一种理性化的、主动性的社会行动（而非被动的安全行为）。这种安全行动理性不仅能够通过社会互动形成包含一定规范、互惠、信任、网络在内的安全结构，也会受制于宏观社会系统中的各类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诸如资源机会配置不均衡、不平等的阶层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家庭和组织结构等的影响；再进一步说，安全结构镶嵌于社会系统之中，形成独自变迁的安全系统，同时也反过来统帅或再生安全结构及其变迁、安全理性及其行动。这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学的传统核心命题“行动-结构”；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则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链条概括为“行动-理性-结构-系统”四大方面，富有见地。因此，安全社会学同样可以沿着这一分析链条，构建起“安全行动-安全理性-安全结构-安全系统”的分析逻辑，并围绕这一逻辑构建起完整的学科体系框架，使得这门学科不断走向成熟。

    最后，需要重申的是，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尤其其中的社会阶层结构，更是社会结构的本质所在，因而研究安全社会学，显然回避不了社会结构的分析。纵观当今纷纭复杂的安全风险问题，无不具有社会结构性原因，如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结构、官员-企业主-民众的关系结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结构，或者城乡关系结构等的不均衡性问题，因而颜烨教授认为，必须从根本上优化结构调整，才能达到安全治本，即“结构性安全治理”，这才是真正的“预防为本”，而不仅仅是从技术、法律制度、经济投入、监控管理等手段进行治理，这些都不过是治标。但他认为，今天一些政府等组织恰恰将治标当作治本，走向了极端安全主义理性，以至于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增长抓安全，其结果当然不能如愿，这恰恰是安全社会学需要批判反思的所在，进一步说，即不仅仅需要安全治理的工具理性，更需要强调安全保障、安全治理的伦理价值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