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日耳曼学人的“坎坷守持”

    一

    最初见到陈恕林（1934-2011）这个名字，是在《旅德追忆》一书中，他写了一篇《歌德在德国》的文章（陈恕林《歌德在德国》，载万明昆、汤卫城主编《旅德追忆：20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第329-3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颇能见出材料收集的不易和用功来。关于德国浪漫派的研究乃是汗牛充栋之地，那代学者能长期坚守于此,甚至以生命陪伴之,读之令人叹息。拿到这本《论德国浪漫派》，读张黎先生的长篇前言，记述同学同事交往的友谊，很感慨。我想陈恕林先生的一生，其实也正折射出那代德文学科学者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我曾因为研究朱光潜的《拉奥孔》汉译史，考察过这段，几乎对外文所的这代德文学者电邮采访了个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学术委员的戈宝权回忆说，先请所内一位搞德文的年青同志去审阅，选了第十六、十七两章校阅，并将意见用铅笔写在译稿上，但经钱锺书、冯至等人联合再审，则发现青年人校对有误，而朱译文基本正确，我推断这个青年人应是陈恕林的可能性较大（参考叶隽《作为20世纪60年代翻译史事件的〈拉奥孔〉汉译本出版——以出版社、大学与科学院的若干人物为中心的考察》，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3》第274-28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如此说法，并非是要彰人之病，而是希望能更清晰地把握那代人的学术史定位，因为对于那代青年学者来说，他们的成长过程可谓“坎坷艰辛”，真正取得大成绩的也属凤毛麟角。而考究他们成长的“仆仆风尘”，其实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始终认为学术史研究不仅需要“盖棺论定”，也需要“补偏救弊”“彰显公正”！我们应感谢张黎先生为我们记录下陈恕林的基本信息和学术态度：

    我这位出身广东罗定农村的老同学，别看平时话语不多，普通话说得也不够利落，但却是个很有担当的人。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情，既不惜力，亦不吝时。在别人看来，像他这样盯住一个课题，一干就是三十年，不计时间，不计精力，不计成果，不计职称升迁，颇有点“笨”，至少人家会说他“事倍功半”。可我这位老同学不这样看待自己，他是个做事极端认真的人，既然是做学问，就要做到真懂，这个领域该掌握的知识，要尽量掌握，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停留于人云亦云的水平。他没有这样干，凭着他的性格，也不会这样干。他是个主张厚积薄发的人，不急于表现自己。他更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念头。他去世以后，我在他家里发现，他为研究浪漫派所收集的论文、专著和评论文章复印件，足足订了厚厚的二十几大册，规规矩矩地堆放了一大摞。他的夫人沈代珍指给我看那一大堆装订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的复印资料，颇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这些资料有他自己出国考察带回来的，有我们研究室的同事从国外为他收集回来的，也有他的德国同行、朋友、旧日的老同学陆续寄给他的。他并不满足阅读这些文字材料，为了理解某些浪漫派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他还乘身在德国之机，去做些“身临其境”的调查。莱比锡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克劳斯·裴佐德（Prof. Dr.KlausPezold）教授，曾经亲自驾车带他考察了萨克森地区的魏森费尔斯小镇和附近乡村，以增进对诺瓦利斯精神世界的理解，对他诗歌内含和艺术特点的认识。有一次，克劳斯与我谈起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位老同学的敬业精神，表达了他那由衷的赞许和钦佩。（《论德国浪漫派》第5-6页）

    我想这段话语虽然朴实无华，但却足以表现陈先生的品格和对学问的态度。实事求是说，我认为陈氏天分不高，可这里表现出的治学精神，却足以为后世范，值得后来者仔细思量和学习。

    二

    《论德国浪漫派》全书分为四篇，分别讨论德国浪漫派的渊源与流变、独特的文艺理论、热点难点问题、人物研究，显然并不能称作理论意义上的系统，但却勾勒出了一个整体性的轮廓来。我想此中恐怕也不乏整理者和同行张黎先生的贡献。比较出彩的，当然应算是《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一文，他做了这么一段综述：

    评论家维·马尔施（WilfriedMalsch）以诺瓦利斯为突破口，探索早期浪漫派同启蒙运动的关系。1965年，他在《〈欧罗巴〉，诺瓦利斯富有诗意的演说》一书里不仅论证了诗人同启蒙运动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他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联系，坚决驳斥了对诗人传统的消极评价。一年后，赫·尚策（HelmutSchanze）的博士论文《浪漫派与启蒙运动——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研究》问世。该论著探讨了启蒙运动与浪漫派之间的‘过渡点和联系点’，以富有说服力的事例论证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财富如何转化为诺瓦利斯和弗·施莱格尔富有诗意的幻想，从而批驳了传统的‘对立论’。随后，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浪漫派，反思传统的‘对立论’。于是一种新的浪漫派观念便应运而生，研究早期浪漫派蔚然成风。继马尔施之后，约·马尔（JohannesMahr）和汉·林克（Hannelore Link）也分别于1970年和1971年先后推出研究诺瓦利斯专著。与此同时，克·布里格勒布（KlausBriegleb）、埃·胡格（EberhardHuge）、弗·诺·门 内 迈 尔（Franz  NorbertMennemeier）和海·迪·韦伯（HeinzDieterWeber）等学者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撰写的研究弗·施莱格尔论著接踵而至。这些论著都与关于浪漫派的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抛弃了把浪漫派说成是非理性、主观主义和感情用事的传统偏见。（《论德国浪漫派》第144页）

    他在注释说明其出处是Ro⁃mantikforschung seit 1945.Hrsg.von Klaus Peter, VerlagsgruppeAthen?um    Hain    ScriptorHanstein,1980,S.20.若我没记错的话，我曾在社科院图书馆昏暗的地下室书库里借到过这本书，史实梳理的确实很细致，想不到却是那代学者凭借来构建文章的主要依据。

    就文学史和思想史脉络而言，德国浪漫派确实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核心话题，也牵涉到更为广阔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视域，是个绝对可以“大做文章”的好平台和研究对象。在我看来，这是个结构性问题，即“启蒙理想—浪漫情径”的二元关系是具有古希腊以来西方基本思维模式的“逻各斯-秘索思”结构的一种呈现，在这样的思路中或者我们可以将原有的设定——即德国浪漫派是一个文学流派，做些拓展性的理解，即我所谓的“启蒙思脉—浪漫思脉”的结构问题。不过，将其作为传统的“浪漫派”来理解，也自有其价值和意义，虽然国内相继出版过《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德国浪漫派文学丛书”等，但基本上还是浅尝辄止，谈不上大规模的译介和研究。范大灿（1934-）主编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对这段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德国文学史》第3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颇见功力，可以参照。而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也有像《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女性诗学》《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这样的专著或译著出版，其研究的细度，都可以说“后来居上”了。

    三

    第三代德文学科的学人经验其实也是大时代之下那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虽然这是非常特殊和坎坷的一代人，但他们仍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努力持守学人的本分，像张黎、叶廷芳、陈恕林等先生都是这样的。我曾分析过本学科第二—第三代人的承继特点，即“冯至学派与专攻趋势”。大致说来，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趋势是“专攻”，杨武能、张玉书基本上是守住歌德、海涅，这从他们的著述和场域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最多略作拓展，杨武能也涉猎海涅、席勒、莱辛等，而张玉书对茨威格则致力颇多；而叶廷芳则开辟出卡夫卡的新学域，旁涉迪伦马特等（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是在原有的师承谱系中没有的。这主要和叶廷芳自己的学术敏感度有关）；余匡复、高中甫也都以歌德为中心，但前者还拓新出布莱希特（当然对布莱希特的重视，其实也可以追溯到冯至那里；而就冯至来说，则恐怕更多只是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而已），并对德语国家的文学史撰述颇有建树。总体而言，第三代学者最大的遗憾是未再能出现一个如冯至一样的通才人物。或许也是现代学术发展到后来的无奈，“术业有专攻”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大家各自抱残守缺的基本治学方式的形成，即便想要成为通才，也往往陷入面对庞大研究对象的有心无力。

    当我进所的时候，第三代学者基本上都已经退休了。除了和叶廷芳先生接触较多之外，与其他的先生们也就往往只是“偶尔碰面”而已，比较熟悉的是张黎、高中甫、宁瑛等先生。如今我也离开了。写这篇文章还是想到标准问题最重要，无论环境的一时变化如何，学术的标准终究是不会改变的，“天行有常”！作为研究者，我们毕竟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应当承担起基本的责任，那就是按照学术内在的规律去行事持守，因为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断接近我们所探索的学问之道！科学院是一个国家的科学与学术的荣耀，如果仅仅是过于积极地为现实服务，那恐怕终究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洪堡的理念，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

    在200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叶廷芳（1936-）先生以学科领袖的态度发表了“中国德语文学的现状与展望”的主题发言：“……在中年一代的日耳曼文学研究学者当中，有才华、有前途的人才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如今，当我们这一代人即将历史地、遗憾地走完全程的时候，看到你们蓬勃地崛起，感到由衷的喜悦。因为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到，中国的人文科学，特别是靠外文运作的人文科学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状况，除个别外，是很难有更大作为的。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绝大多数都没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吸收的信息和资料相当有限而且片面，思维都根据某一种意识形态单轨运行，更何况从1957-1977这20年间至少有十二三年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政治运动消耗了！科学要成为科学，必须综合全人类的智慧结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在多元视野下进行自由选择和探索，才有可能。没有这个前提，就休想成为真正的学者。”（《中国德语文学的现状与展望》，载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他——叶廷芳德语文学散论》第395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或许，这正可视为学术接力棒的交接过程的标志。

    包括叶廷芳、陈恕林等在内的第三代学人现在基本上都淡出历史舞台了，或许也逐渐到了总结这代人学术史经验的时候了，并不仅是为了对他们客观地“评功论定”，而是为了“客观定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告诉后来者，自己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的来龙去脉，脚下的学术轨迹又究竟该如何展开，如何才能承担起一个知识人的本分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恕林这部“三十年磨一剑”的专著或许不仅是对德国浪漫派研究有意义，也是学科史上一个难得的研究标本，因为它更反映出那代学人的坎坷、艰难、限度，以及守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