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森斯坦背后的非凡女性

    作为电影大师，享有“蒙太奇之父”盛名的谢尔盖·爱森斯坦（1898—1948）早已誉满全球。而他个人生活方面的史料却极其罕见，国内凡介绍他的书和文章都没有涉及他的家庭。有人称爱森斯坦终生未婚，这种说法看似有点道理，因为他长期独居，发病时孤身一人，导致英年早逝。事实上爱森斯坦办过结婚登记手续，妻子也是位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对他一生的事业有很大帮助。然而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他的婚姻状况却鲜为人知。

    在拍摄《战舰波将金号》（1925）的时候，爱森斯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电影杂志女编辑——碧拉·阿塔舍娃（1900—1965）。碧拉长得十分可爱，小巧玲珑，黑头发黑眼睛，性格活泼，温柔善良，并且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爱森斯坦一向以博学多才著称。他在大学攻读建筑专业时，就已开始研究达·芬奇、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等人的学说。进入电影界，他将艺术家的视野同科学家、哲学家善于分析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尽管碧拉比不上他，但她在同龄人当中，学识方面显得很突出，可称是个佼佼者。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愉快。

    碧拉早就是爱森斯坦的崇拜者。相识后，她爱上了这位天赋极高的先锋派导演，热情为他提供各种材料，帮助他抄写东西，还经常给他打扫房间、洗衣、做饭。后来她成了他的秘书，再后来还当过他的副导演。总之，无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是他忠实而得力的助手。她爱得很执著，可是爱森斯坦只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妹妹，这让碧拉感到十分痛苦。

    1929年爱森斯坦到欧美考察有声电影，在国外作了系统讲学。他的演讲不仅围绕着电影艺术，而且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最新科学。鉴于他的博学，剑桥大学盛情挽留他任哲学教授……爱森斯坦出国三年期间，碧拉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好不容易盼到他回来了，但是他对碧拉依旧跟过去一样，并没有成为她所热切期望的恋人。

    30年代中期，爱森斯坦拍摄影片《白静草原》（1935—1937），指定由碧拉担任副导演。碧拉欣喜不已，能同自己心里的偶像亲密合作是多么幸福的事！但万万没有料到，在影片拍摄过程中，爱森斯坦与该片扮演集体农庄主席的女演员杰列谢娃相互产生了好感。这令碧拉无比伤心。

    杰列谢娃身材高大，感情细腻，既有胆量，又有柔情。当《白静草原》受到上级批评时，她完全支持爱森斯坦，甚至敢去找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辩论，要他公正对待爱森斯坦的作品。

    1937年电影局下令停拍《白静草原》，随后又作出销毁影片的决定，爱森斯坦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他心灰意冷，隐居家中，除了碧拉和摄影师基赛以外，任何人他都不见。作为该片的副导演，碧拉也很愤懑，但她还要尽力宽慰爱森斯坦。

    杰列谢娃和爱森斯坦交往几年后，终于向他提出分手。她在信中责怪他：“你对我的态度怎么如此恶劣？我已经整整五年将全部精神都用在你身上。难道你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畸形和反常？！每天早晨我热切期待电话铃声，因为这是与心爱人的唯一交流方式。谈话仅仅两三分钟，毫无热情、也不温存，更无爱意。我问：‘咱俩什么时候见面？’你的回答总没好气：‘我没时间！’我满腔热情，你却冷若冰霜……”

    爱森斯坦同意与杰列谢娃分手。碧拉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不久爱森斯坦患了病，忠贞不渝的碧拉始终守候在他身旁，无微不至地护理他，照料他，一直到他完全康复。大病初愈，爱森斯坦主要从事著述和教学。学生们不但爱听他的课，更喜欢他这个人，称他为“我们的小太阳”。他们给老师画了幅漫画：一头狮子卷发，一个与身材不成比例的大脑门……若老师身体不好，学生就去他家里上课。

    30年代后期，爱森斯坦被勒令停职反省，处境恶劣，甚至有被逐出莫斯科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知己劝碧拉说，如果爱森斯坦真落到那种下场，最好能有个亲人陪伴着他，所以他俩应当结婚。碧拉忧伤地说，看来即使结婚，也依然改变不了两人之间现在这种关系。

    后来，爱森斯坦和碧拉果真去婚姻办事处登记结婚，但这是秘密进行的，没向社会公开，所以一般人都不知道。办完登记手续，果真像碧拉所预料的那样，他们俩依旧如同兄妹，并未成为真正的夫妻。两个人仍然分别住在各自家中，始终保持着柏拉图式的爱。

    爱森斯坦获准拍摄历史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7—1938）。这次工作与以前不同的是，上级给他派来一名新的副导演——因执导了影片《夏伯阳》而走红的瓦西里耶夫，替代他原先的两位副导演：亚历山德洛夫和碧拉。瓦西里耶夫的任务是让爱森斯坦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为影片配乐，取得十分完美的效果。影片上映后，其声誉甚至超过当年的《战舰波将金号》。斯大林拍着爱森斯坦的肩膀说：“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你毕竟是个好布尔什维克!”

    大师的名声再次隆起，被誉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1939年终于获得早应授予他的列宁勋章。碧拉为爱森斯坦的成功兴高采烈。虽然自己从副导演的位子上被撤了下来，但她认为爱森斯坦能够得到公正评价比什么都重要。

    二战后期，爱森斯坦拍摄了《伊凡雷帝》（1944—1945），仍由普罗科菲耶夫配乐。该片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爱森斯坦乘胜前进，拍摄《伊凡雷帝》第二集（1946）。然而在1946年苏共中央《关于电影〈伟大的生活〉的决议》中，《伊凡雷帝》第二集遭到批判。爱森斯坦再次跌入人生低谷。碧拉给他精神力量，使他振作起来，继续从事电影理论的研究。

    1948年2月11日夜，爱森斯坦正埋头工作，心脏病突发，轰然倒下。女仆听到房间里有声响，连忙推门进去，只见他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她连忙给碧拉打电话。当碧拉急匆匆赶到时，他已停止了呼吸，一代天才带着未了的心愿，溘然长逝，年仅50岁。碧拉悲痛欲绝，责备自己没有将他保护好。爱森斯坦的猝然离去，对她来说，是一生最沉重的打击。

    料理后事时，碧拉拿出结婚证书。她被公认是爱森斯坦的妻子。他的作品、书籍和遗物全部归她所有。

    民众纷纷前来凭吊。基赛——他们夫妇俩共同的至交，和碧拉一同为爱森斯坦守灵。川流不息的人群，含着热泪，瞻仰大师的遗容。

    爱森斯坦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碧拉请建筑师设计了一座大型墓碑。墓碑由四块黑色大理石组成，左上端是大师的侧面白色浮雕头像，下面刻着他的姓氏，姓氏横贯整座墓碑，显得气势恢宏。

    后事料理完毕，碧拉向电影厂领导提出要求：将爱森斯坦的住所留作他的纪念馆。但上级不仅没有批准，反倒命令她尽快腾出爱森斯坦的寓所。碧拉只好将丈夫的遗物搬到自己那间狭小的房子里，很多东西不得不分别寄存在几位挚友家中。

    这年碧拉未满48岁。她决定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心中最爱的人，全身心从事整理丈夫遗稿的工作。50年代中期苏联文坛解冻，政府作出建立爱森斯坦故居纪念馆的决定，这令碧拉激动不已。但最后没能在他的原住所，而是在另一处，按照他故居的模样摆放家具和图书资料。在整个建馆过程中，碧拉做出最大努力。现今的爱森斯坦故居纪念馆馆长对碧拉给予极高评价，他说：“阿塔舍娃博学多才，精通英语，而且异常聪慧，工作认真严谨。假若没有她，爱森斯坦的遗物很难保存得如此完整。她晚年罹患糖尿病，视力非常不好，但仍坚持用放大镜阅读爱森斯坦的遗作，艰难地一一整理出来。”

    同样是在这位杰出女性的协助下，苏联出版了六卷本《爱森斯坦文集》。

    碧拉留下遗嘱，身后要与丈夫合葬。在遗嘱中她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墓碑。如今她安息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爱森斯坦墓内。爱森斯坦的墓碑宏伟壮观，而刻着碧拉姓名和生卒年代的两个小牌，则安置在大师墓碑底座的右下角，非常不显眼。这正如她的为人，那么谦逊，那么低调。世上很少有人知道碧拉，上网根本查不着她的姓名，甚至登录俄国网站也没能找到对她的介绍。然而碧拉在巨匠背后默默奉献几十年，为世界电影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人们不应忘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