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鲁迅的一份拟购书目

    两三年前笔者发表过一篇《鲁迅与嘉业堂所刻书》（《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30日14版），根据1934年11月鲁迅购得吴兴刘承幹嘉业堂所刻书十五种三十五本的记载，分析他利用这批资料写成的名篇《病后杂谈》，并对嘉业堂的卖书方式以及“傻公子”刘承幹其人发表了一点评说。后来很高兴地看到知名鲁迅研究专家葛涛先生的《沪上时期鲁迅的一个书账考释——兼为〈鲁迅与嘉业堂所刻书〉补正》（《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8日14版）。

    葛涛先生根据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库里一份从未公开过的鲁迅手迹，提供了“鲁迅在上海期间购买图书的一个书账”，计开——

    《炎徼纪闻》一本《叶天寥自订年谱》四本《查东山年谱》二本《阎古古年谱》一本《顾亭林年谱》一本《查他山年谱》一本《授时历故》一本《味水轩日记》九本《司空表圣诗文集》二本《王荆公文集注》十一本《王广陵集》四本《嘉泰吴兴志》六本《两山墨谈》二本《水南集》九本《同岑集》六本

    各书后附价目，这里略去了。葛涛先生对各书分别作出了介绍，指出前面多种在《嘉业堂丛书》中，后三种在《吴兴丛书》中，都是刘氏嘉业堂的刻本。关于这份书账的时间，他说鲁迅未作说明，所以无法考证清楚。

    我没有条件看到这份手迹，无从深入发表意见。其实如果鲁迅自己有过说明，也就无须考证了。以下试大胆提出两点估计：其一，这份目录应当不是购买图书的书账，而是拟购目录。凡鲁迅买到手的书他都有记录，例如1934年11月他托人买得的《三垣笔记》四本等嘉业堂所刻书十五种三十五本，就在当年日记之末有详细具体的记载。其二，这份拟购书目的写出时间，当在1934年5月上旬。按《鲁迅日记》5月3日载：“得嘉业堂刊印书目一本，季巿所寄。”5月5日载：“午后往嘉业堂刘宅买书，寻其处不获。”5月7日载：“午后往嘉业堂刘宅买书，因帐房不在不能买。”此后又在稍后的某日上午去过一次，而《日记》未载。要之，《炎徼纪闻》等书当是鲁迅从嘉业堂刊印书目中选出的拟购书目，因为没有能够买成，在《日记》书账中自然也就没有反映。这份手迹再次流露出鲁迅对嘉业堂所刻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