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命运所系《艳阳天》

    《艳阳天》是一部颇受争议的小说。时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了，作者已逝，而围绕着作品的争论仍在继续。甚至对作者，也褒贬不一。无可厚非的是，《艳阳天》在当今，依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其共发行了有多少种版本，已很难算出，仅外文版就有二十多种。印数，更是难以统计。

    《艳阳天》是以北京近郊东山坞为故事发生地，“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农村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着重刻划了一些闪烁着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新人物群象，特别突现了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崇高品质”。实际上，书中的许多人物、情节，则多取材于作者浩然在1960年山东省昌乐县东村8个月的难忘劳动锻炼。这里是他将之前在北京郊区蹲点的体验合二为一了。当然，还有他在家乡蓟县王吉素村的生活。浩然说，当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而那惊心动魄的大雨中抢救麦垛的情节，就是来自他在东村的真实生活。书中至为感人的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也是以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为原型。第一章开头有个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就是浩然根据东村田守业一家光棍，忽发奇想创造出来的。他曾自豪地说：“好的小说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有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呢。”

    《艳阳天》共分三卷，却由两个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第一卷是由作家出版社1964年9月出版，分上下两册；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皆是一册。郭沫若题写书名，溪水设计封面。图为一个农民扬鞭赶着马车，驮着刚收割的麦子，从左上角进入画面。这个封面最为流行，只是颜色时有变化。至于一套书为何有两个出版社出版？这据《浩然口述自传》载：书稿改好后，最先是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把稿子交给他们等了很久却没有回音。忽然转念一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不是全国唯一一家出版社，为什么非让他们出不可呢？正巧赶上《收获》复刊，叶以群到北京来组稿”，便把稿子交给了他，不久，就在1964年第一期的《收获》上登出来了，反响不错。于是浩然就打电话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说要换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人接洽了几次，“我仍然坚持不给他们”，于是便交由了作家出版社。最终，第二卷和第三卷还是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从《红旗》调到北京作协。

    其实在未出书前，年近三十的浩然就急于想写出一部长篇。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不是仅满足于短篇小说。他说：“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于是这成了他创作的最大动力。“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对于只上过三年小学农民子弟的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他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仅用了二年时间，就写出了《艳阳天》第一部，而此时他才三十二岁；其中当然离不开邓力群、萧也牧等人的支持。浩然自己说，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实际上，1957年之前他就动手了，“一边捉摸，学习，练笔，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经历了六、七个年头”，准备了很长的时间。《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他说：“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至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在农村版的《艳阳天》“寄农村读者”中说：是“为了永远记住这场斗争的教训，为了发扬这场斗争的精神，永远不忘阶级斗争。”他所指的这场斗争，是“趁着我们的整风运动，城市里的一些牛鬼蛇神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这股风很快又波及到农村，那些被打倒的阶级，那些曾经压迫和剥削过我们的敌人，闻风而动，煽动农村里的一些不坚定的人跟我们闹矛盾，想让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作者开宗明义地表明了写作目的。

    《艳阳天》在“文革”中影响之大，可用茅盾的一句话概括：“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里的“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曾和他一起下乡的汪曾祺，还着手将《艳阳天》改编为现代京剧，可完成了一半而中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蓝天野也曾将《艳阳天》改成话剧，彩排后也没公演。倒是后来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的彩色电影，1973年上演获得极大成功。

    的确，《艳阳天》正如被批评的那样，过分渲染了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定义去套现实生活，但其展现出的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生活场景，及农业合作化的进展过程，已成为经典文本。其表现的阶级斗争文化场景，也已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研讨标本，其史料性和艺术性是大家共识的。而作者的态度，却是始终如一的。他说：“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所以当《艳阳天》再版时，他拒绝删改。“历史就是历史，已经这样了，我不会去改动它。”

    《艳阳天》出版至今，虽有许多种版本，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应是1974年出版的。该套书的特征是，封面一律为大红色，流传广泛。除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多数省份都有租型出版，而且不断重印，在众多版本中，是印量最不可统计的一种，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如说《艳阳天》有改动，那应是1976年6月的插图本，也就是湖北印制的《艳阳天》第二版。它除增加了20幅彩图外，封面也有了变化。至于说文本，几乎没变。如说有变的话，只是在第五十一章，增加了一两句革命化语言，强调“作品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功能。像萧长春一边抽着烟，一边思谋着“领导上让冷静观察，不要急躁，不要害怕，心里边一定是有底了。”其中只改了后一句“不要急躁，不要害怕，毛主席和党中央一定有了全面的战斗部署。”另“不管什么样，都应当照着王国忠同志（乡党委书记）指示的样子做”现改为“都应当照着党的指示做”。还有“要求所有的人永远作硬骨头，干到底！”改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永远作硬骨头，带领广大群众为社会主义拼到底！”除此，其它章节暂没发现改动。应该说，《艳阳天》的第二版，就是为增加方增先的插图为目的；而插图，也是为了更好的诠释小说的中心主题，凸显创作精神。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如果非要说还有什么地方改动，应该指出的是，出版社编写的《内容说明》。初版仅是如实地介绍了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基本保持了使用普通的语言。而再版则不同“作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塑造了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英雄群像，着重地刻划了年青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的成长，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我国农村生活，反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威力。”所用语言倾向性很强，与文本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是时代的要求，是进步的象征，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借用肖复兴的话说：“他是个农民，他的一切错误或贡献都是农民式的。”这里值得一提的，倒是后来改写的“农村版”，为了“短小些，干净些”，此类语言减少了不少。

    虽然后来作者又创作出一部《金光大道》，但无法掩盖《艳阳天》的光芒。当人们议论它，对它又偏爱有加时，浩然却与广大读者恰恰相反，称：“我最喜欢《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