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李凌先生

    听到李凌先生突然离世的噩耗，我真的不敢相信。拨通其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老人已于2015年9月15日去世。遵照老人遗嘱，只是亲属与西南联大的几位校友参加了告别仪式，其他一切从简。放下电话，想着8月初，他给我电话说邮寄来几份文稿，要我查收，我还和他约定待到天气凉爽时再去拜望。熟料，短短月余，竟是两个世界相隔。

    结缘李凌先生，得益于我的恩师王曾瑜先生，年前，他曾转来李凌先生编著的一本书，我读后深受感动，写了一篇读后感。后来，我们约定5月13日在李凌先生九十寿辰那天前去祝寿。李凌先生的女儿李晓红热情地带引我们穿过狭窄的客厅。踏入李凌先生书房。室内陈设简单，十几平米的书房内除了半张床（我之所以称其为半张床，是因为床头，床里侧都摆满了书），一个简易沙发，一个脱掉漆的小木桌，窗台上，书架上，地上全都摆满了书和文稿。李凌先生满头银发，稍有些稀疏，双目有神，眼角额头皱纹舒浅，稍显松弛的脸上点缀着几颗老人斑，不过气色颇好。他端坐在沙发上，沙发前摆放的那张脱掉漆的小桌子，既是餐桌也是写字台，就在这咫尺弹丸之地，他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

    看到我和恩师进屋，他颤巍巍地站起，伸出布满青筋的大手紧紧相握，连说“谢谢，谢谢”。他有些耳背，但与我们谈话的兴致却是不减。那天，许多具体的谈话内容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谈到激动处，他声如洪钟，频频挥舞大手，仿佛在千人面前演讲；高兴时，抚掌哈哈大笑。

    李凌原名黎章民，1925年出生于广州，后为避军警追捕，化名李凌到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此名一直用到现在。他的童年充满了战乱与动荡。1938年，日军入侵广东，父亲带着李凌的两个弟弟北上逃难，他则被送到了三水县老家(今佛山三水区)。后来由于日军从广州继续打到三水，李凌又被送到了香港伯父家。因不愿接受英国的殖民主义教育，15岁的李凌由香港辗转到昆明，在同济大学就读两年高中之后，1942年考进了西南联大。

    “爱国、民主、科学”是公认的“联大精神”，李凌先生也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后来，他又参加了李公朴先生创办的北门书屋。北门书屋在当时是进步人士活动的中心，在这里，李凌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和地下党员，这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二·一”运动结束后，联大北上复校，李凌进入北大，负责党支部在北大的工作。1946年驻北平的美军强奸了一名北大女生，引起了轩然大波。李凌先生因领导抗暴运动引起特务注意，为保障他的安全，1947年3月党组织命令他撤退到解放区，在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去的路上，马车夫顺口说了一句“从北平来的女娃娃演白毛女可好了”的话，让李凌与失散多年的恋人马如瑛重逢并喜结连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运动铺天盖地，李凌先生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九死一生。1959年摘帽后，1962年调到通县工作。“文革”结束后，1978年他从通县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主编《未定稿》。《未定稿》是个学术争鸣的阵地，刊登的文章对文、史、哲、经、政、法等社会科学各个学术领域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文革”后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破除迷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凌：《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丁伟志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综合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2—480页。）

    l982年，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副总编、编审，1985年，社科出版社接受国家授予的任务，与英国培格曼公司合作出版英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INFORMATIONCHINA》(中国概况)，李凌先生任常务副主编，全书共三卷，约合中文200多万字，内有1300多幅图片，1988年在全球发行，被称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里程碑式读物。后在此书中文底稿基础上又编成中文版《简明中国百科全书》。

    1987年李凌先生离休，1994年与万木春、黎勤（马如瑛）合作出版《悠悠爱河——十国古代爱情诗歌新咏》一书；l999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凌集》；2003年出版《他山之石》一书。此外还发表重要文章：《勇破坚冰的〈未定稿〉》《社会化大屯产与小企业》《评对中国帝王的隐恶溢美》《桎梏论》《德国、日本二战史观比较》《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评红楼梦四十回》等。

    李凌先生受过传统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对马列主义有真正意义上的融会贯通，他有着更多的历史承担与责任，有着更多的精神承载与思想视野。这些年，他的文章无不在对已逝和当下的时代进行着充满思辨的追忆和记录。

    李晓红告诉我，其实李凌先生不仅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还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病魔时时在折磨着老人。“八十老叟如顽童”，他愈发粘人。每逢有人前去探望，便高兴的不得了，临走依依不舍，再约下次相见日。九十是大寿，他们一家人已提前庆祝，但看到我们提着蛋糕，捧着鲜花，老人依然很兴奋。对于我送他的一首打油诗：

    西南联大风雨中，一片丹心夏秋冬。山河长卷频相顾，别样人生不老松。

    他竖起大拇指连连说好。喜滋滋地大声朗诵后小心叠起，并叮嘱女儿收好。复又双掌合起，向我致谢。

    临别，李凌先生赠了我一些他的文章和书。我告诉他，恩师已送我，他摇头说：“那本没签名，不算。”我和恩师相视而笑。看他一笔一划，郑重地签上名，我不由夸他字写得潇洒，有力，他腼腆地笑了：“还好，手不算抖。所以到现在仍然能够读书看报，写文章。”

    而今，李凌先生驾鹤西去，然而他一生遵循的独立的人格和那颗追求自由精神的灵魂，以及那一篇篇发自肺腑具有批判性质的文章，却如战鼓，给人警醒，让人自省。他的风范与精神，犹如一面镜子，始终反射出某种光芒，并时时化作一股强劲的力量鼓舞和激励人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