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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里哀尽可以送他的灯台，我偏要刁菊花杀狗
尽管三次获得戏剧界大奖，但对文学界来说，陈彦仍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然而，2016年1月，中国小说学会公布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陈彦的《装台》（作家出版社）名列榜首；中国版协推出2015年度中国好书排行榜，《装台》排名文学艺术类获奖图书第一。陈彦在把《装台》中的小人物推向台前的同时，也让自己置身于聚光灯下。
7月8日，读书报记者专访作家陈彦。
读书报：您依赖新媒体吗？如何看待新媒体对文学的冲击？
陈彦：谈不上依赖，但必须正视这种传播样式的神奇。新媒体对传统文学的冲击是一定的，但传统文学也不至于溃不成军，分众化也许将越来越明显。国家大了，世界大了，任何样态都不可能是独霸天下的。
读书报：在这种状况下，纯文学作家有危机感吗？
陈彦：肯定会有，不是纯文学作家，所有行业都会有危机感。金融家、实业家……王石不是也有危机了吗？甚至政治家，哪个能在今天的社会里闲庭信步？关键看你持守什么。简单一点，懒得左顾右盼，可能是化解危机的最好办法。文学毕竟不同于科技现代化，它是精神领域的东西，这个领域里最可宝贵的往往是传统，越深厚的传统，往往越有价值，换一句话说，越是冷静深沉的思考，可能越是有生存空间的。因此，纯文学作家危机感产生的必要性，在我看来也就不大了，关键是要看能否深切时代脉搏，至于托出的形式、样态，倒是其次了。
读书报：为什么会钟情于戏剧创作？有什么契机吗？
陈彦：我最早是从写小说开始的，我们那一代人，大概都有文学梦。我十七岁在一个省级内刊上发了第一篇小说，叫《爆破》，还写了一些散文。当时县文化局的领导认为我能写，就交给我一个任务，说省上要搞“学校剧”评奖，我们好歹得给人家上交一个作品，让我无论如何写一个。催得急了，我就写了一个话剧，叫《她在他们中间》，一共九场。谁知，几个月后通知下来，我的剧获得省上二等奖。我由此树起了戏剧创作的信心，加之单位写了就排，排了就演，两三年中，搬上舞台四五个大戏，戏剧创作逐渐成了我的职业。
读书报：您在戏剧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些戏剧作品，比如《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都以“为普通人立传”为主旨。为什么选择小人物作为创作的素材和源头？
陈彦：首先是熟悉他们，其次是一种文学精神的昭示。我以为，无论文学，还是戏剧，都不能缺失悲悯与人道情怀，更不能缺失对混沌、甚至幽暗生活的点亮。我始终认为，“大人物”的生命世界里，已经塞满了太多的好东西，我们应该把希望、美好与力量，赋予更多的小人物。也恰恰是这点，使我们的题材世界豁然开朗，几乎俯拾即是，只要你愿意去发现，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小人物”。我一生看过很多遍《悲惨世界》，不仅小说，而且多次看过电影、音乐剧，每每看到冉阿让偷了主教的灯台，警察追来时，主教反倒说这灯台是他赠送给冉阿让先生的，由此，几乎彻底改变了一个窃犯的一生的故事，我就似乎突然明白文学是要干什么了。冉阿让似乎也是可以装进“小人物”这个筐里的。
读书报：顺子的生活其实很不顺。装台的时候，顺子是农民工的灵魂人物，但他在人面前谨小慎微，低三下四，他的生活艰辛、卑微甚至懦弱；可是另一方面，他敬业，有担当，善良又仗义。您是怎样理解顺子的？您认为他是弱者吗？
陈彦：我心中的顺子，是一个表面逆来顺受的人，其实内心并不懦弱。他所表现出的“不幸”“不争”，是面对强大生活场域的无奈转圜，因为，他既不能放弃，也不能做表面“抗争”，他不是可以无忧无虑地活着的人，他还撑持着一个散乱而又沉重的家，肩上还扛着一支一天不装台就活不下去的队伍。
该管的不该管的，都把他粘乎上了，并且还撒不离手。他做人就不能“太硬”，啥事就都不能“霸王硬上弓”，他得讲方式方法，有时甚至还得上点“奴才相”，但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多，因为，他要双脚踩在大地上生活，我们无法要求他必须有一种所谓的“现代”人格与觉悟，这就是顺子，他没有读过老子庄子，但他身上却有着某些老庄的生存哲学与智慧。
读书报：作品之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于人物的塑造，每一个都让人过目难忘。顺子的女儿菊花，丑陋、虚荣甚至残忍歹毒，尤其是杀狗一节，触目惊心。如此惨烈的描写，只是为了刻画人物吗？
陈彦：既是刻画人物，也是希望找到一种寓言和象征。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人，这个事件，找到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生活对应。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冷酷无情者可以说层出不穷。尤其是仇恨的表达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骨子里就是这种丝毫看不到人性温度的残暴。杀狗的情节，本来我是写得有些节制的，后来有朋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下笔太狠？我反倒加强了这一块，直写得连我自己也毛骨悚然才停笔。我是觉得，现实主义需要对这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生命冷酷，给以强烈的凸显与敲击。生活中，有些很光鲜的人，其实内心很冷酷，很歹毒，尽管不是虐狗，杀狗，但所使出来的“招数”，并不比菊花来得更具人性。
读书报：故事发生在城乡接合部的西京，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在原有的创作基础上驾驭这样的题材，是否游刃有余？
陈彦：我一直关心着城市的这一块，我觉得要研究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这里是内容最丰富的地方。此前，我写过舞台剧《西京故事》，搜集了很多素材，但由于舞台剧体量就那么大，必须在两个多小时解决问题，因此，大量素材和思考都浪费了。我就思考着要写一部还叫《西京故事》的小说，力争能把自己好多年对城乡二元结构中许多问题的思考，全面展示出来。我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长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太白文艺社联合推出后，市场也销售了好几万册，还正在改编电影和电视剧。《装台》也可以说是对这种生活的继续，但又有本质区别。
读书报：在您的笔下，女性心理刻画得非常到位，能谈谈您对于女性角色的把握吗？
陈彦：其实没什么刻意，按生活的本来逻辑，本来样貌，去描写每一个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最重要的是符合人性。最最重要的是：真实，尽量使人物来得真实些。我写的舞台剧，大多数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也许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存在，但目前我还没有意识到。当然，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还是以一个女主演为小说中心人物的，但愿那时我能有所悟妙。
读书报：语言的鲜活和方言的运用，使作品保持了原生态。您对语言有怎样的要求？
陈彦：我希望小说语言，是一种最简洁的能够说清事情的语言，不要绕，要生动、明快。我多年的舞台剧创作，其实也是训练语言的过程。那里，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需要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把最复杂的事物表达出来，任何拖泥带水，都可能导致观众“抽签”。当然，话有三说，巧说为妙，你要说得巧，说得妙，才会让人物与故事，尤其是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更有意味。关于方言的运用，也需要选择，首先要考虑它传播的可能性，有些太地方的语言，是一定不能用在小说里的，这是很好判断的选择。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在我看来，永远是真理。
读书报：陕西的很多作家，在现实主义创作上都非常突出，您的创作也不例外。作为陕军一员，您认为这方水土和创作有何关联？
陈彦：陕西有很多小说大家，他们的创作是我学习的榜样。创作与传统有关，这块土地上出小说家，是这块土地的光荣。水土与创作的关联是多重的，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尤其是这个群体的相互激荡、砥砺很重要。当你的生活场，几乎每天都能遇见文学的时候，你的血脉就会为文学加速流动起来。而当你每天只遇见生意时，你的血管里，怦动的也可能就只剩下生意了。这个很重要，陕西很多文人很清贫，但以文学为生，我们无法抑制自己，不能不像“蚂蚁”一样，加入他们庄严行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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