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是一切

    李国文在这些历史杂文中传达的正是一种“活着，才是一切”的生死观。这源自于作者早年的人生际遇。为义赴死固然勇敢强悍，但能够活着再造价值却更有意义。

   读史是国人对根的探寻 

    近些年，“读史”火热。从《水煮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直到《百家讲坛》走出来易中天、纪连海等一位位文化名人，使历史新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之下，人们的忙碌焦灼背后，虚泛着的浮躁与空虚的文化心理。当下的中国人需要一些抓得住的、实实在在的精神依托，所以有了“读史热”，这是国人对民族根性的自觉探寻。

    《李国文说·唐宋明清》系列并不是迎合这一文化现象创作出来的作品，但这些历史杂文的出现是否影响了这一现象却不好说。他的历史杂文出现的更早，也“火”得更早。20世纪90年代，李国文这位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就开始转向于历史杂文的创作。21世纪初出版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杂文集更是一版再版，在当时不那么景气的出版环境下获得了市场的肯定。这说明了李国文历史杂文的独特魅力。他所书写的历史，不是研究著作，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博闻强识、灵性横溢、率性爆棚的文人对历史的有感而发，乃文人之文。

    所以，李国文对历史的品评是个性的，是犀利的，是极具巧智的，又是引人深思的。与一般的说史类图书不同，《李国文说·唐宋明清》不是简单的幽默历史科普，它更具思想性、人文性，有时偏激但不失深刻，总能触发精神的共鸣。这一系列杂文，是情感的宣流，是辩证的思考，更是精神的独白。

    文人的“仕”和“道”，割不裂的千年情结

    让一位文人来说历史，第一方便就是，他能把文人说得透透彻彻。中国的文人实在太特别了，在过去漫长的中华文明中，这是始终站在历史中心的一个群体。所谓“学而优则仕”“文以载道”，中国文人的文化基因中有着天然的为“仕”情结。这几乎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领”。《李国文说·唐宋明清》中多次写到了文人之死，颇有意味。《李国文说明》中有一篇名为《解学士之死》，讲的是“学而仕”之途走得颇顺的解缙。这位“幼颖敏”的早慧少年，刚到二十岁就得到了朱元璋“恩犹父子”的特别垂青。他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文化价值世所罕见。然而，这位希世之才却因不自量力地参与到夺嫡之争中，被灌醉埋入雪中，活活冻死。李国文之概括颇为精辟“纵使才高八斗，纵使满腹经纶的文人，只要玩政治的，无不被政治玩。”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文人的政治情结，是复杂而难以言尽的，“既痛苦，又热烈，既煎熬，又享受，既不屑为之，又乐此不疲。”明知是杯苦酒，却喝起来没够。文人与政治之间的暧昧拉扯，给予历史细节以极具民族特色的张力，这种张力并不属于史学研究，它属于小说。这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带给历史讲述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或者说是可以激活刻板研究，带动大众阅读的新鲜因子。由此，历史不再是被高置一隅的神龛，而是如小说一般可入千家万户。李国文的历史散文给“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能。

    取义还是隐忍？活着，才是一切

    中国文人还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那就是对名节的看重。从根源上讲，重视“名节”反映了一种对信仰的坚守，换句话说，在一个人的心中什么是占第一位的。中国的文人大多求“仁”求“义”，所以有“舍生取义”，也有“杀身成仁”。显然，“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准则、自我价值的最高追求、超我的实现，是要高于生命的。这种坚守是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唐伯虎的“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本来，“名节”该是文人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但也有人过犹不及，跑歪了道，开始看重他人的评价了。“名节”也就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名声”。为“名声”丢了性命，显然是有些愚了。

    李国文在《李国文说·唐宋明清》中谈起李贽之死，颇是有些调侃的。李贽是一个很具争议的人物，在世时总要发出“逆潮流”的言论。虽然李国文也赞他敢于舍命的“勇气”，和敢于说“不”的反骨，但对他的“自杀”却是有些质疑的。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家，一生的目标就是折腾出点动静。晚年的时候因“敢倡乱道，惑世污民”而被关了起来，倔老头就怕事情闹不大，一把小刀就割破了喉咙，自杀了。李贽说：“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李国文的总结极为醒炼：“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为“名”而死，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通病，“生”反而成了偷来的“苟且”。

    说到文人之死，李国文又肃然了一张面孔，谈起“至今仍忆张苍水”。明末清初，中国人的血性表现的格外淋漓尽致。抗清守国，舍生取义的文人，可以列出一张震撼人心的长长名单。这种死后“名节”是士大夫真正的自我坚守，可歌可泣。尤其是张苍水，清庭建立后，仍坚守20年，几乎成为了朱明王朝不死的象征。这种顽强的抵抗，坚韧的为义而生，甚至比舍生取义更加艰难。

    李国文在这些历史杂文中传达的正是一种“活着，才是一切”的生死观。这源自于作者早年的人生际遇，历经磨难的人生反而锤炼了他生命的韧性。为义赴死固然勇敢强悍，但能够活着再造价值却更有意义。死亡只是寂灭，而活着才有改变的希望。这种生死观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打破时空壁垒

    这一系列历史杂文的最独特之处在于李国文以精妙的语言驾驭能力，自由穿梭古今之间，创造出古今杂糅的共时意境。在历史叙述中，李国文常常能够自然而然地穿插入现代语言，使读者不禁对照古今时空，言未及而意至。看李国文说史，即能在千百年前的故事中品味历史，又能时刻跳脱书本思考当下。而这种思考，也因拉开了时空的距离而颇有延伸感，精神根性的一脉相承更清晰地呈现眼前。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李国文早期影响较大的作品《花园街五号》《冬天里的春天》等小说常被定义为“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无论“反思”还是“改革”都是以“伤痕”为根的。可以说，李国文属于一个时代，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其所经所感，所历所闻，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李国文的历史散文创作与早期的小说创作是互为表里，一脉相承的。他对历史的表达与感悟本身就带有深刻的历史印痕。他的讲述本身何尝不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老一代知识分子话语的鲜活标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