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创造性活动治疗抑郁症

    一翻开罗森的《转化抑郁》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怪异的绘画，这些绘画并非出自大家手笔，也并非华丽之作；相反，里面充斥着各种夸张的变体，有的给人一种静谧压抑之感，有的却让人心生崇敬之情。事实上，这些画作均出自普通人之手，而且是抑郁症患者之手，它们描绘了这些患者的治愈之旅，从直面痛苦、悲伤、破碎到迎来光亮、自我接纳、重合，它们展现的是自我的重生。

    罗森在此书中所呈现的治疗方式其实在心理学上并不陌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治疗理念几乎完全来源于荣格心理学，但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荣格关于人类心灵的深邃洞见直接运用于抑郁症的治疗实践，并且表明，除了主流药理学导向的治疗，这种“从个体自身的无意识中汲取创造性的资源”来指导抑郁者心灵的重建完全是卓有成效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拯救。

    弗洛伊德最早将无意识纳入心理治疗以及人格结构的范畴，并且认为个体童年早期的经验是无意识的集散之地，我们的心灵出现问题就在于对于早年无意识的压抑，因此，心理治疗的关键是将个体早年的无意识创伤、意象及各种记忆揭示出来，以达到人格在意识层面的整体和谐，从而实现治愈。虽然像他的导师一样，荣格也认同无意识的重要性，但他认为，除了个体无意识，事实上对人类而言更重要也更本质的是集体无意识，正如每个个体从一出生就复制着人类物种生理机能上的一切，个体心灵中也印刻着人类祖先的心智痕迹，这些痕迹如各种神话、象征和母题，即荣格所称的原型；任何心灵的重建必须把原型的范畴纳入意识的层面，也即必须考虑到人类作为整个物种在心灵史上的延续性；否则，个体只会迷失在虚妄的自我之中。相比弗洛伊德，荣格将个体层面的精神康复上升到人类文化的整体层面，并且将时间维度延伸至整个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个体生命史。对于抑郁和自杀倾向者而言，其脆弱或固执的自我同一性往往受制于心灵结构中那些被压抑的集体无意识，如男性的阿尼玛（男性的女性原则）、女性的阿尼姆斯（女性的男性原则）、阴影（个体心理阴暗、不为人知的方面）等，并且其自性（个人存在的核心）无法自然涌动，被围困于人格面具之中（与社会角色相联系的存在）。

    罗森在荣格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抑郁者的病态的自我必须象征性地被杀死，即所谓自我死亡，个体才能最终迎来新生，走向治愈。但不幸的是，很多自杀者却以现实性地杀死自我的方式来应对其情绪上的痛楚，从而彻底地毁灭了自己。

    罗森借此提出了一种自我死亡和转化的模型，它包含四个关键性概念，即坏消息、好消息、象征性死亡和新生命。坏消息和好消息是一对辩证性的存在，前者指向一种丧失的状态，是个体生活中试图回避的，后者则为个体对前者接纳之后所出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罗森认为，对于抑郁症或自杀倾向者而言，他们往往陷入坏消息的绝望之中而不能自拔，并忽视了坏消息中所隐含的生命极限的力量。而要想意识到或汲取这种生命极限的力量，他们必须深刻洞察消极的自我和阴影，并将之杀死或使其象征性死亡，最终点亮“转化的灯塔”，迎来新生命，即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自我的拐点，既可能使自我继续堕落，也可能使自我焕然一新。为此，罗森以埃尔维斯（猫王）和贝蒂·福特的经历作为例证，前者在毒品滥用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后者却在自身的酗酒成瘾里开启自我洞察之旅，并最终走向健康完满。事实上，无论是埃尔维斯还是贝蒂·福特，他们都是创造性旺盛之人，能量引导上的不同导致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此外，罗森还以亚伯拉罕·林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威廉·詹姆斯三位也曾克服抑郁症的伟人为例，进一步表明，这种“转化”或对疾病的“超越”实现了“比健康更完美”（wellerthanwell，卡尔·门宁格语）。

    在介绍了荣格理论和上述模型之后，罗森紧接着绘制了治愈抑郁的蓝图，阐述了心理分析治疗的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患者的阻抗十分强大，会表露大量的丧失感和幻灭感，体验着难言的痛苦和自我受挫；为此，治疗师必须懂得接纳并对患者进行共情。本质上说，这一阶段的任务就在于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使患者经历一种建设性的“为自我服务的退行”，从而为后续的治疗腾出放置积极自我的空间。其主要任务是“解决你与父母的情结”，这是一种与“消极的内向投射”分离的仪式，是临床分娩的对抗阶段，“以通过一道门为象征”。罗森认为，这一阶段是最痛苦、最困难的时期，个体会体验到一种完全被拖入“无意识海洋”的挣扎，各种“消极的自我意象和虚假自我”会“奄奄一息”。

    在第二个阶段，患者会体验到死寂之感，焦虑、疲惫、退缩不断袭来，此时，治疗师会转变为母亲的角色，患者犹如回到了其“子宫”之中，变得十分依赖。本质上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重生创造过渡的条件，使患者经历一种“为自性服务的退行”，这是临床分娩的协作阶段，“以沉浸在死亡与生命之水中为象征”。此时，“好消息”会开始出现，在自性的关照下，自我的各个成分（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重新开始集结，并最终燃起希望。

    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患者开始变得充满希望，负性情绪随之减少，其活动范围也逐渐拓展开来。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结束与母体（治疗师）的关系，即所谓临床分娩的分离阶段。患者需要经历一种“为自体服务的退行”，也就是说，重新整合和重构的自性的各个成分被积极而有力地包裹起来，患者整体性地复归有意义、有目的的现实生活，即经历一种合体仪式，它“以曼荼罗和其他整合的整体创造性的表达为象征”。

    不过，罗森也特别指出，上述自我死亡在带来治愈的力量的同时，也暗含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因为“自我死亡不会轻易地被接受为一种治疗模式或生命模式”。在心理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必须对“将要出现的危险怀有巨大的敬意”，否则，在其最难以忍受之时，甚至会导致自杀。另外，如果患者抗拒自我重生，或者在一系列退行之中被引向了“之前的人格面具”，那么其很有可能成了“没有自我的精神病人”，或者因固着在“表面化和不恰当的角色和同一性当中”，迟早会再次陷入抑郁的苦痛之中。

    遵循着荣格心理学派，罗森在其治疗实践中也采用积极想象技术。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技术不同，积极想象技术更为丰富多样，其表现形式可以是绘画、音乐、舞蹈，也可以是陶塑、写作、摄影，还可以是梦境。总之，患者一切意象性的活动都可以成为心理分析的对象。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无需任何专业技巧，“只需创造性地回应他们自己的积极想象就可以了”。

    在这里，原型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是“远古的、充满情感母题，以及人类普遍具有的观念、意象和行为模式的倾向”，它有点类似于本能，但它是心灵的集体现象，而不是生物性的。并且，原型涉及“对立面的统一”，有如咬尾蛇意象，或者道家中的阴阳和谐。罗森引用荣格的观点，指出抑郁症患者的问题就在于原本作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原型出现了冲突，这种冲突来自于基于个人历史的情结，它“同我们个人无意识和内向投射的父母特征和冲突有关”。艺术治疗的关键就在于，个体通过这些创造性活动中所展现的意象，使折磨着其心灵的原型冲突上升到意识层面，从而实现转化。

    不过对于读者而言，整本书的最吸引人之处倒不在于对上述对治疗理念的阐述，而是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绘画的主角们的转化旅程。在书中，罗森用了一半的篇幅去深度展现这些自己实际工作中的个案。细致的描绘和极富洞察力的分析犹如推理小说，淋漓尽致地讲述着人类个体伟大的心灵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