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罗荪——写于先生逝世20周年

    时间过得真快，我的老领导、《文艺报》主编罗荪先生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从1978年到1983年，在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时期，我在他和冯牧两位主编的领导下，紧张而愉快地工作了六年。后来我调动了工作，他的夫人周玉屏于1994年逝世，他患了脑软化，回上海女儿家养病，1996年6月26日逝世于华东医院。我们这些他晚年身边的同事、友人、晚辈，没有机会向他送别。这些年来，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他的道德文章犹在心中。

    罗荪是20世纪著名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从30年代到80年代，他在文坛上战斗了60多年，而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是他一生中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8年在哈尔滨组织蓓蕾社，主编《国际协报·蓓蕾》文艺周刊，为“东北作家群”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9月转移到上海；1935年初又西迁武汉，主编《大光报·紫线》文艺副刊。1937年9月与冯乃超、锡金共同创办并主编《战斗》旬刊。1938年3月任《抗战文艺》编委。武汉沦陷前夕去重庆，1940年主编《文学月报》。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先后在南京文联、上海文联和作协任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文革中，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上海文艺工作恢复，但因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那段历史，迟迟得不到平反，只能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当一名编辑。这时的北京，被砸烂十年的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正在酝酿恢复活动，在老友、时任国家出版局顾问、《人民文学》主编、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筹备小组成员的张光年的帮助下，把他从上海调来北京。

    罗荪来到北京时，已年届66岁，却以高昂的热情和百折不回的毅力投入到百废待举的文学事业的重建中去。在晚年的这一段人生中，他身兼数职，公务冗杂，但他总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以《文艺报》为依托，积极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斗争，肃清“左”的思潮的影响，支持和推动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他还以他亲历的抗战文学为中心议题，在国际笔会等文学舞台上积极发表见解，开展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同时，他作为巴金的挚友和代表，积极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建，荣任现代文学馆的名誉馆长。

    是“论坛”不是“哨兵”

    罗荪是1978年4月25日到京的。没过几天，5月8日，张光年、冯牧、罗荪在礼士胡同129号召开了《文艺报》复刊的第一次座谈会，尽管两天前在张光年那里，罗荪已与少数几个人见过面，但应该说,这次会上是罗荪与未来的《文艺报》最初的工作人员的第一次会面。会上，除了冯牧和张光年比较系统地谈《文艺报》的办刊方针外，其他人也都各抒己见。罗荪在会上的发言很简短，是接着张光年的话茬，强调《文艺报》要向文艺界提供一个“论坛”，让大家发表意见，开展百家争鸣，要扭转过去“哨兵”的形象。中国文联全委会闭幕后，6月3日，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作协主席团会议上正式宣布：冯牧和罗荪双双就任《文艺报》主编。

    在工作中，冯、孔两主编之间常常长短相济、相得益彰。冯牧思想比较敏锐，思辨能力过人，社交范围广泛，勤于阅读作品，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文学新人，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领头雁”。罗荪虽然阅读作品相对较少，具体编辑事务也过问不细，却在团结老作家方面游刃有余，不仅常给我们带来一些前辈作家圈子里（如周扬、夏衍、巴金等）的不同思维和信息，在涉及到重大的原则问题时，他常常表现出一种坚定性，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安全感。1980年3月3日，他在《文艺报》编辑部的星期一例会上专门讲了争鸣的问题，提出每期刊物都要写个“编后记”，讲讲提倡争鸣的风气。在这前后，我曾给他送去一篇来稿，请他审阅后作出决定。他随后给我捎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锡诚同志；文章我看过，我觉得应当在最近一期上发表。我始终主张，对文艺问题有不同意见，应当开展讨论，那种盛气凌人的文风，是不值得提倡的。罗荪3月15日夜。附原稿一件。另外一篇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2月22日）上的短文，供参考。阅后仍退我。”他的这个便条，立刻让我回想起三年前他在《文艺报》复刊第一次座谈会上要把刊物办成一个文艺界的论坛、扭转过去那种“哨兵”形象的意见。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一以贯之的。

    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这前后，思想界、文艺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罗荪始终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和冯牧一起，推动文艺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余毒和“凡是派”进行斗争。那年的12月5日，《文艺报》与《文学评论》在新侨饭店联合举行“落实政策座谈会”。尽管那天大雪纷飞，寒气逼人，交通阻塞，到会的作家艺术家竟有140余人之多。由一群编辑自动出来呼吁并宣布为众多受迫害的、甚至迫害致死的作家作品平反昭雪，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会议的发言涉及到当时还讳莫如深的一些问题。会前，在政治迫害中生还的《刘志丹》作者李建彤对我们的担忧和忠告，因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而罹祸的责编宁干的顾虑重重，都无不在警告我们：政治无戏言呀。尽管作为普通编辑的我们并没有多少顾虑，但对于任何一个当主编的人来说，却不能不考虑这次行动的风险有多大。而罗荪和陈荒煤两人，一个是《文艺报》的主编，一个是《文学评论》的主编，毅然地主持了这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大会。罗荪致开场白，荒煤致结束语。两人的坚定态度和鲜明立场，不仅令我们肃然起敬，也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这两个刚从外地调来或召回北京的文坛宿将站出来主持这个平反大会，以及那么多受过迫害的老作家艺术家们在会上义愤填膺的发言，不仅是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策划者的最大支持，也在文学史上记下了一笔。

    三中全会开过两个月，《文艺报》于1979年3月16—23日召开了全国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文艺上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由冯牧和罗荪共同主持。罗荪致开场白，冯牧作主旨发言。罗荪说：“这场大辩论（指围绕着“两个凡是”的斗争）使我们至少也弄清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四人帮’垮台一年多，‘文艺黑线专政’论虽遭到批判，但还有人仍坚持说十七年‘黑线’还是有的，不能推翻。有人对文艺战线的同志总是另眼看待。‘四人帮’在文艺上的流毒，并没有肃清。文艺上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建国30年来文艺理论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当前文艺创作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都需要展开讨论。”（引自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简报》第一期，1979年3月17日）罗荪的开场白，还触及到当时已经露头的否定“伤痕文学”的思潮。他说：“近年来有些揭露‘四人帮’的短篇小说，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但有的人却认为是‘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悲剧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等，甚至有人认为它们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脱离了主题。”

    在一种顺乎时代的新的文艺思潮出现时，罗荪是站在前面的，是持欢迎和支持态度的。应予肯定的是，这次文学理论批评工作会议上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批评，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重视。1979年12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幕前夕，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周扬的报告时对过去的文艺方针进行了重新审视；邓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的致辞，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的文艺方针，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对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历史的回顾和全新的阐释，给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

    抗战文学情结

    罗荪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主要以文学编辑的身份出现于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评论家，他主编过《大光报·紫线》文艺副刊，与冯乃超、锡金共同创办并主编过《战斗》旬刊，担任过《抗战文艺》编委，在重庆主编过《文学月报》，在抗战文学的浪潮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推出和帮助过不少作者和作家，也因而成就了其在文学界的名声和地位。几十年来，抗战文学情结一直在他身上没有减退，在历史新时期的文学活动中时时重现在心头。那时，在我国文坛上，多数人正忙着为恢复文学固有的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职能尽力，对抗战文学这类问题无暇东顾，倒是国际和港台文艺界对其热切关注。这时的罗荪却对他亲身经历的这段文学盛况和文学史情有独钟。

    1980年6月16—19日，由辛格·波里巴亚克基金会和巴黎第三大学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研究讨论会”上，罗荪出席并宣读了以《抗战时期中国西南文坛》为题的论文，论述了以重庆为中心（包括成都、桂林和昆明）的西南地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出版、演出情况。时隔一年，1981年12月20日，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由内地、台湾和香港三地作家评论家参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第一个出访香港的作家访问团参加。全团由14位作家和学者组成。团长是文艺理论家黄药眠教授和杂文家唐弢。罗荪和我也是这个代表团成员。由于罗荪临时有事去不了香港，临行前他嘱我代他宣读他提交的长篇论文《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概略》。这篇论文与在巴黎宣读的论文不同，所论涵盖了包括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被分割的地区的文学：诗歌、报告文学、小说、话剧的重要作家、作品、成就和特点，以及不同时期出现的文艺思潮和文艺论争。

    罗荪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提交的这篇约为一万字（52页文艺报稿纸）的论文，也许没有巴黎会议论文的内容那样集中，但作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亲历者，他的观察、感受和评论却是无可代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到抗敌文协的成立和意义时说：“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形成了文艺界的大团结。……文协的成立，一方面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形成的最广泛的团结。另一方面是战争的烽火促使作家从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大大开阔了视野，扩大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在如此开阔的背景和视野下，以宽容的胸怀分别论述了从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老舍、柯仲平、丁玲、沙汀、艾芜、丘东平、陈白尘、欧阳予倩，到赵树理、李季等等许多不同倾向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实属不可多得。

    在我的印象中，这篇长文在罗荪生前好像没有发表过，也没有收入1983年4月由冯牧、阎纲和笔者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罗荪文学评论选》中，应该是他的一篇重要的佚文。

    这次香港会议，还有一桩巧事，原定与会的大陆作家孔罗荪和台湾作家陈纪滢在香港会面，他们二人于1928年在哈尔滨组织蓓蕾文艺社，同属于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群，1938年都到了武汉，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来一个在大陆，一个去了台湾。这次孔罗荪有事冲突、陈纪滢因台湾当局不发给护照，都没有到会，失去了在香港见面的机会。陈纪滢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之演变》，也只得由他人代读。所幸，1986年在中国作协外联部的安排下，分别40年的孔罗荪与陈纪滢终于在香港见面了。这已是后话。

    关心被遗忘的彭慧

    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女性作家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以各自独具风格的作品，赢得一代代读者的喜爱，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画廊。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一本综合性的女作家作品选可供读者阅读。有感于这种状况，我与《文艺报》文学评论组的同事高洪波、雷达、李炳银于1979年12月计划编选一部《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并得到了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曼先生的支持。我们遂向所知道的女作家发了信，征求她们的意见，选哪篇作品为好，并请她们提供一份简历。此举得到了许多女作家的热情呼应，很快便收到了她们的回信，或寄来她们自己认为具代表性的作品。集作家、翻译家、教授于一身的彭慧，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被党送去苏联莫斯科孙中山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后30年代进入左联成为执委，1932年在《北斗》上发表短篇小说《米》，1949年7月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50年代担任《文艺学习》编委，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于1968年含冤而死，理应收入我们所编的选集中。可是，在第一、二集中却没有收录。1980年3月29日，罗荪收到东北作家群的老友、鲁迅研究专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汉口与他、冯乃超合编《战斗》旬刊的蒋锡金的一封信，以及已故女作家彭慧和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提供的她母亲的一份简历。在汉口时，蒋锡金曾与穆木天合编过《时调》（诗歌半月刊）和《诗歌综合丛刊》，与彭慧和穆木天这对革命作家夫妇结下了友谊。作为晚辈，穆立立不认识罗荪，为推荐和提供她妈妈的作品，转着弯儿写信给她父母辈的老友锡金，锡金再写信给罗荪。罗荪收到锡金的信后很重视，立即把信和穆立立的材料转交给我，嘱咐我积极办理。

    因1980年尚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事情刚上轨道，我们编辑工作既忙又乱，主要还由于我们（特别是我本人）的眼界狭窄、编选工作的疏漏和失误，没有把在建国后还继续写作、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女作家彭慧的作品选入，而第三集出版后再也没有继续编下去，对此感到极大的遗憾和懊恼，也对未能完成罗荪和锡金两位前辈的嘱托深为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