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文学生涯之先声

    杨绛先生去世,读者以不同的方式怀念她,我却想回顾一下杨绛鲜为人知的一段文学初旅。

    七十五年前，杨绛三十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杨绛没有浪费她的才华，她创作的话剧《弄真成假》《称心如意》，当年在上海非常卖座，好评如潮。那个时代，影剧各占半壁江山。杨绛的话剧创作虽然不幸“生不逢时”，但是她有幸处在一大群优秀导演和优秀演员的中间。我没有资格评论话剧艺术，我能做的是把当年少为人知的一面，杨绛先生和话剧有关的点点滴滴告诉今天的人们——话剧创作是杨绛文学生涯的前哨站。

    某种意义上说，话剧更“阳春白雪”，更具直接性，看话剧的《茶馆》与看电影（电视）的《茶馆》，不是一回事（感受）。话剧最要紧的是“说话”，说台词要使最后一排的观众也听得清，近乎喊。于是之出演《青春之歌》余永泽一角，论家即说有话剧表演的痕迹。金山出演《风暴》施洋大律师，也有专家这么讲，我听金山大喊“你们杀得了一个施洋，却杀不完四万万伟大的民众”，听出了一点话剧味。

    上面有大量杨绛信息的《杂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要说张爱玲的名作《金锁记》《倾城之恋》首发在这本杂志上，也许你就会对《杂志》的重要性有所明白。前几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年，《弄真成假》时隔六十多年再次搬上话剧舞台，时年九十六岁的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1943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

    《杂志》社在1944年2月举办了一次《舞台艺术座谈》，参加者有许多杨绛的同行：韩非、石挥、沈浩（《舞台姐妹》里的“沈家姆妈”）、丁力（黄裳的老朋友）、韦伟（《小城之春》女主演）等等。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杨绛（杨季康）的名字。杨季康是杨绛的本名。1938年《称心如意》戏正式要上演，要印刷宣传品，李健吾要杨绛为自己起个笔名。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从此，杨绛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不使用了。

    董乐山（麦耶）在《杂志》上边每期都写有影剧评论，涉及杨绛的有：“剩下的就只有半数：《浮生六记》《香妃》《弄真成假》，与《飘》才是十月剧坛热闹的中心。”（1943年10月）“在《弄真成假》以后，我们接着能看到三个喜剧的同时上演，这不能算是喜剧抬头的现象罢！”（1943年12月）等多处。董乐山当年还是个大学生，但是艺术鉴赏力非同一般，他对杨绛《弄真成假》的评论和观点，被沿用到今天。董乐山在《“弄真成假”与喜剧的前途》中说：“杨绛女士继《称心如意》后写《弄真成假》，同是近年来难得的喜剧。李健吾先生把杨绛女士推崇为中国喜剧的第二道纪程碑。”第一道纪程碑是著名剧作家丁西林。

    读者在熟知《洗澡》《我们仨》之余，不妨了解一点儿杨绛最初的文学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