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原本“两无功”

    一

    “风月”一词，在鲁迅的《准风月谈》看来，“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则与男女情事有关。

    “风月”出于何处，出于何时，寻源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的《辞源》说“风月”典出《红楼梦》第五回“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此句出自第五回《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太虚幻境的“孽海情天”楹联的下联。其实在这第五回之前，“风月”一词已经出现。就在《红楼梦》里，“风月”一词最先出现在第一回，而不是《辞源》所讲在第五回。《红楼梦》在其楔子的第一回讲述书名来历时写道：“历代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显然这才是《红楼梦》“风月”一词的最先出处（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戚蓼生序本》第三回回前诗里有“天地循环秋复春，生生死死旧重新。君家著笔描风月，宝玉颦颦解爱人。”）。《红楼梦》原名叫“石头记”，后来叫“情僧录”，再因朋友（孔梅溪）题签“风月宝鉴”于“悼红轩”，于是才有了后来的《红楼梦》。可见，《红楼梦》成书与“风月”直接关联。为了进一步显示“风月”于《红楼梦》一书的重要，在介绍甄士隐时，《红楼梦》写道，葫芦庙“傍住着一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大义”。“脂砚斋”于此的傍批，甄士隐指“将真事隐去”，“封氏”指“风月风俗来”。“风月”一词，以及“风月”一词的能指与所指，实为《红楼梦》的关键词和关节。难怪“红楼梦引子”唱道：“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甚至可以说，大观园内（也包括外）的叙事文本就是以“风月”文本来建构的。

    “风月”一词与男女情事相关与纠缠，是约定俗成的一种解读。“风月”倘若是其它意义与旨趣，不在本文涉及范围，譬如《红楼梦》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黛玉说的“对的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风月来塞责”里的“风月”；再譬如“风月”作为宋元戏曲里艺妓的代名词，也不在本文所论之列。那么“风月”一词最先出自何处？大致可以肯定，“风月”一词大约宋元以后。拿《西厢记》的演变史来说，从唐·元稹的《会真记》（即《莺莺传》）到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到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到元·王实甫的《西厢记》再到明·李日华、陆采的双《南西厢记》，“风月”一词最先出在“王西厢”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杂剧·楔子》“若是杜将军不把干戈退，张解元干将风月担”。“风月”在此与张珙先生与莺莺小姐事儿样即与男女情事相关。一问世就被称为“秽书”的《金瓶梅》，开宗明义的第一回（《金瓶梅》共一百回）就叫“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不过也奇了怪了，《金瓶梅》好像就此一次“风月”，之后章回里却不再现风月）。众所周知，十七世纪初期印行的《金瓶梅》，源自大约十四世纪的《水浒传》中的一个小得不得了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由《水浒传》里的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中的一段关于潘金莲、西门庆和王婆的故事重新演义的。《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或者西门庆，不过是英雄武松出场的楔子罢了。而在《金瓶梅》里，潘金莲和西门庆则是主角的主角了。

    “风月”与“风情”（也许还有“风尘”）有血缘关系。无论《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王婆神授“挨光”十计，还是《金瓶梅》第三回几乎照搬的“挨光”十计（《金瓶梅》第三回的目录直写“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显然，有时“风月”与“风情”就是一对双胞兄弟。虽说这样，好像也还是有区别的。“风情”，可能雅一些；“风月”，也许便俗一些？或者说，“风情”泛指男女情爱，“风月”一词嫌专指男女情爱不太干净。“风月”一词从宋元、至迟从元（十三世纪）正式进入汉语词典。不解的是，1973年初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收“风化”“风流”，却无“风月”一词。直到2002年的增补版，“风月”一词才正式列入。不过，“风月”一词虽然进入了汉语的语场和语景，依然不像“风情”那般堂而皇之。翻捡元、明、清三代戏曲文本，就会看到，“风月”虽然已经使用，用时不但谨慎，而且用量很少。像《红楼梦》开宗就喋喋不休说“风月”的真是不多。先有“风月笔墨”，后有“风月宝鉴”。到了第五回，就直接说成是“风月债”了。有《红》一部大书、一部奇书，八字可叹：真事隐去，风月便来。

    二

    “风月”语出自欧阳永叔的《玉楼春·樽前》：“樽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元之高明与宋之欧阳修的“不关风化”与“不关风月”有些反其道而用之的意味，但自元、明以降，中国的文学，特别是以词、曲、念白为主体构件的戏曲，显然除了向“正人君子”挑战之外，使用并运用来自底层的、来自生命感性的和与之相符合的语言，摒弃或者抛弃假模假样的道统或伪道统，成就了文学的一种新气象和新面貌。这在马致远、高明、冯梦龙、汤显祖、洪昇、孔尚仁等的戏曲里看得非常清楚。这样，“风月”一词正式走进文人士大夫的文本。在张珙与崔莺莺的传奇里，继王西厢用了“风月”一词后，将北曲改成南曲（即后来逐渐形成的“昆曲”）的李日华和陆采以及金圣叹，都沿用或者添入了新元素地使用了“风月”。下面即是：

    若是杜将军不把干戈退，张解元干将风月担（王西厢）

    杜将军不把兵戈退，张解元干将那风月担（李西厢）

    若杜将军不把干戈退，你张解元也干将风月担（金西厢）

    事实上，“风月”一词，无论还在汉语历史的底层或深处，自元、明以降，虽然还有扭捏，但是它却不再躲藏地走进了汉文学殿堂，走进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大众。

    三

    “风月”一词意指男女情事，从笔者的阅读看，大约出现于宋。文学家、史学家（当然还是政治家）的欧阳修（1007－1072）在其《蝶恋花·画阁》下阕写道：“独倚阑干心绪乱，芳草芊绵，尚忆江南岸。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此处“风月”不是风物景象之“风月”，而是借喻男女情事之“风月”。联系到“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看来，欧阳修所书的“风月”，可能是“风月”一词的祖师爷。说到冯梦龙（1574－1646）的《警世通言》里与“风月”一词的际遇，还有另一话题需说。一部多篇涉及男女情事的小说集（在四十卷里至少有十卷），“风月”一词用得极为吝啬，大约仅此一次，而且还是引用。我们知道，自十五世纪（西人认为，十五世纪后期十六世纪初是古代与近代的分期界线）以来，如果没有《红楼梦》，明代的小说就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高峰，无论影响深远的“三言二拍”（《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还是“四大奇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共同构成中国小说史的第一座高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及明代的小说时指出，明代小说，抛弃志怪，走入市井，“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并书写“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鲁迅一说，表明中国小说发展到明代，小说的总体形态、叙事方式和价值取向，已经接近到“人”和“人性”的书写。这种书写，显然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文学有些类似了。鲁迅先生还专门指出，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确系“世所艳称”，显示了鲁迅对明代小说的肯定。因此，“风月”一词，以及由“风月”搭建起来的叙事框架及叙事语言，便是这些小说的指向了。据称现藏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所的明刻《万锦情林》（见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孤本小说》一册）里，“风月”一词便不时出现。如：

    妾今幽居别室，风月不通。

    自回京都，至今风月江湖上，万古渔樵作话文。

    其实，“风月”一词最直抵男女情事所指，且又多次“露脸”的是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的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卖油郎》开篇即是专门诉说“风月”的《西江月》：“年少争夸风月，场中波浪偏多。有钱无貌意难和，有貌无钱不可。就是有钱有貌，还须著意揣摩。知情识俏哥哥，此道谁人赛我。”接着作者补充道：“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风月机关中撮要之论。”再接着又对“风月”作了多角度的补充：“风月场中，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一床锦被遮盖，风月场中反为美谈”等。“风月”一词不仅多次露面，而且“风月”一词与“场”连在一起的“风月场”，可能是这词组的第一次命名。“风月”一词，还可因事因地因情可以的拆分。《万锦情林》里就有一段是这样的：“呜呼！百岁伉俪，一旦分张，千载佳期，时难再得。想迎风待月之时，握雨携云之会。其可得乎。”显见，“迎风待月”“握雨携云”相偶，可见“风月”拆开后，仍指的男女情事。“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语）写词高手的满族公子纳兰性德，“风月”一词拆开更别具新意：“待结个、他生知已。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阅微草堂笔记》沿袭志怪，但注入新机。其中有一篇专门讲有风月的故事——近乎形而上的故事：一人落魄时遇一妓女，妓女对其很好，那人发誓发达之后一定娶之进家门。相遇女子椒树（那妓女名）没有接受其好意而谢绝道：“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识富家儿，欲人知脂粉绮罗中，尚有巨眼人耳。至白头之约，则非所敢闻。妾性冶荡，必不能作良家妇，如己执箕帚，仍怀风月，君何以堪！如幽闭闺阁，如坐囹圄，妾又何以堪！与其始相欢合，终至仳离，何如各留不尽之情，作长相思哉！”两种“何以堪”道出“风月”一语真谛：于一活生生的年轻女子，“风月”不关廉耻，“风月”与人的尊严相关。从唐·元稹的《会真记》始，故事的主人翁张珙与崔莺莺外，还有一个角色红娘。到了元王实甫的《西厢记》时，红娘不再是一个次要角色，而是一个相当份量的重要角色了。到了李日华和陆采的《南西厢》时，红娘的戏份越来越重。红娘在王西厢及后的两南西厢，不只是一个在张生莺莺间穿针引线的配角，而是一场伟大风月的见证人，红娘还是张生与莺莺情事性事的谋划者和推动者。李西厢第二十三出“情诗暗许”，红娘在张与莺传递情诗后，莺莺责怪（故做），张生责怪（认为事儿没有办妥），这时红娘一腔委曲。红娘唱道：“你用心拨雨撩云，我好意与你传书递缄；小姐啊：不肯搜自己狂为，待要寻人破绽。几番背地里愁眉泪眼，人面前巧语花言。张生啊呀非慢，从今后会难，己见个酒阑人散。”在张生请求与莺莺再送书信时，红娘唱道“这的是先生命运悭，须不是我红娘违慢。这缄贴儿做了招状，又是俺的公案。先生受罪，理之当然；贱妾何辜，若不是觑我面颜，险把我红娘来拖犯。休叹，云敛巫山，偷香手段何曾惯，莫把从前风月担。”在这场旷世“风月”中，丫鬟红娘有多么样的担当。这样的担当便是人的尊严的真实写照。其实，在这场伟大的“风月”中，红娘还常常面临男性张生的性骚扰。李西厢二十九出“良宵云雨”里张生苦等莺莺不到，张生对先来送信的红娘有一段念白：“（生）是谁？（贴）是你前世的娘！（生）小姐来了么？（贴）又不得来。（生）若不来，你就替替。（贴）张先生，放尊重些！”陆西厢二十二出也类似的一段念白：“（生）小生死也，愿借裙儿一用。（贴）要怎么的？（生要角来自缢。）（贴）呸！哄我脱了裙儿耍我哩。（生）不敢，烦小娘子送我书房中去。（贴）禽兽！姐姐不肯，倒要我替。”这般的不躲闪和义正辞严，这样的尊严，直到今天都让人刮目相看。清戏曲作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说“旦”角分支有叫“风月旦”的，并称“贴旦为之风月旦”。显然，“风月旦”在李斗眼里（当然要王实甫等人眼里，“贴”角天生就被命定与“旦”不能同日而语），并不是一个可以与“旦”平起平坐的角色。但正是这样的贴旦角色，有主见、有个性、有操守，最重要的是乐于助人并深谙“风月”。同样，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贴旦”春香，无论对旦杜丽娘，还是对生柳梦梅，抑或对老旦对净，春香是何等的忠诚、坚韧和坚毅！一直坚持到了杜丽娘三年后的还魂与柳梦梅结为夫妻。其至在冗长的五十五出的《牡丹亭》里，一些时候，我们见不到杜丽娘、见不到柳梦梅，但我们见得到贴旦春香。在二十出杜丽娘因相思而亡时，春香唱道：“小姐，再不叫咱把剔花灯红泪缴，再不叫咱牛花侧眼调歌鸟，再不中咱转镜移肩和你点绛桃。想着你夜深深放剪刀，晓清清临画稿。（念白）提起那春容，被老爷看见了，怕奶奶伤情，分付殉了葬罢，俺上驵临终之言，依旧向湖山厂儿靠也，怕等得个拾翠人来把画粉销。”这便是“贴旦”“风月旦”的气质和成全他人的担当。

    四

    作为中国专述“风月”的两部伟大作品，无论《西厢记》还是《牡丹亭》，都以大团圆作为结局。而且《牡丹亭》从一开始的梦中相思到后来的人鬼相恋，虽说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借用钱先生语）且又男女情事性事“悱恻缠绵之致”（钱锺书《管锥篇》第三册），但最终得以大团圆结局，给人风月无边的遐想，给人美好梦境的眺望。不过，我一直想不太通的是，就在《牡丹亭》快要结尾的五十二出，杜丽娘老爹一不相信柳梦梅会是状元，二不相信自家千金小姐已经还魂，三不相信杜柳已成夫妻。于是便有了五十二出的《硬拷》。在此出中，柳梦梅有一大段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极度凄怆、极度悲鸣也极度忿恨的唱词。面对岳父大人的质问，柳梦梅唱道：

    我为他礼春容叫的凶，我为他展幽期耽怕恐。我为他点神香开墓封，我为他唾灵丹活心孔。我为他偎慰的体酥融，我为他洗发的神清莹。我为他度情肠款款通，我为他启玉肱轻轻送。我为他软温香把阳气攻，我为他抢性命把阴程迸。神通，医得他女孩儿能活动。通也么通，到如今风月两无功。

    “风月”如此感人，“风月”又如此无奈。一腔真情，一场生死苦恋，却沉沦在柳梦梅的凄怆和悲鸣的“风月两无功”？这确有些蹊跷。也许，“风月”一词作为男女情事的借喻，并不被世人和文人们看好。像红娘、春香这样的角色，书（戏）名叫“贴”即“贴旦”，而“贴旦”又叫“风月旦”。也就是说，“风月”及“风月旦”大约是进不了“天地君亲师”的家神牌位。而且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没有红娘春香这样的“风月旦”，张生与莺莺，杜丽娘与柳梦梅的“风月”故事就不可能发生。但为什么“风月”一语所指，似乎与（所谓）正人君子的男女情事挂不上“号”呢？就连一向大胆一向自由的曹雪芹也有重要的章回和桥段，对“风月”一词及“风月”借喻语境有些揶揄。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风月”对于纯情纯粹的贾宝玉来说，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风月”对于只知云雨的贾瑞来说，那就是淫，那就是由淫直到死——这便是中国道统里的“万恶淫为首”的另一种叙事，以及由此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因此，就不难读到在中国文人里的另外一种表达。其实，“风月”一词与政治相勾连，即与政治相对，鲁迅《准风月谈》的《前记》说得清楚：“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不过，这种只谈（或借此谈）“风月”不谈政治的“伎俩”，显然不完全源于只谈“风月”、莫谈“国事”的上海滩。孔尚仁的《桃花扇》共四十出，在第四出时，就有“平章风月有何关，助你看花对盏，新声一部空劳赞”。当故事讲完，戏文听完时，即在第四十出，作家“庄重”地念白道：“就在这龙潭江畔，捕鱼三载，把些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确实，这样一部涉及前明及南明王朝的兴亡史，都付与了侯公子与香君小姐的风月故事中。国破家亡，风月尚可一、二相谈，政治却是不可谈或不能谈的（曹雪芹的“真事隐风月谈”大约也是这义）。

    “风月”一词以及此词的所指，自元、明、清以降，正式走进了中国文人、文学和文化的视野。不过奇怪的是，在明清随笔（小品）中，“风月”一词则很少得见。像《浮生六记》主人公那这般几乎专记与妻芸娘恩爱患难与共故事，“风月”一词自然不会走进主人公的字里行间（恩爱夫妻之间断不可有艳词淫调的）。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影梅奄忆语》，专记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相遇相识相知故事，却只有“风尘”一词，也无“风月”一语。在《二刻拍案惊奇》里，凌濛初还使用了一个更少见的词来替代“风月”。这个词叫“烟月”：“闺中侠女，竟留烟月之场；枕上情人，险作囹圄之鬼。”（《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不过，更让人不解的是，疑写过淫秽小说《肉蒲团》的作者李渔（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章），在其洋洋大观的《闲情偶寄》里，谈天说地、花鸟虫鱼、戏曲诗文、骨董美食、行乐颐养，等等的等等，几乎无所不及，却无“风月”一词。看来，“风月”一词，在一些正统文人（相信能写戏文的文人决不是腐儒）面前，仍有些禁忌的。《红楼梦》第九十三回“甄家仆投贾家门水月庵掀翻风月案”里就借平儿之口就把“风月”说成“腌脏”。重要的是，在强势的政治语境下，“风月”一词，是一弱势话语，其实还真上不了台面的。或者，借用“风月”一词羼入进政治语境里，也仅是一无可奈何的转喻罢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汉语的整个语境里，慎用“风月”，并非怪事。大约，要么“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要么“风月两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