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祸论》到《新德汉词典》

    我和商务印书馆的交情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我参与或主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译作有《黄祸论》（1964）、《汉德成语词典》（1981）、《德语会话手册》（1981）、《汉德分类词汇手册》（1978）、《俾斯麦传》（1982）、《德意志史（第四卷）》（1986）、《魏玛共和国史》（1994）、《新汉德词典》（1985）、《简明汉德词典》（2004）等。计划出版的还有《杜登德语规范词典》（修订版）、《德语情景会话》等。

    严谨认真的商务人

    我最早给商务印书馆译书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时我刚从外交部调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不久。商务打算出版一本内部发行的著作，书名为《黄祸论》。北外德语系承担了翻译任务，组织了几名青年教师参加，我也名列其中。1964年，《黄祸论》中文版问世了。由于该书只作为参考读物内部发行，印数不多，影响也不大。按照当时惯例，书上不署译者的名字。是否有稿酬，因年代久远，我也记不清了。但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至今记忆犹新。

    该书出版后，责任编辑、资深翻译家施其南约请译者去颐和园碰面。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泛舟昆明湖上，清风徐来，享受着美丽的湖光山色，人们心情舒畅，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这时施老委婉地提到《黄祸论》一书中的翻译问题。他认为有些词语的译法不太准确，例如德语词“derMarschall”在一般词典中只有一种释义：“元帅”。我们也是这样翻译的。他指出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即“宫廷大臣”（俗称“大内总管”）。由于我们在翻译时望文生义，对原文不求甚解，因而出现了理解错误。通过这一件事，商务老一辈编辑的这种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受益。在后来数十年的翻译工作中，我常常回想起这段插曲，提醒自己不可有丝毫的懈怠，施老可以说是我的“一字之师”。

    另一位令我敬佩的商务人是我的好友宋钟璜。他从北外德语系毕业后曾在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任文化秘书，那时我在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任中文秘书，我和他的许多北外同学都很熟。回国后他调到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工作。“文革”后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多。在我的心目中，老宋是个做事非常认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典型商务人。他曾参与编纂《德汉词典》《德语会话手册》等。尤其使我钦佩的是他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多少年来，我国翻译界有一种人云亦云、人译亦译的不良风气，并美其名曰“约定俗成”，殊不知某些通用的译名其实是错译。例如，过去把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词语“dasbürgerlicheRe⁃cht”译成“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是在我国早期马列译著中频频使用的概念,“文革”期间“四人帮”曾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大做文章。对于此译名的恰当性,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已有人提出质疑。但是这一建议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受到忽视,直到197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列斯著作编译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一文，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至今仍有不少人还在沿用这个错误的译名。由此可见，要改正一个已流传很久的错译有多么困难，需要有多大的勇气！老宋在这一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不仅大力支持我在翻译《俾斯麦传》和《德意志史》时改正有些我认为不准确的译名，如把“腓特烈大帝”改为“腓特烈大王”（腓特烈二世并非皇帝），把“das deutscheReich”（德意志帝国）改译为“德国”（1918年后帝国已不复存在，Reich也有“国家”的含义），把“derFührer”（元首）改译为“领袖”（希特勒在1934年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前还不是国家元首，他在上台前提出过“一个领袖”的口号，元首和领袖不是一回事）。他自己也写过文章，说明现今常用的一些译名是不准确的，如把希特勒所主张的“Nationalsozialis⁃mus”（民族社会主义）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卫军”应改为“党卫队”等等。

    像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有百余年历史的名牌出版社，能获得众多读者长久的信赖和热爱，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国内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能望其项背。这与它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辑队伍是分不开的。商务印书馆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它不仅出版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好书，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编辑。这些编辑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编辑的辛勤劳动，也就没有商务印书馆的今天。

    脍炙人口的商务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多经典图书，读者耳熟能详，毋庸赘述。我在这里只提一本辞书，那就是1985年出版的《新汉德词典》。

    《新汉德词典》的编写耗时12年，始于1972年，1984年完稿，198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部辞书的影响，如果你在海外，特别是在华人地区，那你就会深有体会。

    2007年，我应德国斯图加特作家之家的邀请，在德国访问了三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和我太太苏文华外出散步，信步来到一条比较偏僻的街道，发现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小店。我们进店后看到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本红色封面的大词典，《新汉德词典》和“商务印书馆”几个大字赫然在目，我感到十分惊喜，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年轻的女店主得知我就是这本词典的主编之一时也十分高兴，向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特别提到，她出国后离不开这本词典，感谢商务印书馆向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本好的工具书。后来，我曾去过位于德国和荷兰两国边界的施特拉伦欧洲译者之家，那里的图书室也有一本《新汉德词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留学德国的华人圈子里，很少有人不知道这本著名的“红皮词典”的。《新汉德词典》问世至今已有30多年了，国内外还没有哪一本汉德词典的影响能超过它的。

    当今辞书市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些出版社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编辑的水准难以尽如人意，出版的辞书不能保证质量。像商务印书馆这样认真严谨、严格把关的出版社，“工具书王国”的称号可说是实至名归。

    值此商务印书馆建馆120周年之际，我回想起自己与商务印书馆多年的缘分，唤起我对我所熟悉的商务人的思念之情。遗憾的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已驾鹤西去。我衷心地祝愿新一代商务人继续前辈所开创的事业，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出版行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发扬自己独有的商务精神，与时俱进，踏踏实实为广大读者服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