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致郑天挺的三封信

    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就任北大文学院教授时，郑天挺刚好入学，成为胡适在北大的第一批学生。1933年，郑天挺为北大国文系副教授，胡适是文学院院长。1946年9月，胡适任北大校长时，郑天挺是秘书长，当时胡适常不在北平，许多行政事务乃委派郑天挺办理。胡、郑30年的交往至今未引起学界重视。二人原本有许多通信，少部分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所编，中华书局，1979-1980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黃山书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全集》（季羨林主编，第23-26册也收录胡适的书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而保留在郑天挺家的信，“文革”中大部分被毁。笔者在整理郑天挺遗稿时，发现胡适致郑天挺尚存的三封信，对此学界关注较少，却不失为探讨二人交谊的重要材料。

 

    1937年：第一封信

 

    1937年，郑天挺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兼校秘书长。“七七事变”爆发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皆不在北平，行政重担都由郑天挺一人承担。同年9月9日，胡适化名“藏晖”，以商人口吻给郑天挺写了一封信。据《胡适日记》载，1937年9月8日夜，他准备从南京乘船去汉口，但日机时常骚扰，一直等到深夜12点才开船。9月9日早上九点船到了芜湖，吴半农上船来，船上有张静江一家，胡适与张静江谈了一会儿，夜晚很早就睡了。船过安庆他也不知道，日记中未提及他给郑天挺写信之事。9月10日，午后三点，船到九江，胡适登岸将信发出。这封信胡适生前相当看重，早已为学界所知，但在已刊胡适书信集中，只在《胡适全集》之书信部分和耿云志与欧阳哲生所编《胡适书信集》中收录了此函删节本。现将全函录之如次（划线部分乃删节之语）：

 

    毅生先生：

 

    久不通问，时切遐思，此虽套语，今日用之，最切当也。

 

    弟前夜与孟（蒋梦麟校长）、枚（周枚孙，即炳琳）诸公分别，携大儿子西行，明日可到汉口。想把儿子留在武汉，待第二次入学招考，否则在武汉做旁听生。

 

    弟与端（钱端升）、缨（张子缨，即忠绂）两弟拟自汉南行，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姑尽人事而已。此行大概须在海外勾留三、四个月。

 

    台君（台静农）见访，知兄与知老（周作人）、莘（罗常培）、建（魏建功）诸公，皆决心居留，此是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期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能完成的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

 

    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变节为一家餬口之计也。

 

    弟唯一希望是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

 

    弟与孟兄（蒋梦麟）已托兴业兄（浙江兴业银行）为诸兄留一方之地（一万元），以后当可继续如此办理。

 

    船中无事，早起草此，问讯诸兄安好，并告行，不尽所欲言，伏惟鉴察。

 

    弟藏晖敬上

 

    廿六，九，九 长江舟中

 

    郑天挺当即把信给尚在北平的罗常培、魏建功等人看，大家备受鼓舞。不过，留守北平，只是胡适的希望，当时形势已不允许，故郑天挺等并未遵照执行。郑天挺先以学校财力，发给在校生每人20元经费，使他们全部离校，并妥善安排全体教职员工撤离后，1937年11月17日，方与罗常培、罗庸、魏建

 

    功等人先到天津，然后乘船经香港转广西至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改任历史系教授。后随学校搬迁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对胡适的来信，郑天挺直到1945年才给予回复：

 

    适师赐鉴：

 

    去年缪云台先生返国，奉到九月十七日手谕，欢慰无量。

 

    赵、戴《水经注》公案，争辨百五十年未清，吾师于海东万里外，为之剖析明白，使之大学者沉冤得雪，诚抗战以来学术界第一快事，第一盛事。现已将此校抄送人文科学学报发表，史学会会报亦拟登载。——人文科学学报已出版一期，执笔者皆联大同人，史学会会报尚未出版，各地分别编辑，第二期由姚从吾、雷海宗主编。

 

    今后中兴北大必须向外物色人才，实为不移之论。孟邻师亦同此感。想最近两师暨树人、今甫、端升诸兄在美必更有进一步之决定，至念至念。杨联升兄在哈佛专研何科，最近亦能返国否，尤盼示知。

 

    受业自七七变后奉吾师长江轮上赐书，遂立意专心学问，脱离行政职务，五六年来虽未能如愿，然此意未尝稍懈。近岁留心明清史，颇思有所贡献，私拟成清史语解一书及明清史一部，已写数节，尚难脱稿。尤望抗战后能赴美一行，藉广闻见。尚祈吾师随时督教，是祷。肃此

 

    钧祺

 

    受业郑天挺卅四、一、七

 

    此函原件影印本尽管被录入《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之中，但在已经整理出版的任何其它胡适往来书信集中，皆未收录。此函相当重要，涉及三件事：

 

    第一，郑天挺赞同胡适有关赵一清与戴震《水经注》研究，并极力主张尽快将胡适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广学林。据《胡适年谱》，1943年11月5日，胡适收到王重民信，信中附有《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一文，因而引起了他对《水经注》的再认识。次年3月13日，开始写《全校水经注辨伪》一文。7月17日，给雷海宗、田培林写信，提及此文，证明薛福成刻本《全氏七校〈水经注〉》“从头到尾是伪造的”，从而为全祖望（1705-1755）、赵一清和戴震皆“洗冤”。胡适自言：“我费了七个月的‘笨工夫’，居然能替十八世纪三个大学者洗清二百年的冤枉，总算一件快事。”（曹伯言、季维龙编：《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13页）郑天挺信中所言，即指此文。事实上，郑天挺早在1936年7月就在《国学季刊》五卷四号上，发表过《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文，解答前人怀

 

    疑赵一清抄袭杭世骏之嫌疑。因为都关涉到赵一清，故而郑天挺特别关注胡适的此项研究。

 

    第二，乃是抗战结束前，北大已经考虑千方百计从国外引进人才，强化师资，从而实现北大的振兴。当时北大教授饶毓泰、杨振声、钱端升与校长蒋梦麟都在美国，故而希望大家皆在美物色人才，为北大服务。郑天挺特别提及尚在哈佛的杨联升，期盼他能回国工作。

 

    第三，对于郑天挺个人来说，因为他最终接到了胡适1937年9月9日的来信，尽管他并未听从胡适的话留在北平，但是胡适劝他潜心学术，则遵照行之，坚定以明清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因而在一定意义说，此函乃是对胡适1937年9月9日信函的回复。郑天挺此后几十年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但始终坚持学术研究。

 

    事实上，当时胡适到了汉口，再飞香港，由香港飞美国，1938年10月改任驻美大使。尽管胡适并不在西南联大工作了，但他的影响却一直在。1939年12月17日，乃当时北大的纪念日，也是胡适的生日。以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为首，签名给胡适发去一封信，信中说：“今天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们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如忘不了学校的生日一样。我们刚开过纪念会就写这封信来庆祝先生的生辰。”（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书前所附信件影印图片。）信中有18人签名，其中包括郑天挺。《郑天挺日记》（未刊稿）对此记载甚详：

 

    八时起，九时至新校舍。今日为北京大学成立四十一周年纪念日，假新校舍第一食堂举行纪念会，先为视之。尹辅（即包尹辅，曾任北大秘书处、联大事务组处员）、光甫已先在。布置大致就绪，乃归……午饭后，步至新校舍。二时开会，孟邻师主席，到二百许人。枚荪、今甫均有演说。三时半摄影后散会，进茶点并余兴。孟邻师先归。到会校友诸人议聚餐，并请孟邻师。遂同往师寓邀请。进加非后，往同义楼聚餐。饮馔甚丰。到者，民八：杨振声、罗常培、陈筼谷；民九：周炳琳、罗庸及余；民十一：赵乃抟、章廷谦；民十二：赵淞；民十五：陈雪屏；民廿三：邵德厚。胡适之师今日生日，联名祝之，年四十八矣。

 

    可见，当时郑天挺与胡适，亦公亦私，已经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

 

    1948年：第二封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9月，胡适被推举为北大校长，在未返国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务。1946年10月，胡适就任，郑天挺仍为秘书长。一天，郑天挺拿着一本刚出版的《清史探微》求胡适指正，并说：“我仍希望搞学问。”并向胡适辞职，胡适并未接书，只是说书已看过，却不准其辞职。郑天挺遂仍兼秘书长，不久又兼史学系主任。因为胡适的政务与社会活动多，很少在北平，主要行政事务全由郑天挺处理，这样，他们之间的书函往来就很多了。郑天挺处理了比较重要的事情，皆会发电报或者写信向胡适报告。胡适有些重要的事情，也会派郑天挺出面交涉。可以说，这个阶段，郑天挺是胡适在北大治校最重要的助手和代理人。

 

    1947年12月，胡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力辞。回到北大，胡适跟郑天挺详谈此事，郑天挺遂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一函：“藏晖先生以本月十六晚会晤详情相告，意其焦虑。对于‘改行’一节，视之尤重，闻已数度失眠。窃谓‘安定人心’一层，关系亦大。北方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一隅之愚，不知先生以为如何？藏晖先生十九日登机前，二十日回家后，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未出门。知在注念，并以附陈。”（《胡适来往书信选》，第293页）意为胡适抵挡，希望王世杰向蒋介石解释胡适的本意。获知胡适心脏病犯了，王世杰马上给胡适来电，加以安慰。

 

    1948年3月21日，胡适与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同机飞抵上海。这天《胡适日记》载：“南飞，到上海已快天黑了。”住在上海国际饭店，乃为出席北平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当晚，胡适给郑天挺写了一信：

 

    毅生兄：

 

    今日下午六点半到龙华机场，天尚未全黑，一路平安，乞勿念。

 

    昨天你给我美金一百元，附有一纸帐，如下：

 

    付恭三，乙百元。

 

    换回支票，乙百捌拾元。付适之，乙百元。

 

    存余贰佰捌拾贰元。

 

    这里你至少忘了一笔代付顾子刚的六百五十万元法币等值之数，乞一查。恐尚有别的。

 

    总之，你不可赔贴！

 

    匆匆  祝你好！祝各位同人都好。

 

    适之

 

    卅七.三.廿一夜.

 

    恭三，乃是邓广铭。这虽然是一封并不太重要的信，却反映了郑天挺的品格。郑天挺身为北大秘书长，每天经手大笔经费，不但从不贪污挪用，反而经常自己赔钱，以至于作为校长的胡适都叮嘱他自己不能“赔贴”。

 

    过了几天，胡适又去了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和“国大”会议。恰在这段时间，因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拒绝按照实际生活指数，按月调整薪资，北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的讲师、助教、助理研究人员等员工，从4月6日开始，“讲、助罢教三天；清华、北大职员将响应”，“学生亦有罢课声援说”。（《北大、清华讲助员工联合会等为争取合理待遇告社会人士书》，《胡适来往书信选》，第372-373页）郑天挺多次给胡适去电、去函，报告罢工、罢教、罢课情况，指出秩序良好，但北平当局却开具十二学生名单，要来校捕人。郑天挺处处维护教工与学生的利益，尽可能地对他们加以保护。同时呼吁胡适尽快回北大，并希望他能发动其他大学的校长们共同为教工与学生们的利益而呼吁。

 

    后来传说北平行辕将撤销，各大学的办学自由，将有可能受到限制。1948年4月25日，郑天挺特致函胡适:

 

    适师尊鉴：

 

    读报，知国大通过建议政府加强剿总职权，凡中央各部会所属之学校均应配合剿总法令执行职务，北平行辕即将撤销，平津两市划入华北剿总。此事传说已久，今既通过，想在必行，但不知政府政策若何？北大有自由批评之传统，外间颇多误解，今后处境将益困难。不满现状而有所批评，其人或即最爱国最忠于党者，一概以奸宄视之，不惟不足以服其心，抑且为奸人张目。大学有其使命，学术研究应有自由，如无实际行动，在校内似宜宽其尺度。若事事以配合为责，奉行不善，其弊害不可胜言。五四在即，吾师能回平主持返校节否？至盼，至念。校中近日上课情形甚好，人心亦渐趋安定，请释厪注。端肃敬叩

 

    崇祺

 

    学生郑天挺谨上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北平

 

    （《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第39册，第99页）

 

    在思想上，胡适与郑天挺是一致的，二人皆坚守蔡元培以来的学术独立之传统。

 

    1948年：第三封信及相关背景

 

    1948年9月23日，南京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大会，胡适前往参加。当时余逊陪同其年迈的父亲余嘉锡出席此次盛会。期间，胡适交给余逊一封信，让他带给郑天挺，信封上题“敬乞余让之兄便带交郑毅生先生适之拜托”。信封背面是“北平东厂胡同一号”，乃是胡适在北平的住宅地址。信曰：

 

    毅兄：

 

    回电今早收到。今午见着锡予（汤用彤）与建功（魏建功），但我想，建功即须去台北，须一个多月之后才回来，恐远水救不得近火，故我未与建功谈大一主任事。今夜孟邻（蒋梦麟）夫妇请北平来的朋友吃饭，锡予先去，已将详情告孟邻兄了。我饭后去，余客已散，我告他，我与锡予已尽力设法，但逵羽（樊际昌）所任两事，都未觅得代者，奈何，孟兄仍恳求我们放逵羽南来。他确是需要一位能走动政府各上级机关的助手，并不仅是为了说写英文而已。

 

    前电锡予所草，原有“如君培（冯至）不肯，可商张天麟”之语，我想了一想，删去此意，一则张君新来，恐有不便；一则如此说法，冯君恐更不肯就了。

 

    大一事，能试商赵廉澄（赵乃抟）兄否？如不得已时，可试商王岷源兄，他是很能做事的，懂得语言甚多，可以说明年轻人。

 

    教育系代主任事，孟实（朱光潜）若肯担任，再好没有了！我怕他未必肯。

 

    武汉大学周鲠生兄坚邀我去武汉讲演几次，又拉了湖北省政府委员一人来，代表湖北面请。我没法子拒绝，（两年来拒绝了何止四五次）已答应坐船去，坐船来，可以休息几天。大概九月卅夜由京坐“江泰”船上去，约十月六日或七日可回到南京或上海。我北归大概在双十节后了。

 

    此事没有同你们各位朋友商量，千万请鉴谅。

 

    你拟的预算百分比，今天教育部长召集的校长会议大家都赞成，原则上算成立了。中央大学周校长指出，如果北大所谓俸给费是指实发之数，则15%还不够付电水！至少中大是这样！

 

    今天校长会议议决废止审查教授资格，（但须再开一次学术审议会作正式决定。）废止由部审查学籍及毕业资格，——可谓痛快！又议决废止总会考。

 

    此函原件藏于郑克晟（郑天挺之子）师家。原件乃写在六张便条上，没有日期，也没有落款，是一封残缺的信。绿色字迹，是胡适的手迹，信封上有胡适的签名，故无疑是胡适的亲笔信，这封信所谈数事都相当重要。

 

    第一，有关北大人事安排问题。这封信的原委，1945年秋蒋梦麟自从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位后，仕途并不大如意。1947年做国府委员，只是一个闲差。1948年由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联合设置“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负责制订并实施复兴中国农村经济的各种方案，蒋梦麟被任命为农复会主任。刚到一个新的机构，人手不够，于是蒋梦麟向胡适要调北大的樊际昌。樊际昌曾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与蒋梦麟友谊深厚。当时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并担任北大大学一年级主任（也即“大一主任”）和教育系主任。胡适只得应允蒋梦麟，樊际昌离开，他所留下的职位必须安排他人承担。

 

    所谓“大一主任”，乃是专管北京大学一年级新生的事务，管理新生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胡适将他与汤用彤商量的情况，写信告诉郑天挺。因为当时魏建功在台湾推行普通话教学的事务尚未结束，而冯至作为西语系教授，也不大可能担任此职。张天麟系山东人，后来兼任教育系主任。赵廉澄乃经济系教授，任系主任长达18年。王岷源为一刚从美国归来的年轻教师，教俄文、英文。孟实，乃朱光潜，朱光潜曾留学英、法，1933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四川大学，1946年又返回北大任教。胡适一一分析他们是否有可能承担“大一主任”或“教育系主任”之职，可见，当时大多数教授皆不愿从事行政事务，一个职位要求得合适人选，真让校长头痛。世易时移，今日风气亦变了。

 

    第二，有关校长会议废止审查教授资格、由部审查学籍及毕业资格、总会考之事。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条例，如1945年10月的《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1947年1月的《专科以上学校训育委员会规程》；1947年12月，又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而同时在开展的教育甄审活动，也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当时学生罢课活动相当频繁，教育部每每以各种名义控制约束学生，而胡适等支持的校长会议，决定全部废止教育部的有关审查，从而凸显高校办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与当时胡适所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息息相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天挺非常善于作经费预算，当时号称预算专家。1940年，他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总务长，每年的预算皆由郑天挺主持，也充分体现其行政才干。

 

    胡适此行直到10月22日，方飞回北平，当时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北平风声渐紧。1948年12月15日，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胡适与妻子江冬秀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离开北京。前一天，胡适写便笺给汤用彤和郑天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北大，他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也永远没有实施的机会。在汤用彤和郑天挺等人的维持之下，北大和平地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