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温和渐进的改革派

    荣禄是晚清政局中的当轴人物，特别是“自戊戌以后，中朝大官为环球所指目者，莫过于荣中堂一人”。但其为人低调阴鸷，时人便留下“荣险而狡”“荣之为人大率阴柔而谲诈”的印象，尽管一生多处政坛漩涡中心，波谲云诡，其行事风格却神龙见首不见尾，其人其事给后代留下太多深藏不露的隐秘。加上满族权贵大多留存文字不多，故而学界对荣氏的研究，一方面因其在晚清历史上的显赫地位，所以简单旁及的文字很多；另一方面又因传主的直接资料难寻，所以系统专论很少。不期想，这两年，一下子推出两本有分量的专论：一是2014年完成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刚的博士论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再是马忠文先生的同名新著。本文专评后者。

    该著饶有兴味处是确认了荣禄在晚清改革史上的行状和定位。1860年代以降的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处在不断的改革进程中。大致说来，从洋务运动开始循走的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甲午战败，马关约订，朝野上下莫不以为奇耻大辱，“夫以中国两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众，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慢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削，耻既甚矣”，由是转上激进改革的轨辙，至百日维新趋于沸点，戊戌政变发生，激烈改革戛然而止；转入两年左右（1898年9月至1900年9月）的朝政“反动期”，己亥建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交涉，国势跌落谷底，“新政”改革才又续起。荣禄的一生志业恰处此千年变局之中、移形换步之际。《荣禄与晚清政局》一书指认传主属于“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是温和渐进的改革派。戊戌维新前的荣禄致力于军事方面的改革；戊戌政变后的荣禄在练兵、筹饷、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与保守派斗争，使若干改革成果得以保存；庚辛之际的荣禄又为新政推行开创了新局。

    是著的主题是探幽揭秘地研判了荣禄在晚清政局中的作为，书中对此着墨甚多，不乏独到见解。作者认为：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荣禄的命运，为应对战局，荣禄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决策。他的政治活动空间开始超越先前的旗务系统，得到全新拓展。随之，汉人势力受挫，荣禄、崇礼等满洲权贵势力增强。从满汉力量的消长和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化看，甲午战争都是转折点。荣禄负责编练新军，实际上开始扭转自咸丰末年湘、淮系兴起后地方督抚控制军权的局面。而嗣后荣禄与刚毅的矛盾与权力冲突则成为清廷内部一条十分突出的主线。作者还通过对晚清政局中的重大事件——戊戌政变的分析认定荣禄通过策动慈禧训政，来达到中止光绪帝推行激进改革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变的主谋之一。其实，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界经常谈论的原因之外，仅从改革派的组织样式来看，便先天不足。戊戌变法某种程度上是帝党与维新派联合发起运作的产物，两派的联合，也即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所附庸的小圈子与转型中的某些新知群体小圈子的结合，说白了，就是光绪与康、梁党人小圈子的结合，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前此都是些“或抑屈下僚”“或隐处岩穴”者，光绪将这些“侧陋冗散”无足轻重的人物拔擢成为改革大业的策划者，在官场政治势力配比中，作为维新派是极边缘，作为帝党是极核心，边缘与核心的骤然合作，缺乏内部的整合适应和层级联系，少了递进的组织架构和上传下达的机构人员，也缺失中央到地方各衙门的配合和人们的心理渐进准备。这种两极式的跨界结合，失却了整个的中间地带或各中间承接环节，各项宏图大略的顶层设计难于逐级下达贯彻践行，而荣禄等便是这广阔中间地带具指向意义的人物。

    是著认为：“荣禄是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改革的大力倡导者和实际主持者”，实为确论。荣禄为官当差，多数时间在军界，是新军创建的重要领导人。晚清的改革方略，总是军事改革先行一步。洋务运动时期如此，先有新式练兵、装备新式武器、创办军事工业的“求强”阶段，过后才有创办民用工业的“求富”阶段；维新和新政改革也如此，新军的改建早在甲午年间就开始，而维新和新政的推行却是从戊戌和辛丑年间才铺开。因为军事改革不能单兵突进，由军事改革又牵引出经济、外交、政治、文教等领域的变革，军事改革因此而具有特出的地位和功用。荣禄先是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又出督直隶例兼“北洋大臣”统领近畿各军（“北洋”概念的演变便是荣禄军事居重的明证：“北洋”最早仅是泛指中国北方近海的地域概念。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督兼北洋大臣，遂从地域概念变成官职概念，职掌是办理外交洋务。到荣禄接任，“北洋”含义再变，外交意味淡去，军事意思独显。到袁世凯的“北洋”，甚至渐成统治中国的军阀集团的简称）；再后创建武卫军。这是传主生平最重要的功业。自此，中央练兵机制被固定下来，后来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及各省编练新军，也是在此机制的统一规划下进行。

    是书于平实中见底蕴，于考辨中见真迹，不故作耸人听闻之语，不作当下时髦的大起大落的翻案文章。作者以知人论世为撰著旨归，这是一个说来平常却很不易实现的目标。荣禄生前逝后，对其评介已是见仁见智，誉之者有“昔年只手挽狂澜，弭患萧墙辟异端”之赞；贬之者谓“以荣较莽，祸且十倍”，将其视为王莽式的奸诈人物。此乃当世，遑论后代。“知人”不易，荣禄既为神秘“故人”，当有不少蜿蜒曲折引人入胜的故事揭秘，该著少了一点娓娓道来的讲故事。“论世”更难，该著秉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写史良法，因史料证据的不足，有些问题尚有继续挖掘资料深入研究的空间，诸如：作者认为戊戌政变公案的细节原委已经了然清楚，未必。戊戌政变中荣禄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认荣禄是政变的策划者，直接证据若何？新政伊始，正是荣禄权势最隆时，其作为如何？总之，马忠文先生的力作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存有少许疑问。但的确是往知人论世的方向不懈努力了的。